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里的供应户

把时间拨回到1975年的苏北乡野。那年我刚好十岁，心性懵懂，未经世事风霜，眼前的大集体岁月没有轰轰烈烈的跌宕，却藏着一帧帧温润又酸涩的人间画卷。田垄晨昏、社场冷暖、车马人声、烟火饭香，都徐徐铺展在我童年眼底，岁岁沉淀，成为半生难忘的旧时光。

那个年代的乡村岁月，像一条平缓却深沉的河，载着庄户人家的晨昏苦乐缓缓东流。户户清贫，家家简朴，所有人都在黄土里躬身讨活，日子薄如晚秋清霜。众生境遇大抵相近，唯独年末社场决分的刹那，岁月的纹路悄然错落，一边是谷粮盈堆、岁稔年安的丰盈安稳，一边是工分微薄、岁岁仰供的清寒窘迫。我就在这般细微的人间参差里，慢慢读懂了父亲隐忍一生的敦厚与沧桑。

天未破晓，晨雾漫过阡陌，生产队长洪亮的声音从放在嘴边的手持大喇叭里穿透各家各户的土胚墙，唤醒因前一天的劳累仍在昏睡的人们：今天下湖整地，各人自带工具…… 露水沾湿田埂，天光缓缓破晓，生产队里的劳动力便荷锄带锹，奔赴指定田头，赶赴一场四时不休的农耕之约。

春育秧苗，赤脚踏碎泠泠春水；伏天耘草，脊背承接灼灼炎阳；深秋抢收，与晚风争抢粒粒谷穗；寒冬翻垄，于冻土之下蓄养来年希望。四时轮转，寒暑更迭，无一日偷闲。滚烫的汗水坠落黄土，洇开细碎泥痕，一代人的青春与筋骨，就这样默默沉埋于苍茫绿野之中。

年少的我，早已褪去稚子娇憨，假期里日日随大人奔赴田间地头，学着以孩童的微薄之力分担家计。春日插秧时节，我紧随插秧队伍身后，蹚着泥水，小心翼翼撒播嫩绿秧苗，蚂蟥叮在脚面腿肚上，是我童年最大的阴影。农闲的时候，我会挎着粪箕到河边地头割牛草，攒取零星微薄的工分，妄图为清贫的家添一分微薄底气。

记忆深处，始终回荡着木制大牛车悠长的声响。老牛缓步踏路，木轮碾过乡间土路，一路叽咕作响，是七十年代乡野最绵长的背景音。每至集体出工，宽大的牛车上挤满半大孩童，一路颠簸嬉闹，笑语散落田埂。待到麦收时节，一车麦子高高堆叠，牛车缓缓归村，身后总有一群孩童追逐奔跑，追着麦香、追着晚风，追着劳苦岁月里仅有的热闹与光亮。

记工分是大集体最朴素亦最森严的人间标尺。寻常白日，记工员坐在地头，一册泛黄薄本、一支磨旧铅笔，细细丈量每位社员的辛劳深浅、出勤疏密，给出各人的分数，最后，在根据各人的累计分数核算工分。壮年劳力日得满分，老弱妇幼仅得分递减，而我割草换来的零星工分，更是微乎其微，却是我年少最赤诚的付出。

我的父亲，是生产队年年不变的供应户，也是那段艰苦岁月里，敦厚与隐忍最温柔的注脚。

他生性木讷赤诚，守本分、知谦卑，一生俯首向土，勤恳踏实，从无半分投机取巧、偷闲怠惰。日日天光初亮便踏露出工，星子漫天方踏夜归屋。旁人晌午歇凉闲谈，他独自俯身垄间，除草松土、补整田埂，农事做得细致扎实，从无半点敷衍。母亲亦是如此，天不亮便起身忙活，与父亲一道荷锄下地。她虽是女子，干起活来却丝毫不逊男丁，插秧时腰弯得比谁都低，割麦时镰刀挥得比谁都快。两人并肩立在田垄间，像两株挨得很近的树，互相撑持着，把力气一点一点种进土里。

可即便父母双双出工，岁末的账本上，我们家的工分依然单薄得让人心疼。家中尚有我和两个妹妹，一张张嘴等着吃饭，一双双脚等着穿鞋。母亲挣的工分到底比壮年男子少些，父亲再拼命，两个人的工分摊到五口人身上，终究是捉襟见肘。大集体的章法规整冰冷、一视同仁，不问家中几个孩儿要养，不问米缸还剩几升陈粮，唯以年终总工分定高低、分盈亏。别家劳力充盈、老壮齐上阵，工分岁岁丰盈饱满；唯有我家，像一只漏风的旧船，在岁月的河里摇摇晃晃，年年靠那点微薄的补助粮度日，加上生产队里的粮食产量实在太低了，一亩小麦能收四百斤，大队就要开会表扬了。所以，每到年终决算的日子，便成了父亲最沉默的时刻。余粮户在社场上把分得的粮食扛回家，我的父母就在社场边站着，因为供应户是分不到粮食的。一直到社场上的人陆陆续续地散去，我的父母才依依不舍地往回走。我跟在他们身后，看见夕阳把两道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到足以覆盖整个村庄的黄昏。

那些年，家里的饭桌上总比别人家清淡。玉米稀饭煮山芋，是我们一年中五分之四时间的主食，白面馒头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见到，而且大多是借来的。母亲不识字，但会精打细算，将有限的粮食匀作一日三餐，偶尔在粥里多撒一把米，便算是全家人小小的节日。可即便这样窘迫，父母从未让我们兄妹饿过肚子，他们自己却总吃得最少。

有一年深冬，雪下得特别大，生产队提早歇了冬。父母却没有闲下来，天不亮就背着筐出门，沿着结冰的河岸捡拾枯枝败叶，捆成柴火背回家。父亲的手背上裂开一道道血口子，母亲的指尖也冻得红肿如胡萝卜。夜里在煤油灯下，母亲烧了热水给父亲烫脚，两个人就着昏黄的煤油灯絮絮叨叨："等孩子大些，就能帮衬这苦工分了。"母亲把灯芯拨亮了一点，细碎的暖光映着两张布满风霜的脸。孩子长大，帮着赚工分，从供应户变成余粮户，这就是他们最质朴的盼头。

我问过父亲："为什么我们家总是供应户？"他沉默许久，没有直接回答，说了句“很快就好了。”我不明就里，后来才明白，不是父母不勤快，是大生产队的地里收的那点粮食实在不够分的，所以，即便父母两个人起早贪黑，一天不歇地劳作，满勤满点，但是，那点工分摊到五口人头上，终究薄得像初春的冰。供与不供，原来不是勤与懒的区别，还有命里人手的冷暖悬殊。

但父母从未抱怨过。他们不怨孩子拖累了脚步，不怨大集体的制度不曾网开一面。父亲只是沉默地，一年又一年，在田垄间弯腰、直起，再弯腰、再直起；母亲也是一样，那双曾经纤细的手渐渐变得粗粝皲裂，却从未停下过劳作。他们像两株被风吹了多年的老树，枝干歪斜却始终扎根土里，春天来了还要吐出新芽。

如今想来，那一代人最动人的地方，恰在于他们对苦难的坦然接纳。他们不追问命运是否公允，不奢求生活额外眷顾，只是日复一日，把汗水和着泥土，把希望种进地里，哪怕收成微薄，也认认真真过完每一个晨昏。供应户三个字，在旁人眼里或许是贫寒的标签，在父母心里，却是他们共同扛起的责任——他们没有让这个家散掉，没有让孩子们挨饿受冻，他们输给了一本工分账，却赢回了一个完整的家。

如今我早已离开村庄，在小县城里有了自己的日子。偶尔回乡，老屋已经不在，当年的社场早已盖上了厂房，只有风还像从前一样，吹过记忆里那些赤脚走过的春天。

父母都已不在了，仿佛一切都过去了。是的，都过去了。那些清贫的、隐忍的、温润又酸涩的岁月，像一段旧歌谣，在时光深处轻轻哼唱。生产队里的供应户，那个陈旧的称呼，如今已经很少有人提起了，可每当秋风吹过田野，我仿佛仍能看见父母走在暮色里的背影——单薄，沉默，却笃定得像两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