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首义都督黎元洪》（裴高才著）、《柔暗总统黎元洪》（李书源著）、《辛亥革命史》（王天奖、刘望龄著）、《北洋述闻》（张国淦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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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9月17日下午，黄海大东沟附近的海面上，炮声已经持续了整整五个小时。
广甲舰的管轮舱里，到处是机械运转的轰鸣和弥漫的硝烟味，一个三十岁的年轻管轮军官紧盯着舱内的压力表，耳边传来甲板上的惨叫声和金属碎裂声。
广甲舰是铁肋木壳结构，排量最小、甲板最薄，跟日本的钢甲战舰放在一起根本不是同一级别的东西——开战前，这个管轮就已经对这一仗没有什么信心了。
下午三时许，随着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突然下令脱离战场，大队左翼瞬间崩溃，广甲舰管带吴敬荣见状也跟着调头撤退，在大连湾外三山岛古今海域触礁搁浅，动弹不得。
船搁浅了，日舰随时可能追来，官兵四散，这个管轮只剩下一条路——跳海。
他从广甲舰的甲板跳入黄海，在冰凉的海水里拼命挣扎，最终被救上岸。
这个落水的年轻管轮，叫黎元洪。
就是这个从甲午战场上狼狈逃生的人，后来两度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就是这个一辈子背着"床下都督""懦弱无用"骂名的胖子，在北洋军阀刀枪环伺的年代里，做出了一件无数人都没有勇气做的事……
【一】从黄海捞起来的那个人——一段被遮蔽的早年史
要说清楚黎元洪，必须从他的出身讲起，因为很多人对他的误解，恰恰来自对他早年经历的无知。
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10月19日生于湖北黄陂县木兰乡黎家河，后人称他"黎黄陂"。
父亲黎朝相曾跟着清军打过仗，后来退伍，辗转带着家眷投靠驻扎在天津北塘的直隶练军，在那里安家落户。
黎元洪少年时代在北塘读私塾，读书极为刻苦，据其子黎绍基后来回忆，父亲年少时经常在昏暗的灯下读书至深夜，以致双眼疼痛，仍不肯停下来。
1883年，黎元洪十九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读的是管轮科，专门学习蒸汽机械和炮舰驾驶技术。
这所学堂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教学严格，课程繁重，老师里有严复、萨镇冰等人。
严复后来对他的评价是四个字："德高才疏"——这个评语颇为微妙，一半是赞许，一半也是点到为止的实话。
从水师学堂毕业后，黎元洪被派往广东水师，在广甲舰充任三管轮，主要职责是管理机器开关、煤火储料，负责巡视琼崖、虎门、汕头一带海域。
后来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保奏，他先后从把总晋升为千总，从三管轮拔充为二管轮，顶戴也从六品换成了五品。
那是他人生中相当平稳的一段时间，技术扎实，工作勤恳，算是那个年代一个合格的职业军人。
1894年，这段平稳被甲午战争打断了。
广东水师的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巡洋舰，因为此前一直滞留在北洋水师参加合练，便就此编入北洋舰队参加了黄海海战。
广甲与济远同编一个小队，位于北洋舰队最左翼。
9月17日下午，两军在鸭绿江口大东沟附近的黄海正式交火，北洋舰队对阵日本联合舰队十二艘军舰，无论数量、吨位还是航速火力，均处于劣势。
开战不久，超勇、扬威相继中弹起火，致远舰被日舰集中围攻，管带邓世昌驾舰冲向吉野号，中弹后沉没。
在这个关键时刻，左翼的济远管带方伯谦以"船头裂漏水，炮均不能放"为由，于下午三时三十分左右率先脱离战场，向旅顺方向撤退。
广甲舰管带吴敬荣见状，跟着调头逃跑，结果在大连湾外三山岛古今海域触礁搁浅，动弹不得。
大连湾的浅滩上，黎元洪跳海逃生，从冰凉的海水里被人救了上来。
这一跳，结束了他十二年的海军生涯。
后来的史书对广甲这条线的记录非常简短，多数人记住的是邓世昌驾致远冲向吉野号的壮烈，极少有人去追问那个触礁搁浅、全员逃散的广甲舰上，有没有人值得记住。
从旅顺出发，黎元洪辗转回到湖北，在军队里摸爬滚打了几年，最终进入了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视野。
张之洞正在推行新军编练，看上了黎元洪在水师学堂受过的正规军事教育，委以重任，让他负责督练新军。
从那以后，黎元洪在湖北一待就是十五年。
这十五年里，他先后三次赴日本考察军事制度，带回了一批留日军官，大力推动湖北新军按照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方式重新编制训练。
他担任的是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是湖北军界仅次于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的二号人物。
在他的主导下，湖北新军的训练和战斗力在全国各省新军中颇有名气，就连当时朝廷派来视察的重臣铁良，看过湖北新军的内务和操练之后，都在奏折里称赞"沿江各省第一强兵"。
可以说，1911年武昌城里那支敢于起义的新军，有相当一部分的底气，是在黎元洪的十五年练兵中积累出来的。
只是他自己，大概没有想到，这支军队有一天会把枪口对准他效忠的那个朝廷，而他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以一种极为狼狈的方式，成为那段历史最显眼的那张脸。
【二】那个被从暗处拖出来的都督——一夜之间的"黄袍加身"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
新军工程营的士兵率先起事，革命党人蔡济民、熊秉坤等人在城中各处发动，短短数小时，武昌城内的清军防线土崩瓦解。
湖广总督瑞澂连夜逃上楚豫兵舰，顺流而下，跑了；
新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带着亲随逃往汉口租界，也跑了。
武昌城里一夜之间换了颜色，但混乱之中，最紧迫的问题立刻摆上了台面：谁来当领袖？
革命的骨干人物，不是远在外地，就是已经在此前的镇压中牺牲，留在武昌的多是基层士兵和小头目，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资历和号召力撑起场面。
10月11日，首义革命党人、湖北各议局议员和绅商代表召开联席会议，核心议题只有一个：谁来当湖北军政府都督？
有人提到了黎元洪的名字。
这个名字在起义之前就在革命党内部被讨论过。
文学社和共进会曾经有过约定，一旦举义成功，就以黎元洪出任都督——原因并不复杂：他精于军事，在新军中威望高，士兵服他；
他对革命党人没有恶意，甚至曾暗中保护过几名革命党员；
更重要的是，他的名字在湖北商界和立宪派士绅中有分量，能让那些原本观望的各方势力放心靠拢过来。
当天，黎元洪躲在一个同僚的私宅里。
革命党人找上门来，他连称"莫害我，莫害我"，坚决不肯出来。
革命党人朱继烈甚至以死相逼，但黎元洪就是不动。
最终，革命党人失去耐心，几个人强行把他架了出来，押进了湖北军政府。
"床下都督"这个外号，就是从这段故事里来的，版本各异，但核心只有一个：此人是被拖出来的，不是主动站出来的。
这让后世很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永远定格在了"窝囊"二字上。
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各国领事宣布中立，他于1911年10月17日正式举行祭天大典，宣告就任都督。
随后，他与黄兴等人共同指挥革命军抗击北洋军，在都督府和前线之间辗转奔走，八十多天和衣而睡，不敢懈怠。他指挥革命军打走了张彪，击退了瑞澂。
更重要的是，朝廷派来的海军舰队出现了——领军的萨镇冰，恰恰是黎元洪在北洋水师学堂时期的老师。
黎元洪秘密遣人策动，晓以大义，最终萨镇冰以"旧病复发"为由宣布撤离，海军舰队倒向了革命一边。
这一手，没有二十年的积累和人脉，根本做不到。
当时有市民奔走相告："黎协戎居然革命，足见这不是草莽闹事。"
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非常实际的信号：黎元洪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张让各方势力放心入场的通行证。
他的出现，让这场革命在社会层面的合法性大大提升了，原本观望的立宪派和商界纷纷倒向革命阵营，让武昌起义的影响范围从一个城市的兵变，迅速扩展成了席卷全国的大势。
这一点，他的老对手和批评者，都不得不承认。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被选为副总统兼鄂督，正式登上了全国性的政治舞台。
孙中山和胡汉民都公开肯定过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称他为"民国第一伟人"——这个评价当然有外交辞令的成分，但也反映出彼时各方对他作用的基本判断。
然而，民国的舞台上，有功劳未必有实权，这个道理，黎元洪很快就体会到了。
【三】副总统的那些年——瀛台软禁与"三封三辞"
袁世凯上台之后，黎元洪的处境迅速发生了变化。
副总统这个头衔，在袁世凯的体系里，不过是一个必要的装饰品。
1913年12月，袁世凯以"共商国是"为名，把黎元洪"邀请"入京，将他安置在瀛台。
美其名曰礼遇，实为软禁。
1914年1月，国会被袁世凯解散，黎元洪的副总统职权形同虚设，他被安排兼任参政院院长，这是个咨询性质的虚职，什么实际权力都没有。
在那段时间里，黎元洪的日子过得相当压抑。
总统府的警卫名义上是保护他的，实际上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连他的来往电报都要经过审查。
袁世凯把他当成一枚棋子，摆在那里，随时可以拿出来用，随时可以再放回去。
1915年，局势急转。
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各省督军、巡按使开始纷纷通电"劝进"，朝野上下被一股声浪裹挟着朝着称帝的方向推进。
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里，有一件事很重要：让黎元洪站出来表态支持，可以让这场帝制运动显得更加"众望所归"。
但黎元洪就是不表态。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登基后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副总统黎元洪为"武义亲王"。
这道封爵令措辞堂皇，历数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和建国过程中的功劳，要"带砺河山，与同休戚"。
送封的官员到了东厂胡同黎元洪的宅邸，被拒之门外——黎元洪事先就放了话：我不是武义亲王，任何以这个名号送来的东西，一概拒收。
袁世凯没有死心。
第二天，派人送来公文，封面赫然写着"武义亲王开拆"四个字。
黎元洪看到之后当场大怒，说"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武义亲王之公文"，命人原封退还。
秘书急得团团转，想方设法换了被拆开的公文信封，才总算退了回去。
到了年底，袁世凯照例送年礼，帖书上写"赏武义亲王"，黎元洪拒收。
袁世凯改用"姻愚弟"的私人落款，他才收下来。
这来来回回的拉锯，史称"三封三辞"。
从表面上看，这像是两个人在争一个称谓的虚荣。
但那个时候，黎元洪住在北京，周围都是袁世凯安插的耳目，所谓"卫队"实为监视，所有人都在等着他低头，整个官场都在朝着帝制的方向倒去，连后来的北洋大佬段祺瑞、冯国璋在那个阶段也只是保持沉默，并没有公开反对。
黎元洪在那种处境里拒绝接受"武义亲王"，用实际行动和袁世凯划清了界线，这件事的分量，不能用"字面上的小动作"来打发。
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6月6日，袁世凯病死。
7日，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继任，成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重新召集国会。
这是他政治生涯里颇为短暂的一段高光时刻。
新的内阁里，国务总理是段祺瑞。
名义上，黎元洪是总统，段祺瑞是他的下属；
实际上，段祺瑞手里有整个北洋皖系的军队和财力，黎元洪手里什么都没有。
这种格局，从一开始就不是正常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权力博弈的前奏......
【四】那个沉默的总统——1917年夏天，一场被遗忘的坚守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决定性阶段，德国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美国随即决定参战。
协约国的天平开始压倒同盟国，战局的走向已经相当明朗。
这一背景之下，中国是否应该对德宣战，成了北京政坛最烫的一道题。
段祺瑞力主参战，理由摆在台面上是"加入协约国阵营"，但他在内部会议上说得非常直白：参战是为了从日本那里借款购械，用这笔钱和这批军火来巩固皖系实力，进一步压制国内反对力量。
这场所谓的"参战"，更多是国内政治博弈的工具，外交考量反在其次。
总统府这边的态度，是谨慎观望。
黎元洪和国会里相当一部分议员，对贸然参战持保留意见，但他们反对的，从来不只是参战本身，而是段祺瑞推进参战的方式。
1917年3月4日，段祺瑞携带全体阁员赴总统府，要黎元洪在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黎元洪表示有异议，段祺瑞愤而辞职，离京赴天津。
在副总统冯国璋出面调解后，段祺瑞于3月6日返京，但作为条件，黎元洪被迫接受了段祺瑞提出的"府院权力划分新原则"——内阁确定的方针，总统不得反对；
内阁拟定的命令，总统不得拒绝盖印；内阁训示各督军，总统不得干预。
这份新原则，实际上已经把黎元洪在制度上的回旋空间压缩到了极限。
但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而是迅速走向了一个更危险的方向。
1917年4月25日，段祺瑞联络各省督军进京，召开督军团会议，让这帮拿枪的人直接进入北京，给国会施加压力，逼议员通过参战案。
5月10日，众议院召开议会审议对德宣战案，段祺瑞安排人在国会门外组织所谓的"公民团"示威，打伤了多名议员。
这是一道清清楚楚的界线——军队干预立法机关，武力恐吓民选议员。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总统府里的黎元洪没有表态，没有发声，外面的人觉得他又一次沉默了。
但那几天里，他坐在总统府里，默默地在等一个时机。
5月19日，众议院通过决议，以内阁阁员大批辞职、无法正常运作为由，搁置对德宣战案，并要求先行改组内阁。
同日，报纸上刊出了段祺瑞私自向日本借款的消息。
督军团当天联名发出通电，要求解散参众两院。
北京城里，双方已经完全撕破了脸。
5月23日，黎元洪在总统府与段祺瑞进行了最后一次谈话，问他能否争取到国会正式通过，段祺瑞语焉不详，含糊其词。
谈话结束后不久，黎元洪签发了那道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
命令发出的那一刻，整个局势都变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整个民国史上都是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倒退。
而就在这个时刻，一封没有人预料到的密函，从一座戒备森严的公使馆里悄然送了出去——当收信的人打开它，看清楚那上面写的内容，原本以为已经盖棺论定的局面，陡然间又裂开了一道新的缝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