穿梭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漫游者——访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

蒂莫西·伯恩斯（Timothy Burns），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长期深耕古典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学者。他不是坐在书斋里推敲概念的学院派，他是《莎士比亚的政治智慧》《施特劳斯论民主、技术和自由教育》等著作的作者，也是帕尔格雷夫·麦克米兰（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出版的“重启政治哲学”丛书的副主编。但每当走进中国园林、站上古城墙时，他更愿意像一位穿梭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漫游者，去观察一个文明在高速变迁中如何安放传统，又如何在当下延续它的生机。

蒂莫西·伯恩斯（Timothy Burns）

受访者/供图

伯恩斯心中的古典学，不是把文本当作陈列的文物，更不是借古人之口复述现代人的牢骚。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伯恩斯，探讨了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永恒问题的当代意义，以及古典学学者应有的治学态度等问题。

古典遗产与现代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报》：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设有四个平行分论坛，分别聚焦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全球变局下的和平与秩序、数智时代的人文精神。您如何理解这四项议题的学术意义？

伯恩斯：这四个平行分论坛都围绕同一个核心问题展开，那就是古典与现代的关系。这一议题设置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正视了从古至今的现实巨变，这种变化贯穿于我们对教育、友谊、共同体、和平与秩序的理解中。

关于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西方思想传统主要提供了三种解释。哪一种更具说服力，对我们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以及从哪里开始理解、如何开始理解，至关重要。第一种解释认为，现代性意味着一种无条件的进步，在征服自然尤其是通过技术征服自然方面，现代已经全面超越了此前的各个时期。第二种来自海德格尔，他将现代性视为存在论上的一次错误转向，认为对“存在”本身以及“认识”的意义的理解产生了根本性的偏差。这一偏差的根源虽可追溯至古代，但直到现代，尤其在笛卡尔那里，才真正成形。第三种与列奥·施特劳斯相关。在他看来，现代性意味着与古人的一次自觉决裂。

《中国社会科学报》：

您刚才谈到，西方思想传统对古典与现代的关系有三种解释。中国哲学对这一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并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理解当代生活的视角。能否结合您在中国见到的具体文化现象，谈谈古典传统和精神是否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伯恩斯：请允许我举几个例子。我多次访问中国，参观过不少园林，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杭州西湖周边的壮丽景致。宝塔、凉亭、楼阁错落有致，掩映在茂密的林木和花草中。这样的地方引人沉思，也让人对当年建造它们的人心生感念。我还注意到，普通人家的阳台上也常常摆满盛开的盆花，那种葳蕤繁茂的样态，让我这样的外国人联想到西方园林中的“英式风格”，而非修剪齐整的法式风格。

中国城市化速度惊人，许多人住在现代化的高层住宅里，日常生活中亲近传统园林的机会不多。但这些历史悠久的园林依然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文化遗产。在我看来，这正说明中国希望在现代化进程中妥善保存并深刻理解自己的过去，而不是以“进步”之名轻率地加以否定。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期间，主办方安排了“走读中国”活动，与会学者们参观了多个城市新建的博物馆。我始终觉得，一个时代最珍贵的遗产，是当时活生生的人的思想。就中国而言，在流传至今且影响深远的思想中，可以说孔子的思想是极具代表性的。我注意到，无论是北京孔庙中的碑文，还是故宫中的匾额上，都出现了“德”字，甚至细列了各种具体的德行。这让我深切感受到，中国与古代或古典时期的西方之间存在着某种共通的理解根基，而这种根基恰恰为双方富有成果的对话提供了可能。近年来，中国对古典学的投入日益增加，令人感念。我衷心期待，这种努力不仅能惠及世界各国的古典学研究，也能为中国自身结出丰硕的果实。

《中国社会科学报》：

今天，我们身边充斥着失落的价值观、断裂的传统、不断升级的冲突，以及正在挑战人之为人的技术。古典学如何帮助现代人就这些问题开展对话？古典学中有哪些智慧值得我们汲取？

伯恩斯：作为一门学科，古典学为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让我们得以温故而知新。古人所面对的部分问题既不过时，也不局限于他们所处的地域，而是文明始终要面对的一类永恒问题。认真审视这些问题，是我们理解自身时代与处境的起点。既然问题是永恒的，过去给出的答案或许也仍有价值，能提供一些我们在技术转型时代容易忽略的洞见。

技术本身恰好就是这类永恒问题之一。技术，即运用科学或哲学改造既有世界，是在现代之初被正式提出的，堪称现代性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技术也意味着对“自然”持有一种特定态度，即对哲学家们历来所声称存在的那些恒定而可理解的必然性持有一种特定态度。

古典哲学对待自然的态度是理解它。古人既不认为人的善等同于遵从由一种关于整体的诗性叙述支撑的传统，也不认为改造既有世界以通往一个光明未来是可能的，在这样一种未来里，一切阻碍人类幸福的自然因素都将被克服。可以说，他们自觉地拒绝了技术，认为那将导致人的非人化。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以及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和《居鲁士的教育》中都有体现。

而培根、牛顿、笛卡尔和霍布斯的著作则充分体现了现代的、新科学的态度。这种态度将自然视为需要征服的对象，用培根的话说，是为了改善人类的处境，或者是为了实现一切可能之事。我们是这个新方案的继承者，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已被技术彻底改造，也已被祛魅，而这正是他们所期待的。那么，现代人的智慧是否随着力量一同增长？如果没有，古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否更合理？如果合理，其依据何在？他们又是基于何种理性论证给出那种态度的？

古典与现代的抉择，并非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那样简单，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认真审视那些被技术进步所遮蔽的永恒问题。

文明视野下的永恒追问

《中国社会科学报》：

我们今天研究古典，还能从中发现哪些关乎文明走向的永恒追问？

伯恩斯：技术及其对文明的益处，只是我们可以走近古人并向他们学习的诸多永恒问题之一。在此我想邀请读者朋友们一同思考部分此类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古典学之于现代的真正意义。

作为个体，也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我们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什么样的人生才算真正圆满？安全、健康、富足和享乐，难道就是生存的全部意义吗？还是说它们只能算作更高追求的基础？当我们说“更高”的时候，指的正是那些自带尊严也能赋予人尊严的事物。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有了尊严？是什么让一个人的生命值得被尊重甚至被敬畏？人类又凭什么觉得自己在品级上高于动物？

正义的完整含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辨别出两个层面：一是把每个人公平应得的东西给予他；二是在此基础上，还要求我们去关心整个社会的共同福祉。正义凭什么在这样两个层面上对我们提出要求，以至于我们感到有义务去尊重和捍卫正义，甚至在需要付出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时候，也心甘情愿？这种把个人利益自觉地让位于自己所坚信的正确之事的能力，难道不正是人之为人的尊严所在？

践行正义与其说是自我牺牲，不如说是自我成就。然而，这里也藏着一个更深的问题：当我们说正义为善，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为善，又是对谁而言为善？其他德性如勇气、慷慨和仁慈，它们自身的价值中是否也隐藏着同样的难题？这些德性哪一个不要求我们无私、超越自我，却又同时对我们实现有尊严的自我成全至关重要？这些德性各自的内涵是什么？它们彼此之间，以及它们与正义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一个社会的共同善，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包含对这些德性的共同培育？

以上所谈的，是人类超越自身的一些关键面向。但这些面向最热烈的表达，往往出现在爱与友谊之中。爱、友谊和家庭对我们的期许，与正义及其他德性对我们的要求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些不同的期许和责任之间，难道不存在深刻的紧张甚至冲突？我们又该如何面对那些张力？

当这些追问真正进入我们的生命体验时，它们会带我们走向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们会意识到自己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天地之间，而是置身于一个更大的宇宙秩序中。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远不是这个秩序的主宰者，甚至未必是它的顶端。面对自然，我们会生出一种敬畏，一种我们只是其守护者而非拥有者的感觉。这种敬畏感和责任感的含义究竟何在？它的根基又在哪里？我们所敬畏的那个“自然”，其背后的终极来源是什么？在我们唤作“自然”的万事万物之上或背后，是否还存在着一个更深层次的实在？

放眼世界，各文明的古代文本灿若繁星。它们提供了深入这些永恒追问的入口，让我们从中生发出面向未来的新智慧，并将这些思考传递给更多的人。

以真正严肃开放的态度对待古典文本

《中国社会科学报》：

能否请您谈谈古典学学科定位的今昔差异，以及这种变化因何而起？在这一转变之后，今天的古典学学者在治学态度和方法上应当警惕哪些偏差？

伯恩斯：我们今天所说的古典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对永恒问题及其相应答案的探究。但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原因之一便在于启蒙运动。那是一场自觉而有意识地旨在让世界“祛魅”的思想运动。

列奥·施特劳斯提出，霍布斯所构想的现代方案，其运作有赖于削弱乃至消除人们对不可见力量的恐惧。这需要一种极其彻底的方向转变，以至于只能通过对世界的祛魅、科学知识的普及或大众启蒙来实现。

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古典学学者正在以适当的谦逊去阅读过去各个文明中那些最伟大思想家的著作，抱着向他们学习的态度，或许能为我们走出当下这个前所未有、在某些维度上堪称严峻的时代困局，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

在抓住新的发展机遇、促进文明间对话和互惠的同时，现代古典学学者需要避免两种危险。其一，是以一种不严肃的态度对待古代文本。具体来说，就是把文本“语境化”，把每一篇文本都当作陶匠手中的黏土。如此一来，文本最终只说出我们想让它们说的话，学者往往只是将对现代文明的不满投射其中，再反过来责备文本。这种态度本质上是对理性的拒斥。

反过来，如果每一位学者都能把文本当作通往真知的道路，以理智的诚实和学习的意愿去接近它，同时充分意识到古人所运用的写作策略，那么那些令人眼前一亮的、不常见的洞见就会浮现出来。学者之间的共识可以印证一个人的洞见和理解；而分歧能激发思考，促使我们更耐心、更仔细地阅读，反复检验其中的论证。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那种在共同求索中产生的严肃友谊才得以生长。

其二，是一种虚假的开放心态，也就是视角主义。这种态度说到底不过是“同意保留分歧”，或假装尊重自己认为错误的观点，而不是进行真正有尊严的对话。我指的正是所谓的“庆祝差异”，那其实是一种知识上的相对主义和部落主义，是让自己的观点免受严肃审视的手段。对于那些共同投身于求真的人来说，花时间去表示不同意见并阐明自己的理由，实际上是一种尊重，是把不同学派的古典学研究真正当回事。每一名古典学学者，都需要对真知保持开放。这意味着在探索古典精神、直面现代处境的过程中，我们愿向任何思想资源敞开心扉，也随时准备在充分的理由面前修正自己的判断。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姚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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