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病房的白炽灯嗡嗡响着。
叔叔躺在病床上，枯瘦的手攥着一张纸，嗓子眼像卡了什么东西，半天才憋出一句话：“厂子……分三份。大的一份，给你哥国平。”话音落下，宋志强手里的药碗啪地掉在地上，药水溅了一地。
小儿媳周莉在电话那头骂：“爸老糊涂了！”女儿宋晓梅低头抹泪，一声不吭。
只有我愣在原地，手里的苹果滚到了床底。
没人看见，角落里的刘会计攥着一张纸条，放进兜里。
纸条上只有三个字：三十七。
01
叔叔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
我接到电话时正在车间里调试机器。
刘会计打来的，声音发颤：“国平，你快来，你叔他……不行了。”我扔下手里的扳手就往医院跑，一路上脑子里全是叔叔的样子。
他当厂长当了二十八年，一辈子板着脸，连笑都是嘴角牵一下。
可就是这个人，把我从十八岁带进厂里，手把手教我看图纸、调模具，比亲儿子还上心。
到了医院，走廊里已经站满了人。
刘会计靠在墙边，眼眶红红的。
宋志强蹲在楼梯口抽烟，一根接着一根，地上全是烟头。
宋志刚从省城飞回来，穿着一身黑西装，靠在窗边不说话。
宋晓梅趴在门框上哭，声音压得很低，像怕吵着谁。
我朝病房走，被宋志强一把拽住。
“国平，爸走之前，跟你说了啥？”他盯着我，眼睛里有血丝。
我愣了一下，摇摇头：“没……没说什么。”
这话是真的，也是假的。
叔叔走之前的那个晚上，确实单独把我叫进病房。
他靠在床头，握着我的手，手凉得像冰块。
他张了张嘴，想说啥，最后只说了句：“国平，莫让你爸吃亏。”我问他什么意思，他没答，闭上了眼，像是累了。
我以为是回光返照，没多想。可第二天，人就走了。
追悼会上，来的人很多。
厂里的工人、村里的干部、合作过的客户，站满了整个殡仪馆大厅。
老工人王师傅站在最后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敬了个礼，眼眶红红的。
刘会计念悼词，念到一半念不下去了，声音从嗓子眼里挤出来，像刀刮一样。
追悼会结束，三兄妹把我叫到殡仪馆后面的休息室。
宋志强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说：“国平，爸的遗嘱，你知道吧？”
我点点头。
“厂子分三份，你拿大头。”他抬起头，声音有些哑，“我为厂里拼了二十年，志刚虽然不是厂里的人，可他也是亲儿子。晓梅嫁得远，一年回不来几次，可她姓宋。爸这么做，我们想不通。”
我没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遗嘱的内容我很意外，按理说厂子应该是兄妹三个分，我一个侄子最多分个意思。可叔叔偏偏把最大的那份留给了我。
宋志刚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国平，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难看。可这事，你得给个说法。”
“我真不知道叔叔为啥这么做。”我说。
“你不知道？”宋志强站起来，声音拔高了，“那天晚上爸单独叫你进去，你不知道他跟你说了啥？”
“他没说。”
“那你爸呢？他知道不？”
我愣住了。
我爸？
叔叔走之前没怎么跟我爸单独说过话，两个人见面大多是打个招呼，坐不到十分钟就走。
我一直觉得他们兄弟俩感情不深，平时各过各的，连过年都很少一起喝酒。
“他不知道。”我说。
宋志强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摆了摆手：“你先回去吧，这事再说。”
我出了休息室，走到殡仪馆门口。天已经黑了，路灯昏黄，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我爸站在门口等我，穿着一件旧棉袄，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
“爸，你咋不进去？”
“进去干啥？”他把烟揣回兜里，“你叔走了，我这辈子该还的，也算还清了。”
他的声音不大，我听着却觉得有别的意思。但没等我细问，他已经转身走了。
02
叔叔走后的第三天，遗嘱的事在厂里传开了。
我是第二天上班才知道的，一进车间，老周就拉着我问：“国平，听说你叔把厂子的股份都给你了？”他的声音不大，周围几个人都竖着耳朵听。
我说不是都给，是分三份，我拿大头。
老周啧了一声，没再说话，但我能感觉到他们的眼神不一样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端着饭盒蹲在车间门口，王师傅走过来，挨着我蹲下，从兜里摸出两个馒头，递给我一个。
“王师傅，我吃过了。”
“吃过了也拿着。”他把馒头塞我手里，“你叔这辈子，心里头装着事。他临走前说的那些话，别往心里去，该咋过咋过。”
我看着手里的馒头，问他：“王师傅，你知道点啥不？”
王师傅咬了一口馒头，嚼了半天，慢慢说：“三十年前的事，我不好说。你回去问你爸吧，他比我清楚。”
我回到宿舍，给我爸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五六声才接，那边很安静，我爸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国平，啥事？”
“爸，王师傅说三十年前的事，你知道？”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爸说：“回来吧，晚上回来吃顿饭。”
晚上我回了家。
我妈做了一桌子菜，我爸坐在桌边，面前摆了一瓶白酒，已经倒了半杯。
他端起杯子喝了一口，说：“当年的事，本来不想跟你说。”
他放下杯子，开始讲。
三十年前，我爸和叔叔宋永平还都是普通农民。
那年春天，公社要办一个冲压厂，专门给县里的农机厂做配件。
没人敢接这活，因为启动资金要五万块，这在当时是大数目。
叔叔找我爸商量，说想干。
我爸想了想，说行。
两个人东拼西凑，叔叔卖掉了一头猪，我爸把自己的一辆摩托卖了，又找村里的亲戚借了八百。
还差一大截，我爸找到村委会，写了个申请，村里答应借两千。
可两千也远远不够。
最后是我爸想了个办法。
他有个同学在县里的银行上班，他托同学的关系，以村委会的名义贷了一万块。
万块到手，两个人买了第一台旧冲床，租了村头的一个闲置仓库，挂了个“宋家冲压厂”的牌子，就算是开张了。
头几个月，日子苦得没边。
叔叔跑业务，我爸管技术。
一个订单要跑县城三四趟，有时候磨破了鞋底子都拿不下来。
我爸一个人调试机器，手指头被模具夹出血了，用布条缠一下接着干。
那年夏天最热的时候，厂房里没有风扇，两个光着膀子，汗流浃背地站在冲床边，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到了第三个月，第一笔订单终于下来了。
县农机厂要五千个冲压件，一个八毛钱。
那天晚上，两个人坐在厂房门口，喝了一瓶一块二的白酒。
叔叔说：“哥，咱这买卖，能成。”
我爸说：“成不成，拼一把。”
拼了半年，厂子终于开始盈利。第二年初，又添了一台新机器，招了三个工人。王师傅就是那时候进的厂。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
那年秋天，厂里接了一笔大订单，要赶在入冬之前完工。
活儿太多，机器不够用，我爸把机器当班开，自己连着干了两天一夜没合眼。
第三天晚上出的事。
我爸喝了两口酒提神，继续干。
酒劲上来，他打了个盹，手伸进了模具里。
血喷了一地，工人们吓傻了，叔叔冲进去，一把把他拉出来，用衣服死死裹住那只手。
“我当时疼得差点背过去。”我爸说着，端起酒杯又喝了一口，“你叔把我送到医院，大夫说骨头碎了，神经断了，保不住了。”
我爸出院那天，右手被锯了半截回去。一个废了手的人，干不了活。叔叔蹲在病床边，红着眼说：“哥，你放心，厂子我给你守着。”
后来，叔叔对外说是机器老化故障，我爸是因为检修机器受的伤。这个说法，没人怀疑。我爸也没解释。
“那你为啥不去告？”我问。
我爸摇摇头，苦笑着说：“告谁？我自己的失误，怪得了谁？再说，厂子才刚起步，要是传出去一个酒鬼工人把自己弄残了，谁还敢下订单？几十个工人的饭碗，就没了。”
我看着我爸，心里头堵得慌。
03
我爸讲完这些，我才明白叔叔为啥要把厂子最大的那份留给我。
不是可怜我，是想替我爸还债。那笔债，他欠了三十年。
可我还有一点想不通。
既然叔叔一直在摆平这件事，为什么他走之前不跟我爸谈谈，直接告诉我爸真相？
或者，他为什么不直接把股份给我爸，非要给我？
我把这个疑惑跟我爸说了。我妈也在旁边听着，她放下筷子，叹了一声：“你叔那个人，一辈子好面子。”
好面子？
我觉得不像。
叔叔是个实在人，当了二十八年厂长，没占过厂里一分便宜，每年过年给工人包红包，从来不亏待谁。
他不像是那种揣着秘密不说的人。
“算了，别想了。”我爸端着酒杯站起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你叔对你不错，你别辜负了他。”
我点头，但心里还是放不下。
第二天，我回了厂里。刘会计在办公室等我，叫我过去一趟。我推门进去，刘会计正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摆着一叠账本。
“国平，你坐下。”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刘会计把账本推到我面前：“这是你叔三十年的账。”
“啥账？”
“你爸的账。”
我翻开第一本。账本很旧，泛黄的纸页，上面用钢笔写着密密麻麻的数字。每一笔都很清楚，日期、金额、备注，一条一条的。
1985年4月，支给宋国栋，医药费，三百二十块。
1985年6月，支给宋国栋，生活费，八十块。
1986年1月，支给宋国栋，过年钱，两百块。
从1985年到我爸退休的2005年，每个月都有记录。
有时候多，有时候少，但从不间断。
最早几年，一个月给几十块，后来慢慢多了，一个月给几百。
到2000年以后，一个月给一千五。
我数了一下，总共三百多笔，加起来十一万多。
我抬头看刘会计：“这是……”
“你叔从自己工资里省出来的。”刘会计点了一根烟，“你叔当厂长的时候一个月挣多少？刚开始也就一百多。后来多了，也比不上你志强哥。他给你爸的钱，是他自己少花了，存下的。”
我翻到最后一页，上面写着一行字：共三十年，结清。下面是我叔的签名，时间是今年初。
“你叔查出来得病后，叫人把账结了。”刘会计吸了一口烟，吐出来，烟雾在灯下飘着，“他说，欠你爸的，这辈子还清了。”
我合上账本，眼前一片模糊。
刘会计掐灭烟头，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国平，你叔那人，一辈子就攒了这点念想。你拿着，别辜负他。”
我抱着账本走出办公室，站在走廊上，看着厂房的烟囱冒出的烟，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04
日子还是要过的。
遗嘱的事，三兄妹一直没有松口。
宋志强找了律师，说要看遗嘱的合法性。
宋志刚回了省城，但隔三差五给宋志强打电话，话里话外都是“不能便宜外人”。
宋晓梅回了娘家一次，什么都没说，但临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眼里有说不清的东西。
我夹在中间，不好做人。
我妈劝我：“国平，要不你跟志强分家算了，厂子咱不要，省得惹麻烦。”
我说：“妈，我不是在乎那个厂子。是叔给我的东西，我不能扔。”
我妈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这期间，我偷偷去找了刘会计，问他：“刘叔，叔生前还留了什么东西没有？”
刘会计想了想，从抽屉里拿出一把钥匙：“你叔办公室最里面那个抽屉，锁着的。”
我拿了钥匙，趁没人的时候去了叔叔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不大，一张老式写字台，一个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一幅字：天道酬勤。
我把钥匙插进最下面的抽屉，咔嗒一声，开了。
抽屉里很整齐。一摞文件和一本牛皮封面的账本。
账本的封面上写着：宋家冲压厂建厂账目。
这是“机密”吗？
我翻开账本，一页一页地看，没什么特别的，都是建厂初期的采购记录、工资单什么的。
直到翻到最后一页，我才发现不对劲。
最后那页上，写着一行字：原厂投资人：宋国栋。下面是叔叔的签名，时间是一九八五年六月。
我愣在那儿。
原厂投资人是我爸？不是叔叔吗？不是说我爸只是“借”钱给厂里吗？怎么成投资人了？
我把账本翻回第一页，仔细看了一遍建厂初期的记录。上面写着：启动资金五千块，宋永平出两千，宋国栋出三千。
三千？我记得我爸说，他跟叔叔一人一半，怎么变成我爸出三千，叔叔出两千了？
我接着看，后面还有几笔记录。
设备采购：第一台冲床，四千八百块，其中宋国栋出资两千二。
原材料采购：第一批钢材，一千六，宋国栋出资一千。
工人工资：第一个月工资，三百二，宋国栋出一百八。
我算了一下，建厂初期的投入，我爸一个人出了一大半。按当时的价格算，他投进去的钱，最少在八千块以上。
而一万块，在当时是天文数字。
我合上账本，心里有一万个问号。为什么账本上是我爸出资最多？为什么叔叔对外说两个人平摊？为什么我爸不争这个理？
我拿起手机，想给我爸打电话，刚拨出去又挂了。因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爸在建厂之前，他干什么的？
那年他二十五岁，还没结婚，在一家乡镇小厂当技术员。那时候的工资，一个月也就三十几块。他哪来的八千块？
我翻开账本第一页，背面贴着一张泛黄的便签纸，上面是叔叔的笔迹：国栋，这些钱我替你还了。
05
那行字把我彻底搞懵了。
我爸投进去的钱，我叔替他还了？还了什么？谁欠谁的？
我拿着账本去找刘会计。刘会计看了那行字，沉默了半天，才开口：“国平，你叔这辈子，对你爸是真心实意的。”
“刘叔，你跟我说实话。”我把账本摊在桌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是我爸出的钱最多？为什么我叔说替他还了？”
刘会计点了一根烟，抽了两口，烟灰掉在桌上。
“三十七年前的事，说出来，怕你接受不了。”
“刘叔，你就直说吧。”
“好。”刘会计掐灭了烟，“那我就说。你爸当年投进去的那些钱……是他从厂里拿的。”
“拿的？”
“偷的。”
我脑子嗡了一声，像被人敲了一棍子。
刘会计继续说：“那年你爸在乡镇厂当技术员，厂里有一批废旧模具，他不声不响倒卖给了私人，得了六千块。加上他自己攒的两千，凑了八千。拿去建厂了。”
我脑袋里乱成一团：“那我爸为啥要偷？”
“因为穷啊。”刘会计叹了一声，“你爷爷奶奶死得早，你爸和你叔从小吃百家饭长大。你叔想做冲压厂，没人愿意出钱，连村里都不肯。你爸急红了眼，就干了这事。”
“那后来呢？”
“后来事发了。”刘会计说，“那批模具是国企资产，乡镇厂报了警。公安来查，你爸交代了。按当时的法律，八千块够判十年以上。是你叔，跑到公安那里，说模具是他卖的，扛了所有责任。”
我心里堵得厉害，胸口喘不上气。
“你叔替你去蹲了两年。”刘会计声音有些抖，“出来以后，你爸跪在他面前磕了三个头。那时候你刚出生，你叔抱着你，说：哥，这是咱家第一条血脉，以后就是咱俩的娃。”
我抱着账本，手在发抖。
“厂子是你叔去蹲出来的。”刘会计说，“他出来以后，把厂子重新张罗起来，干了二十八年。你爸这些年，一直在还这债。你叔给他钱，他不要。你叔每个月往他卡上打钱，他退回去。你叔没办法，才叫我把账做在‘设备维修费’里。”
“那首笔订单呢？”我问，“第一批订单，不是我爸拉来的吗？”
“是。”刘会计点点头，“你爸那几年在乡镇厂干，确实认识不少客户。第一笔订单是他跑出来的，这没错。不然，你叔也不会替他背这个锅。”
我合上账本，脑子里乱得不行。
“刘叔，你为啥不早说？”
“你叔不让。”刘会计说，“他说，这事烂在肚子里，等他走了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