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八路军抗战史料汇编》《太岳军区战史》《中华英烈网·康俊仁》《第二批著名抗日英烈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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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22日，清晨的浓雾还没散开，中条山腹地的李家坪裹在一片灰白的雾气里，四周的山影只剩下隐约的轮廓。
八路军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司令部就坐落在这里。
沟壑纵横的中条山给了这支部队天然的屏障，也让这片根据地在日伪军的一次次"扫荡"中得以存续。
司令部附近的几处哨位自夜里就一直紧绷着，日军前不久刚刚调集重兵扫荡过，撤退之后留下了大量耳目，整条防线没有谁敢松懈。
哨兵握着枪，盯着那条从山下通往司令部的小路。
浓雾里，脚步声先传了过来。
厚底日式军靴踩在冻土上的声响，与布鞋踩地的声音截然不同，那是一种沉、厚、带着节奏的踏地声，是日军行进时特有的声响特征。
哨兵的手指慢慢向扳机靠近，眼睛死死盯着雾中那个逐渐清晰的身影——土黄色的日军军服，腰间挎着指挥刀，头戴日军战斗帽，从脚到头，分明就是一个日本军官的装扮。
哨兵没有喊口令。
他的神经在那一刻已经绷断了。
枪声划破了李家坪的晨雾。
那个穿着日军军装的人应声倒下，再也没有站起来。
从敌占区历尽艰险完成侦察任务归来的康俊仁，就这样倒在了自己的司令部门口，倒在了自己战士的枪口之下，永远留在了1944年1月22日那个浓雾弥漫的清晨……
【一】山西夏县，从村长到战士
1908年，康俊仁出生于山西省夏县瑶峰镇周村，一个地处中条山北麓、紧邻运城盆地的普通村庄。
夏县地处晋南，中条山横亘于此，山南是黄河渡口，山北是汾运盆地的腹心地带。
这片土地在历史上本是晋南重要的农业区，运城盐池近在咫尺，物产不算贫瘠，但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连年的军阀混战与天灾叠加，普通农家的日子已经没有多少余地可言。
康俊仁从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家境贫寒，靠种地维持生计。
在乡亲们眼里，他是个性子硬、爱管闲事的人。
村子里遇到什么纠纷，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他出面，他不是那种能躲则躲的滑头，撞上了就得说清楚，强的欺负弱的这种事，他看不过去。
靠着这股子劲，他在村里积攒起了相当的威望，年纪不大，已经被乡亲们推选为周村村长。
1937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打破了华北的平静。
消息传到夏县的时候并不快。
这里地处内陆，等到前线的仗打得不可收拾，等到太原失守的消息沿着山路一路传到这片山沟里，已经是1937年11月的事了。
紧接着，山西的局势急转直下，临汾、安邑、运城接连沦陷，日军的铁蹄踩过了运城盆地，夏县一带也开始感受到战争扑面而来的气息。
日军进入夏县地界之后，烧杀抢掠随即开始。
康俊仁在这个时候遇到了中共地下党干部金长庚，金长庚看出这个村长有组织能力、在乡亲们中间有威信，开始引导他以村长身份作掩护，进入县城为党打探情报。
夏县这片土地上，抗日的力量在悄悄汇聚。
康俊仁走进那段历史的起点，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他长大的那个村子里，从一件一件具体的事开始的——一份情报，一次联络，一个掩护地下党员的夜晚。
1938年，康俊仁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他担任周村党支部书记，仍兼村长。
这两个身份叠在一起，在当时的敌占区意味着随时都可能暴露的危险，但他没有撂挑子。
地下工作有其局限，零散的行动终究抵不过成建制的武装。
条西地委的工作在逐步铺开，组建一支正式的游击力量被提上了日程。
就在这个背景下，康俊仁参加了当时在夏县颇有声势的冯虎林游击队。
【二】中条山下，壮大与考验
冯虎林游击队是当时夏县一带规模较大的地方武装，有千余人，主要活动在中条山一带。
这支队伍里成分复杂，有真正想打日本的，也有借着乱局扩充自己势力的，还有在各方势力之间来回摇摆的。
中共条西地委派康俊仁进入这支队伍，一方面是为了打仗，更重要的是在队伍里站稳脚跟，把其中可以争取的力量拉过来。
康俊仁在游击队里的表现不负所托。
他和队员们先后在夏县尉郭、中卫一带与日军多次交手，每次打仗他都冲在前面，足智多谋而不莽撞，很快就在队伍里建立起了威信，被提升为夏县第二中队中队长。
1941年初，日军发动中条山会战，国民党军在这场会战中遭到重创，中条山一带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日军在战后沿中条山一带大肆构筑碉堡，派驻民团维持统治，游击队的生存空间被大幅压缩。
各路武装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如何在这种高压之下保存自己、继续打击日伪，成了摆在每一支抗日力量面前的生死考题。
就是在这个压力下，康俊仁打出了一个干净漂亮的战例。
1941年3月23日晚，他率领二中队的战士包围了山底、小王、陈村三处由日军扶植的民团驻地。
这三处民团加在一起有相当的武装力量，正面强攻代价不小。
康俊仁没有强打，他提前摸清了三处民团的内部情况，掌握了对方的弱点，带着战士们趁夜合围，在当地群众的配合下，一枪未发，就让这三处民团的人全部做了俘虏，缴获步枪三十多支，俘虏三十多人。
这一仗，康俊仁和他的二中队在中条山一带名声大振。
然而，冯虎林游击队的结局并不好。
冯虎林牺牲后，其部属王文海被国民党特务头子贾真一以"点验发饷"为名诱至闻喜县上、下横榆村，当场缴械，王文海本人也在这次事变中遇害。
康俊仁事先得到地下党的消息，没有带二中队随大队前往，二中队的人马因此完整保了下来。
1941年5月23日，中共条西地委作出决定，以康俊仁的二中队为基础，成立"夏县抗日游击队康大队"，由康俊仁任大队长。
这支队伍从此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脱离了原来那个成分复杂的大框架，有了自己的组织核心和行动方向。
康大队成立之后，首先解决了盘踞当地、鱼肉乡里的土匪头子张树森，缴获长短枪二十九支，收编残部三十多人。
同年7月，获悉日军从太岳"扫荡"完毕返回途中要路过周村附近，康俊仁率一、二中队百余名战士，在夏县郭道村以北的黄洛渠两岸布下伏击阵地。
当日军运输队进入伏击圈，半小时不到，战斗结束，日军狼狈撤走，康大队缴获步枪五支、掷弹筒一枚、骡马四十九匹以及大量军需物资。
这是康大队成立以来第一次与日寇直接交战并取得全胜，极大鼓舞了这支新生队伍的士气。
仅仅两个月时间，康大队就发展成了一支近千人的武装力量。
白天藏起枪杆拿起农具是农民，夜里拿起刀枪打日军、除汉奸，游击队员们靠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与百姓的血肉联系，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越打越活。
1941年8月2日，日军调动两万余兵力，从铁路沿线开始，东至闻喜，西至运城安邑，南至夏县中条山一带，采用"木梳战术"大举扫荡，目标直指康大队。
康俊仁命令各中队化整为零，分散行动，避实就虚，各自为战。
这一时期，因敌强我弱，康大队损失不小。
但日军以为已经将其基本摧毁，开始松懈，康俊仁抓住这个窗口，一面召集隐蔽的战士归队，一面在山里收寻国民党溃军遗弃的武器弹药，短时间内重整旗鼓，又让康大队活跃在中条山一带。
这支队伍能够在如此高强度的压力下一次次恢复元气，靠的是两样东西：一是康俊仁多年积累起来的对地形和民情的深度熟悉，二是中条山一带百姓对这支队伍发自内心的支持。
没有这两样东西，任何一次大规模扫荡都足以将一支地方游击队彻底摧毁。
1941年底，条西地委将康大队改编为"康俊仁抗日游击支队"，归属太岳军区第三八六旅直接领导，编制上的正规化意味着这支力量已经从一支地方游击武装成长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2年5月28日，康俊仁率部百余人摸进楼底村，奇袭日军在此设立的警备队炮楼，警备队长赵雷生及部下三十多人全部被俘，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八支、掷弹筒一枚。
7月，贾真一的部属李永贵率三百多人突然进驻康支队活动区的苏庄、洋桥一带，骚扰百姓，掠夺民财，康俊仁火速集中七百多人，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拂晓激战一小时，全歼来犯之敌。
1943年，康俊仁以分进合击、避强就弱的战术，击溃贾真一匪军近千人。
同年11月上旬，太岳军区第三军分区在夏县韩家岭正式成立，康俊仁出任军分区司令员。
这是他从一个村长走到这里的终点，也是他作为正式军事指挥员生涯真正意义上的起点。
【三】两场反扫荡，声势浩大的生死博弈
1943年12月上旬，中条山的局势再度骤然紧张。
日军在前一年接连受挫，始终无法在中条山根据地建立起稳固的控制，各据点的日军部队深受游击战的困扰，补给线频繁遭到袭击，派出去的巡逻队也时常有去无回。
这种局面让日军的指挥层无法忍受，于是决定调集重兵发动大规模"扫荡"，意图一次性清除这一带的抗日武装。
万余兵力分四路向中条山抗日根据地推进，声势浩大。
面对这场压力，康俊仁没有选择与日军正面硬碰。
他采取的策略是集中优势兵力，避开日军的大部队，专门寻找零散日军消灭，各个击破。
这个打法在中条山的地形条件下有着天然的优势——山沟纵横，视野遮蔽，大部队调动缓慢，小股精兵却可以在山间穿插自如。
康俊仁就是在这种熟悉的地形里成长起来的，他对每一条山路、每一处适合设伏的地形都了如指掌，几年的游击战经历让他把这片土地的地形刻在了脑子里。
这场反扫荡打赢了，日军没能达到预期目的，不得不收缩撤离。
然而，仅仅过了几天，形势再度生变。
12月下旬，日军不甘失败，再次调集两万多兵力，这一次还拉上了已经沦为汉奸武装的贾真一残部配合，对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
贾真一这股力量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熟悉当地的地形，熟悉根据地的布局，渗透能力强，给根据地的防御带来了额外的麻烦。
与一支外来的日军部队打游击不同，面对这种熟悉己方底细的对手，康俊仁需要在战术上做更多的调整和应对。
康俊仁精心布置，周密部署，带领三分区的军民浴血奋战，把这一次规模更大的进攻也顶住了，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
两场反扫荡打完，三分区的部队付出了代价，守住了根据地。
日军短期内难以再聚集如此规模的兵力发动第三次进攻，但这并不意味着威胁解除。
日军的据点还在，敌人的侦察和渗透从未停止，根据地周边的态势依然复杂。
撤退的日军留下了大量的情报网络和线人，这些看不见的威胁比明面上的扫荡部队更难应对。
对于一个有经验的军事指挥员来说，打退了眼前的"扫荡"只是暂时的，真正重要的是弄清楚日军下一步的意图，提前做好准备，才不会在敌人下一次进攻中陷入被动。
情报工作的价值，在两次反扫荡的过程中已经被充分证明——每一次能够提前掌握日军动向，都意味着可以提前做出部署，减少被动应对带来的损失。
正是这个判断，让康俊仁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自下山，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
【四】1944年1月22日，中条山，李家坪
两场反扫荡结束之后，中条山的冬天越来越深了。
1944年1月，夏县一带的山地已经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时节。
山沟里白天日照时间短，入夜之后气温骤降，山间的小路结着厚厚的冻土，呼出的气变成白雾在眼前飘散。
这种天气，本不是适合行动的时候，日军在两次扫荡失败后也需要时间重新整备，双方之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相对平静期。
但平静从来不是真的平静，只是下一次风暴来临前的间歇。
康俊仁很清楚这一点。
两次反扫荡消耗了大量敌军的有生力量，但摸不清日军下一步的意图，根据地的防御部署就无法针对性地展开。
他分析形势，认为日军在短暂整备后很可能再次发动进攻，而届时能否提前掌握敌情，将直接决定三分区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必须趁着这个空档亲自摸清敌人的实际动向。
1944年1月22日，康俊仁决定亲自带人下山，深入敌占区进行侦察。
同志们听说他要亲自去，纷纷劝阻。
有人说敌占区到处是据点，风险太大，让侦察员去就行。
有人说他现在是一方的主官，万一出了事，整个三分区怎么办。
有人甚至拦在门口，不让他走。
面对这些阻拦，康俊仁说了一句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做不到知己知彼，怎么能有把握指挥全军打胜仗？"
这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
他带着三名战士，换上了从日军手中缴获的军服——头戴日军战斗帽，身穿土黄色的日军呢子大衣，腰间挎着一柄日军指挥刀，脚上是一双日式军靴。
这身装扮，在进入敌占区近距离活动时，有一定的迷惑效果，但也意味着一旦暴露，处境极为凶险。
整个侦察行动的具体过程，史料中没有留下详细记载。
能够确认的是，这次侦察顺利完成，他们把需要掌握的敌情探查清楚，随后开始返回。
返回的路上，天色越来越暗，中条山的山路在入夜后变得更难辨认。
一行人摸黑走山路，向着李家坪司令部的方向赶路。
翻山越沟，绕开日军的哨卡，脚下是冻得硬邦邦的山路，头顶是阴沉的冬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
等他们走近司令部所在区域时，已是翌日黎明前后。
清晨的浓雾铺满了整个李家坪，能见度极低，山间的轮廓在雾气里若隐若现，十几步以外的东西已经看不清楚。
康俊仁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脚步没有停，厚底的日式军靴踩在冻土上，一步步向司令部方向靠近。
哨位上的战士先听到了脚步声。
日式军靴踩地的声音与布鞋截然不同——那种厚重的、带着节奏的踩踏声，是日军行进时特有的声响特征，哨兵在平日的训练和执勤中早已将这种声音刻进了条件反射里。
哨兵绷紧了全身，目光穿过浓雾死死盯着那个逼近的身影。
雾气之中，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的轮廓越来越清晰——土黄色的日军呢子大衣，腰间的指挥刀，头上的战斗帽，从每一个细节看，都是一个毫无疑问的日军军官。
两次大规模"扫荡"刚刚结束，日军特务和渗透活动依然频繁，司令部附近的戒备级别一直维持在高度警惕状态。
在浓雾遮蔽视线、辨认面孔已经不可能的清晨，在一个穿着日军军官完整装束的身影正不停步地逼近的当下，哨兵的神经已经无法等待，他没有喊出口令，直接扣动了扳机。
枪声响了，康俊仁应声倒下，鲜血很快染红了那件日军呢子大衣。
后面的战士愤怒地冲上前，将哨兵扑倒在地，怒吼声在李家坪的浓雾里炸响，惊动了整个司令部。
而当太岳军区总部接到这份加急通报，展开详细调查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远比失去一位指挥员更为复杂——哨兵的处置究竟该如何定性，一旦结论落定，整个太岳军区所有哨位上的战士，从此之后将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面对每一个在黑暗中逼近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