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太平年》之后，我们还需要一部《吴越国》？

我一直说，我希望我们这部纪录片更应该叫“吴越王”。

为什么不呢？如果不读懂吴越王，何以读懂吴越国、陌上花开、三世五王、人间天堂、纳土归宋？

那么，吴越王是谁？

钱镠（852年—932年），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创立者，庙号太祖，谥号武肃王。在中国漫长的君王谱系中，他并非最显赫的名字——没有秦皇汉武的鼎鼎威名，没有唐宗宋祖的赫赫武功。即便于杭州城，千百年来，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还是唐代白居易、宋代苏东坡；而那个在唐宋之间真正奠定杭州千年繁华的人，那个承唐启宋于乱世间延续中华文明的人，却被历史的烟尘湮没。如果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一幅壮美长卷，那么，五代十国历史就是一个被忽视太久或者被误读太深的段落，尤其吴越国，更是唐宋之间两宋之前不应忽视的一个华彩的篇章。

我想，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吴越王”。我们要做一部关于勇者、智者、王者与长者的史诗。所以，纪录片《吴越国》的创作，不只在于选择怎样的制作执行的方法逻辑，而在于认知是基于什么样的精神逻辑。

勇者 乱世孤勇者

“余自束发以来，少贫苦，肩贩负米以养亲，稍有馀暇，温理春秋，兼读武经。十七而习兵法，二十一投军。”

这是钱镠在《武肃王遗训》中的自述，寥寥数语，道尽了一位乱世英雄的人生起点。而有关钱镠出生，却像极了我们熟悉的民间叙事的大王出世。抛开所有的这些语焉不详和传说迷雾，我们可以获得准确历史文献的信息是，在钱镠出生的公元852年，还有后梁太祖朱温、南吴太祖杨行密和楚武穆王马殷，命运把他们与大唐帝国终结的大历史交织在了一起。有关钱镠还有一个确凿的记录是，他16岁便开始冒险贩卖私盐，往来于浙江海盐和周边安徽诸地，用肩膀扛起了生计。但我们也知道钱镠并非寻常的私盐贩子。他胸有丘壑，“常与群儿在石镜山前一株大女贞树下行军游戏，指挥颇有法度”。21岁那年，他为护卫乡里而毅然投军，从此走上了一条刀头舔血的英雄之路。

乾符六年（879年），黄巢军数万人南下临安，时任董昌八都兵偏将的钱镠以少胜多，智退黄巢军。此后数十年间，他身经数百战，“其间叛贼诛而神人快，国宪立而忠义彰”，一步步从偏将升迁至杭州刺史、镇海节度使，一剑东南定长鲸，直至镇守两浙十三州。在那个“四方豪杰并起”的血色黎明中，钱镠凭一身孤勇，从最底层的私盐贩子杀出了一条通往王座的血路。

我们的镜头从临安功臣山下婆留井开始。

但是我们想呈现的不是一个被神话了的君王，而是一个血肉饱满的“勇者”——他的勇，不在于天生神力，而在于明知前路凶险却毅然弯弓上马的决绝，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忠大勇大义者。尤为重要的是，熟读《春秋》的钱镠，与董昌、杜稜这些始于微时的生死兄弟，因为对于忠、义的不同理解，走向了迥然的人生终局。

智者 遗训哲思者

钱镠的独特，不仅在于他能打天下，更在于他能治天下、传天下。他为后世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凝聚在“八训”与“遗训”中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策略。

公元912年，钱镠亲订《武肃王八训》，以晋代以来大族衰亡为鉴，严正家教。临终前，他又留下十条“遗训”晓谕子孙，其中最核心的训诫只有寥寥数语：“第一：要尔等心存忠孝，爱兵恤民。第二：凡中国之君，虽易异姓，宜善事之。第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圣人云顺天者存。又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

短短百余字，是钱镠一生智慧的结晶，也是吴越国七十多年国祚延续的精神密码。他看透了乱世的本质——争逐权力者终被时代遗弃，唯有守护百姓者才能被历史铭记。他深知吴越地狭兵少，无意逐鹿中原，并确立“奉中原正朔”的基本国策。他不仅自己拒绝称帝的诱惑，临终前还反复叮嘱子孙：“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

这份智慧最终孕育出了中华家训史上的瑰宝。《武肃王八训》和《武肃王遗训》经后世整理归纳，形成了著名的《钱氏家训》，全文共544字，其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之语，至今仍是中国家训中最振聋发聩的箴言。而可以与这个遗训形成互文的，正是那封情感饱满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家信。缓缓归，是钱氏家族千年兴盛的温柔河床，也是我们讲述和阅读吴越王故事应有的核心节奏和灵魂通道。

我们希望以钱氏后裔对家训的代代传承为叙事线索，让这部家训完成千年以降延及当代的完整叙事。吴越王的故事，是武肃王的故事，是三世五王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千年家训，一脉相承。我们想告诉观众：这部纪录片要拍的，不只是一位王者的故事，更是一部穿越千年的江南望族的精神史。花开花落，不徐不疾，潮起潮落，生生不息。

王者 安民睿见者

钱镠的“王者”格局，不在于他“地方千里，带甲十万”，而在于他始终把“民”字放在所有谋划之上。“十四州百姓系吴越之根本。”《武肃王遗训》中如是说。这绝非空话。在“世方喋血以事干戈”的五代乱世，各路枭雄你争我夺、生灵涂炭，而钱镠选择了另一条路——“我且闭关而修蚕织”。他以“保境安民”为国策，对内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对外不称帝、不挑衅、不扩张，以一隅之力护佑一方百姓。

钱镠从保护乡民的朴实愿望起兵，一生最在意的也不过“衣锦还乡”。吴越国在内政上最大的成就，是兴修水利、建设城市。钱镠深知钱塘江水患是杭州发展的致命威胁。公元910年，他调集二十万军民，在钱塘江北岸开启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水利大会战，采用创新的“竹笼填石法”，从六和塔到艮山门修筑了一道绵延数万丈的捍海石塘，彻底根治了潮水之患，留下了“钱王射潮”的千古传说。他还多次修筑杭州城墙，使杭州城的规模比隋朝时扩大近一倍，奠定了这座千年古都的城市格局。此后，他又在太湖流域造堰蓄洪，疏浚西湖，整理鉴湖，使两浙之地真正成为“鱼米之乡”。

后世百姓亦称钱镠为“海龙王”，两浙之间颂声载道。明代学者朱国桢评价吴越国纳土归宋之举：“且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这句话虽然说的是钱俶，但其精神源头，正是钱镠种下的那粒“不杀一人”的种子。其实，见诸正史的吴越王的史迹并不多，无论是钱王射潮，还是保俶盼归，更多的是吴越故地千年流淌的民间情感与神话般叙事。钱镠捍海射潮和三筑杭城，堪称另一个版本的愚公移山和大禹治水，其背后是江浙人的生存智慧和政治哲学。

所谓神话，不啻于百姓们给王的加冕。

钱镠的远见更体现在“善事中国”的战略格局上。他始终恪守“奉中原正朔”，不断遣使进贡以证心迹。在五代十国的刀光剑影中，吴越国凭借这份政治智慧，成为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百姓生活最安定的一隅乐土。钱镠的虑远卓见不仅保住了吴越国72年国祚，更为半个多世纪后钱俶“纳土归宋”、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平统一埋下了最关键的伏笔。

我们把最重要的镜头聚焦于神话传说般的射潮捍海、投龙问简和陌上花开这些吴越国历史名场面，用纪实与近于视觉奇观相结合的画面呈现这位“人间天堂奠基人”的真正力量。更重要的是，通过生动的纪实叙事，实现“人间与天堂共生，历史与现实互证”的影像体系构建，展现一个王者超越时代的大局观给今天吴越故地带来的幸福感：王者夫人的车马，会缓缓回到锦绣湖山。花还在开，归人，还在路上。

长者 孤独守望者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最容易被忽略、却最令人动容的维度：钱镠的“长者”身份。

钱镠生于852年，卒于932年，享年81岁。在那个“五代十国皇帝平均寿命不到40岁”的乱世——朱温61岁被亲子所杀，李存勖42岁兵变身亡，石敬瑭51岁忧愤而死，柴荣39岁英年早逝——钱镠的81岁高龄，堪称一个令人震惊的异数。他比朱温多活了20年；他去世时，宋太祖赵匡胤还只是个五岁孩童，宋太宗赵光义尚未出生；他几乎经历了从晚唐到五代十国最动荡的巨变，亲眼看着一个个雄主在刀光剑影中倒下，而他自己始终稳若泰山。

这是怎样的孤独？

当我们把镜头对向那个烽火四起的年代，会看到一幅令人唏嘘的画面：钱镠的昔日盟友和大哥董昌，因越州称帝被钱镠亲手平定；曾经的一生之敌和儿女亲家杨行密，早逝于江淮烽火之中；北方的劲敌与盟友朱温、李克用、李存勖，一个个在权力的巅峰上骤然坠落。到了晚年，钱镠身边的老面孔越来越少，而朝堂上的年轻人越来越陌生。他是那个时代最后的幸存者，一个孤独地见证了整个时代沉浮的长者。

这份孤独，也许是他能够长寿的根本原因之一。据载，钱镠不似其他君王那般通宵宴饮、奢靡无度。他每天卯时起床，习“八段锦”，午间必午睡，戌时就寝，饮食以清淡为主——“每餐一荤一素，米饭不过三碗，酒不过三杯”。有人劝他宵衣旰食、日夜操劳，他淡然回答：“身体垮了，拿什么治天下？”这份近乎“佛系”的养生哲学背后，是一个历经沧桑的长者对生命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理解。

在有限的记录里，我们曾经看到钱镠一生推崇《春秋》，辞世前有所谓子孙围绕诵读《春秋》的传说。但是我最后放弃了这个场景的复原，不只是因为起源于传说的叙事，更在于我希望他的最后离开，应该有一场缓缓花开之上的春雨。

钱镠的长寿，根本原因在于他内心的安宁与笃定。当其他枭雄在争名逐利中耗尽生命时，钱镠却因“不争”而“天长地久”。这个悖论，恰恰是他给予今人最宝贵的人生启示。

我们的镜头将用强烈的今昔对比时空折叠来呈现这一主题：一边是中原大地战火纷飞、帝王如流星般转瞬即逝，一边是杭州城内堰闸安好、稻花飘香的宁静画面。钱镠就站在今天的杭州南山路钱王祠之前，永远像一个不动声色的长者，静静注视着时代的潮起潮落。在这个场景里，我们还可以听见钱氏后裔对于家训的诵读和书写，让跨越千年的血脉之声，与千年前的武肃王隔空对话——这种“长者”的力量，穿越时光，依然在今日的钱氏家族中脉脉流淌。

为什么说，我们欠他一部真正的纪录片？

千年之间，大众对杭州城的认知，仍然更多地停留在白居易和苏东坡。这并非苛责观众，而且心中有杭州有百姓的白居易和苏东坡值得杭州人的永恒怀念，但这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在唐宋两座文化高峰之间，那个真正奠定“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孤勇者，那位以“善事中国、保境安民”护佑两浙百姓近百年的吴越王，被时代遗忘在了历史的夹缝之中。

我们今天要拍的，不是一部君王传记，而是一次对历史记忆的郑重打捞。从勇者到智者，从王者到长者，钱镠的一生浓缩了五代乱世中最稀缺的品质：在黑暗中杀出血路的勇气，在杀戮中坚守仁心的定力，在争雄中保持清醒的远见，在喧哗中独守寂寞的坦然。而这一切，最终凝结在钱氏家训那穿越千年的字句之中，凝聚在杭州城的每一寸湖山之间。

九百年前，苏轼在杭州任通判，应邀撰写《表忠观碑》，盛赞钱氏三代五王仁德，吴越百姓“至于老死，不识兵革”，欧阳修说吴越王“有德于斯民甚厚”。今天，我们要用镜头重新书写这篇跨越千年的“表忠观碑”，让这个时代的观众真正了解：在白居易和苏东坡之间，在唐宋两座高峰之间，曾经有一个名字叫钱镠。他不仅是吴越国的创建者，更是杭州城的缔造者、纳土归宋的发愿者、千年家训的书写者、中华文明的传承者。

从这种认知出发，我们不妨称钱镠是一位仁者。在那个”以杀伐为能事”的五代乱世，钱镠的“仁”显得尤为珍贵。他证明了：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兵戎杀伐，而是来自守护；真正的伟大，不是一城一池的版图，而是让百姓免识刀锋；真正的不朽，不在功德碑文上，而在文明传承和天意人心。他不只属于吴越故地，更应该属于那一脉难得的、以苍生为念的仁者王道传统。（作者系一级导演、纪录片《吴越国》总导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