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1953年深秋，陈根生躺在炕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喉咙里咕噜咕噜响，像是有什么话堵着，说不出来。
郭玉珍端着水碗凑到他嘴边，他喝了一口，没咽下去，含在嘴里。
我以为他要吐出来。可他没有。
他用右手食指蘸着碗沿上溅出来的水，慢慢地，在碗沿上画了一个符号。
三横，一竖折。
画完，又画了一遍。
动作很慢，却很有力，像是用尽了最后一口气。
旁边的孙健压低声音说：“老头子糊涂了，临了还不消停。”
我没吭声。
我盯着碗沿上那几道水痕，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符号，我见过。
但我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陈根生咽了气，眼睛还睁着。
郭玉珍把碗端走，我凑过去仔细看那几道水痕，水在慢慢蒸发，我看得心里发毛。
三天后，我才知道那个符号意味着什么。等我明白过来，已经晚了。
01
陈根生是退役十几年的老兵了。
我们侦察队驻扎在他家院里的时候，他就不爱说话。
同院住了三年，我跟他搭过的话，拢共不超过二十句。
他这个人就像一块长在墙根底下的石头，不声不响，不碍事，但你就是绕不开他。
他病倒那阵子，我们也没太当回事。
以为就是年纪大了，受点风寒。
郭玉珍伺候了一星期，不见好。
我让孙健去请了镇上的大夫来。
大夫看了看，摇摇头，暗示我准备后事。
那天晚上，陈根生精神突然好了些。
郭玉珍给他熬了碗小米粥，他喝了半碗，还让扶他坐起来。
我心里明白，这是回光返照。
我有话想问他，又不知从哪问起。
这个老兵在我心里就是个谜，什么都不知道。
“老陈，还有什么要交代的没？”我坐在炕沿边上，尽量让语气听着轻松。
陈根生没看我，目光望着窗户。窗外是黑漆漆的夜，啥也看不见。
郭玉珍端着水碗凑到他嘴边：“喝口水，润润嗓子。”
他喝了。然后，就出现了那个动作。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
只看见他用手指蘸水，在碗沿上划拉，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孙健还低声嘀咕了一句：“这手还挺稳当。”陈根生画完那个符号后，手一松，靠在枕头上，闭上了眼睛。
郭玉珍轻轻叫了他两声，没回应。她转头看我，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站起身，走到外屋。脑子里全是刚才那个画面。他的手指很稳，一点都不像是快要死的人。那个符号，我肯定在哪见过。
“队长，你咋了？”孙健跟出来，“脸白得跟墙一样。”
我没理他，点了支烟，狠狠吸了两口。烟雾在嘴里转了一圈，呛得我直咳嗽。
“老陈这辈子，到底干过什么？”我问。
孙健愣了一下：“不就是当兵吗？退役回来的。”
“他当兵之前呢？”
“这……”孙健挠挠头，“没听人说过。”
我又吸了一口烟，脑子飞速转着。
我记得1942年那会儿，我还在新兵团的时候，跟着老指导员学过几套联络暗号。
那是有一次急行军，路上歇脚，老指导员在地上画了几个符号给我看。
说是战前时地下党用的，后来部队也学了一些，便于隐蔽联络。
其中一个符号，就是三横一竖折。
老指导员说，这个符号是“有危险，速撤离”的意思。认准这个符号的人，是可靠的自己人。
我记起来了。
可陈根生怎么会这个？他服役是在正规部队，不是地下党。
我掐灭烟头，转身回屋。
郭玉珍还在炕边上坐着，用手帕擦着眼泪。
我走过去，拿起那只碗。
水渍已经干了大半，痕迹不太清楚了，但还能看出个轮廓。
“婶子，老陈以前……干过别的事没有？”我尽量平静地问。
郭玉珍擦擦眼泪，摇摇头：“他不跟我说。他这个人，嘴严得很。”
“一点都没提过？”
“就有一回，他喝多了，说了一句‘我欠着我哥一条命’。”郭玉珍说，“我问他是啥意思，他就不说了。第二天醒了，还怪我问他这些。”
我更不明白了。什么哥哥？陈根生是独子，村里人都知道。他爹娘就生了他一个。
我走出院子，在门口的石墩子上坐下。夜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盯着黑乎乎的天，脑子里翻来覆去想那个符号。
陈根生临死前，为什么要画那个给我看？他是想告诉我什么？
还是有话想说，说不出来了？
我想了一宿，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去了陈根生住的那间屋子。
郭玉珍已经起来了，在烧热水。
我跟她打了个招呼，说要翻翻老陈的遗物。
她没拦着，指了指墙角一个木头箱子：“都在那儿了，你自己看吧。”
箱子不大，上面落了层灰。
我用袖子擦了擦，打开。
里面就几件旧衣服，一个搪瓷缸子，一条绑腿。
最底下压着一本黄皮笔记本，巴掌大小，边角都磨破了我翻开笔记本，前面几页密密麻麻记着一些数字和符号，我一个都看不懂。
往后翻，有几页画着地图。
地图很旧，是手绘的，标注了不少村子和小路的名字。
翻到最后一页，我看见上面写着几个字：“南门外，刘记米铺，问掌柜要碗水。”
字是铅笔写的，笔画很轻，像是怕被人看见。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刘记米铺，我知道。就在南门外大街，是个老铺子。但这铺子已经关门四年了，掌柜的张老头前两年也死了。
陈根生留着这个地址，是为什么？他去过？
还有，那行字下面，画着一个很小的符号。就是他在碗沿上画的那个三横一竖。
我把笔记本揣进口袋，出了门。孙健正在院子里洗脸，看见我出来，问：“队长，去哪？”
“出去转一圈。”
我没多说，直接奔南门外去了。
02
南门外大街，两边铺子一家挨着一家。刘记米铺在最里头，门板关着，上面贴着张发黄的封条。我绕到后门，撬开锁，钻了进去。
里面空荡荡的，柜台都撤走了，就剩几口破缸。
地上全是灰，踩一脚，浮起一层灰雾。
我用脚拨开地上的碎瓦片，四下看了看。
没有暗格，没有地道，啥也没有。
我站在那，有点发愣。线索就这么断了？
不对。
陈根生既然留了这个地址，肯定有他的道理。
他让我来，不是让我扑个空的。
我蹲下身子，仔细看着地面。
地是青砖铺的，有些砖松动了。
我一排一排地敲过去。
敲到第四排第三块砖的时候，声音不对。
我掏出随身带的匕首，撬开那块砖。下面是个小洞，里面塞着个油布包。
油布包不大，用麻绳缠了好几层。我拆开麻绳，打开油布，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条。纸上写着四个字：“破庙，佛像后。”
没有落款，没有时间。
我把纸条揣好，把砖放回原位，从后院翻墙出去了。
走出巷子，我回头看了一眼刘记米铺，心里突然升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就像有一双眼睛一直在暗中盯着我。
破庙，我知道。是城外那个废弃的关帝庙，早就没人去了，破败得不成样子，连要饭的都不愿在那过夜。平时根本没人去。
我从南门出了城，走了三里路，看见那座破庙。
庙门歪了，木头上长满了绿毛。
我推开半扇门，吱呀一声，惊起几只麻雀。
地上堆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沙沙响。
大殿里那尊关公像早就倒了，就剩个底座竖在那。
我走到佛像底座前，蹲下来，用手摸了摸。
底座是石头砌的，看着很结实。
我绕着底座转了一圈，发现底座背面有一个方块状的裂缝，大小刚好能伸进一只手。
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一样东西。
铁皮的，冰凉。
我掏出来一看，是个铁皮盒子，长条形的，大概二十公分长，十公分宽。
盒子没有上锁，但扣得很紧。
我用匕首撬开扣子，打开盖子。
里面是一叠纸。
最上面是一张红笔写的名单，五个人的名字。前四个名字用红笔画了圈，最后一个没有。
第五个名字，是罗裕。
我的罗裕。
我脑子嗡的一声炸开。
手一抖，铁皮盒子差点掉地上。
我把名单翻过去，后面还有几张纸，是手写的记录。
我一张张翻看，越看手越抖。
每张纸都是关于一个人的调查报告，写得很详细。
哪个村的，多大年纪，1942年到1943年间干了什么，参加了什么活动，见了什么人。
其中有几份报告，提到了陈根义这个名字。
陈根义，陈果的哥哥？
可老陈说过，他家就他一个。
我继续往下翻，找到一份关于陈根义的单独记录。
上面写着：陈根义，男，1918年生，冀中县人。
1939年加入地下党组织，代号“王三”。
1942年奉命打入伪军内部，任务是在伪军中收集情报，发展内线。
1943年8月，因身份暴露被伪军逮捕。
后被叛徒出卖，牺牲。
记录后面，有个人用铅笔写了一段话：“根义是我亲哥，比我大两岁。那年我十六岁，他参加革命，我不知道。他牺牲后，组织让我顶替他的身份继续工作。我用了十年，才查出出卖他的人是谁。”
底下没有署名，但我知道是谁写的了。
是陈根生。
老陈的哥哥，是地下党。老陈顶替了他哥哥的身份，继续做地下工作。而那个出卖他哥哥的人，是罗裕。
我看着“罗裕”两个字，脑子里翻江倒海。
罗裕。我入伍就在他手下干，现在是侦察队的直接上级。他平时对我挺好，教过我不少东西。我一直觉得他这个人，正派，有原则。
可这份名单上说，他是叛徒。
我拿着铁皮盒子，蹲在破庙里，手抖得厉害。
我不信。但这些东西，是陈根生用一辈子换来的。他有必要撒谎吗？
我把铁皮盒子重新包好，揣进怀里。从破庙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了。我往县城方向走，脑子里一团乱麻。走到城门口的时候，碰见一个人。
罗裕。
他穿着灰布中山装，骑着一辆自行车，从我身边过去。骑出去十几米，他停下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老赵，怎么从城外过来？”他问。
“去山上面转了一圈。”我说。
“转圈？天都快黑了。”
“心里闷，散散心。”
他没再问，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后背一阵阵发冷。
他刚才看我的那个眼神，让我的血液都凝固了，仿佛已经看穿了我兜里藏着什么。
我回到院里，孙健正在劈柴。看见我回来，他说：“队长，你脸色不对，出啥事了？”
“没事。”我说，“晚上别来喊我吃饭，我想一个人静静。”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铁皮盒子重新打开，把那几份报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报告写得非常详细，有地点，有日期，有证人。
其中一份报告里提到，当年在伪军中，有个人叫“老罗”，负责联络几个村的伪政权。
1943年8月，陈根义的身份暴露，就是因为这个“老罗”告的密。
而“老罗”，就是罗裕。
我翻到报告最后，看见陈根生写的一句话：“我找了他十年才找到证据，但我不敢报案。因为他是组织内部的人，我没有把握能扳倒他。我等了十年，又等了十年。等我病好了，我再去报案。”
可惜，他没等到那一天。
我把报告收好，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天一点一点暗下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举报罗裕？
可证据只有这些纸，罗裕在部队里根基深，我拿这些东西去举报，说不定先把自己搭进去。
不举报？
陈根生用四十年换来的东西，就烂在我手里了吗？
那一夜，我没合眼。
03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郭玉珍。
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袖子挽到胳膊肘以上，搓得满手肥皂泡。我在她对面坐下，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
“婶子，我想问您点事。”
“问吧。”她没抬头。
“老陈他哥，您知道不？”
郭玉珍的手停了一下，又继续搓。
“知道。他哥叫陈根义，比他大两岁。听说当兵的时候没了。”
“老陈告诉您的？”
“不是。是我有一次收拾他箱子，看见他哥的照片，问起来的。他不高兴，说以后别提这个。”
“他知道他哥是怎么没的吗？”
郭玉珍抬起头，看着我：“队长，你今天问这些干啥？”
我没接话，想了想，又问：“老陈当年是怎么去当兵的？”
郭玉珍把手里的衣服拧干，甩了两下，搭在竹竿上。她这才坐下来，用围裙擦了擦手上的水。
“他跟我说过一回。他说他十六岁那年，他哥突然回来了，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他哥走了以后，他就跟着去了。具体去哪，他没说。”
“他哥走的时候，带他走了？”
“对。他娘不让，他说什么都要去。”郭玉珍叹了口气，“这是他跟我说过最多的一次了。”
我点了点头。心里大概有数了。
陈根义当年回来，应该是受了组织的任务，把弟弟带走，让他也成为地下党的一员。后来陈根义牺牲，陈根生顶替了哥哥的身份，继续执行任务。
可陈根生为什么只用代号，不敢用真名？因为他顶替的是哥哥的身份，他必须以“陈根义”的名义活着。这个秘密，他带了一辈子。
“婶子，老陈这些年，有没有跟什么人走得近？”我问。
“没有。他这个人，不爱跟人来往。”郭玉珍想了想，“这些年，就跟你院里那个小孙说过几句话。”
“孙健？”
“对。有一回小孙在院子里修自行车，老陈蹲在旁边看，还帮他递扳手。我就听见他说了一句‘你这个人实在’。”
我心里一沉。
陈根生一向沉默寡言，怎么会突然跟孙健说这句话？是偶然，还是有什么意思？
我回屋的时候，孙健正在院子里擦枪。看见我，笑了笑：“队长，昨晚没睡好？”
“没事。”我应付了一句。
他也没多问，低头继续擦枪。
我看着他的后脑勺，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但说不上来。
那几天，我开始暗中调查罗裕。
我不敢轻举妄动，只能从他身边的人问起。
罗裕的警卫员是个刚从新兵团分来的小战士，叫小王。
我找了个借口，请他喝了顿酒。
酒过三巡，我随口问了一句：“罗队长最近忙啥？”
“忙得很。”小王喝得有点上头，“这几天老往县城跑，说是去开会。”
“开什么会？”
“这我不清楚。反正每次都开很长时间。”
我没再追问。但心里打了个问号。罗裕是老领导了，县城里开会的事情，难道要亲自去？不都是派人去吗？
我喝完酒回院里，远远看见院子里停着一辆吉普车。走近一看，是罗裕。他坐在车上，车门开着，一条腿搭在外面，正在抽烟。
“老赵，”他看见我，“我正好找你呢。”
“罗队长，啥事？”
他下车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明天有个会，你得参加。早上八点，县政府大院。”
“什么会？”
“关于侦察队下一步行动的部署。”他笑了笑，眼睛却没笑，“老赵，最近看你挺忙的，也不知道忙些啥。别把自己累着了。”
他说话的语气很平常，但我总觉得话里有话。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知道了，明天准时到。”
他上了车，吉普突突突地开走了。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走后扬起的灰尘。
孙健从屋里走出来：“队长，罗队长来干嘛？”
“通知我去开会。”我说。
“明天？”
“嗯。”
孙健没接话，转身回屋了。我看着他进去，心里那股不对劲的感觉，越来越浓。
04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政府大院。
开会的人不多，就十几个。罗裕主持，讲的是下一步侦察任务的分配。我坐在角落里，假装认真听，实际上一直在观察他。
他说话的语气、神态、手势，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他就是个普通的领导干部，带着点官腔，说话慢条斯理的。
可我一想到铁皮盒子里的那份名单，我就觉得他每句话都是假的。
会议开了一个半小时，结束后，我正准备走，罗裕叫住了我。
“老赵，你等一下。”
我站住了。
他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烟：“昨天在城外，去哪儿了？”
“山上面。”
“哪个山？我怎么没看见山上有路？”
我心里一紧，但脸上没露出来：“有条小路，平时没人走，我绕了一圈。”
“哦。”他点点头，把烟点上，“老赵，我跟你共事也几年了吧？”
“六年了。”
“六年不短。”他吸了口烟，“我知道你这个人，办事认真，有头脑。但有时候，太认真了也不好。”
我没接话。
“有些事，过去了就过去了。翻出来，对谁都没好处。”他看着我的眼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不太明白。”我说。
他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明白就好。走吧，回去歇着。”
他转身走了。我站在院子里，后背一阵发凉。
他在试探我。
他肯定知道了什么。
我回去后，把铁皮盒子从床底下的暗格里取出来，重新看了一遍那些报告。报告的最后，陈根生写了一段话，我用手指点着，逐字逐句地读。
“这份材料，我藏了十五年。这十五年里，我每天都在想，要不要把它交出去。但我没有把握。罗裕在部队里关系多，我没有铁证，交出去反而害了我自己。我只能等，等我找到了更多证据，或者等罗裕自己犯错。可我等了十五年，没等来他的错误，等来了我的病。”
读到这，我心里一阵酸。
这个老人，扛着这么大的秘密活了四十年。到最后，连说都不敢说出来。他只能用一个符号提醒我，希望我能替他走完最后一步。
我把铁皮盒子放回暗格，坐回床上。脑子里的想法翻来覆去。举报，还是不举报？
举报，我不是没想过。
但如果罗裕在部队里有人保他，或者他一口咬定是陈根生记错了，那我的处境就悬了。
不举报，陈根生这么多年的委屈就白受了。
我点了根烟，看着烟雾在天花板上散开。
突然，窗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撩开窗帘一角。院子里黑漆漆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但我听见了一声轻响。
像是有人踩到了院子里那片碎瓦。
我的心跳猛地加快了。我慢慢把窗帘放下，走到门口，轻轻拉开门闩，把门开了一条缝。
院子里空荡荡的。月光照在地上，白惨惨的。
但我看见，花坛旁的泥土上，印着一个清晰的脚印。那不是孙健的，也不是我的。是别人的。
有人来过。
我退回屋里，把门闩重新插好。后背靠住门，呼哧喘着粗气。
罗裕已经开始行动了。
05
接下来的三天，我没出过门。
我把铁皮盒子里的材料翻了一遍又一遍，试图找到更多信息。
其中一份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陈根生对罗裕的详细调查记录，按时间顺序排列。
其中有一条，写的是：1951年，罗裕曾在省城待了一个月。
那段时间，据说是去省城开会。
但陈根生发现，罗裕的行程和会议安排对不上。
陈根生在那条记录边上写了一行小字：“他在省城见了谁？”
我把这条记录圈了出来。正要继续往下看，门外突然传来孙健的声音。
“队长，你在里面不？”
我把铁皮盒子塞回暗格，擦了擦手，才拉开门：“咋了？”
“罗队长又来了。”
我心里一沉，快步走到院子里。罗裕坐在吉普车上，车窗摇下来，露出半张脸。
“老赵，上车。”他说。
“去哪儿？”
“我办公的院子。有个事要跟你当面聊。”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上了车。吉普发动了，我坐在副驾上，透过挡风玻璃看着路面。罗裕开车很稳，不急不慢。
“老赵，”他一边开车一边开口，“我听说你最近在查什么东西。”
“查什么？”我故作镇定。
“我也不知道。但有人跟我说，你经常往城外跑，还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提醒你。有些东西，不是咱们该碰的。”
“罗队长，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明白。”他说，“我也明白。”
车在一个小院门口停下。院子里有几棵梧桐树，叶子落了大半。他带我进了屋，把门关上。
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他让我坐下，自己坐到对面。他掏出烟，递给我一支。我接了。
“老赵，”他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来，“我呢，也不是个拐弯抹角的人。我就直说了。”
“你说。”
“陈根生临死前，是不是跟你说了什么？”
他问得很直接。我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没有。他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他在碗沿上画的那个符号，你怎么解释？”
我手心开始冒汗。但我不能慌。
“符号？”我装糊涂，“什么符号？”
罗裕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突然笑了。
“老赵，你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沉得住气。”他站起来，“行，既然你不知道，那就算了。你回去歇着吧。”
他开门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脑子飞速转着。他提到了那个符号。这说明什么？他知道陈根生画了个符号，也知道我看见了。他是怎么知道的？
除非……
除非屋子里的那碗水，他找人看过。
我心里一跳。陈根生咽气那天，孙健也在。那碗水，是郭玉珍端出去的。但罗裕的人，能接触到那碗水吗？
我不确定。但我隐隐觉得，孙健不对劲。
回到院里，我没直接回屋。我在石墩上坐了一会儿，点了一支烟。孙健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碗面条。
“队长，吃碗面吧，你一天没吃东西了。”
“不饿。”我说。
“多少吃点。”他把碗放在我面前，“人是铁饭是钢，身体垮了就啥也干不成了。”
我看了看他，没动筷子。他也没多劝，转身回屋了。
我端起碗，用筷子拨了拨面条。就在这时，我看见碗沿上有一道浅浅的水痕。很浅，不是故意画的，像是有人用手指沾了水，在碗沿上抹了一下。
我脑子里猛地闪过一个念头。
这是在提醒我。
我端着碗站起来，转身回了屋，把门关上。然后，我重新把铁皮盒子取出来，打开最后一张纸。
纸上什么都没写。
我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纸面。感觉有一点点凸起。我找来一支铅笔，在纸面上轻轻涂了一遍。那些凸起的地方，渐渐显现出来一行字。
是陈根生写的。
“找蔡德福。”
蔡德福。这个人我没见过，但听说过。他比我年纪大，参战比我更早，据说当年在地下党系统里干过。后来转到了地方，在县城边上开了个小饭馆。
陈根生让我找他。
那天晚上，我趁黑出了门。
06
蔡德福的小饭馆在县城东边的巷子深处，门脸不大，门口挂着一块褪了色的招牌。我推门进去，里面就三四张桌子，没客人。
蔡德福在后厨，听见动静，探出头来看了一眼。
“吃饭？”他问。
“不吃饭。找人。”我说。
“找谁？”
“蔡德福。”
他擦了擦手，走过来。他是个干瘦的老头，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亮得很。他打量了我几眼：“你是侦察队的赵队长？”
“对。”
“有人让你来找我的？”
“陈根生。”
他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他招呼我坐下，去厨房倒了壶茶，也坐下来，没说话。
我等了一会儿，先开了口：“老陈临死前，给我留了个东西。”
“什么东西？”
“一份名单。上面有五个人，前四个都画了圈，只有第五个没有。第五个是罗裕。”
蔡德福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没说一个字。
“我来找你，是因为老陈让我来的。他在纸上留了你的名字。”
蔡德福放下碗，看向我：“那份名单，你看完了没有？”
“看完了。但有些地方我看不懂。比如，老陈有哥哥的事。”
“他哥叫陈根义，代号王三。”蔡德福说，“1943年牺牲的。被自己人出卖的。”
“出卖他的人，就是罗裕？”
蔡德福没点头，也没摇头。他站起来，走到后厨门口，把帘子撩起来看了看外面。确认没人后，才重新坐下。
“老赵，我今年六十八了。有些事，我本来打算带进棺材里的。”
“但现在有人把它挖出来了。”
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陈根义牺牲那一年，我也在队伍里。当时我们都以为他是被日本人抓住的。直到两年后，陈根生找到我，说他查出卖他哥的，是罗裕。”
“我不信。罗裕那时候是组织里的红人，谁敢信他是叛徒？”
“那后来呢？”
“后来陈根生拿出证据。他花了两年时间，从罗裕以前的旧部下里，一个一个问出来的。有两个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1943年8月，罗裕曾和伪军的一个联络员见过面。那个联络员，就是后来指认陈根义的人。”
我听得手心都出汗了。
“那你们为什么不上报？”
“上报给谁？”蔡德福苦笑一声，“罗裕的后台硬得很。他那些年立过功，头上戴着几顶帽子。我要是拿着这些材料去上报，说不定被倒打一耙。老陈也是这个想法。”
“所以你们就等？”
“等。等一个机会。”蔡德福说，“等了十五年，没等来。后来，老陈病了。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才把材料留给你。”
我心里一阵沉重。那个沉默寡言的老兵，一辈子没说过几句热闹话。他用十五年换一个答案，时间却不够用了。
“老赵，”蔡德福突然压低声音，“你这次来找我，罗裕知道吗？”
“应该不知道。”
“那就好。”他站起来，“你回去后，把所有材料藏好。如果有变动，来找我。我知道怎么处理。”
我点了点头，起身要走。走到门口，蔡德福又叫住我。
“老赵，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
“什么事？”
“陈根生死后第二天，罗裕的人去他家翻过。说是帮忙收拾遗物。你留个心。”
我心里一沉。罗裕果然行动了。
我走出饭馆，夜风吹得人直打哆嗦。我裹紧衣服，快步往回走。
走到巷口，我停下了脚步。
一个人影站在巷口的墙角，背对着我，正在抽烟。我看清了那个身影的背影之后，心里的火一下子就蹿到了嗓子眼。
是孙健。
他也看见了我。掐灭烟头，走过来：“队长，我出来买包烟，正好碰见你。”
“你在跟着我？”我的声音硬邦邦的。
“没有没有，真是碰巧。”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他愣了一下，说不上来。我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儿，没再追问。
“回去。”我说。
我们一前一后走回院里。一路上，谁都没说话。但我心里清楚，孙健不是碰巧出现的。
他是罗裕的眼线。
我回屋后，把铁皮盒子从暗格里取出来，用油布重新包好。然后，我在床底下挖了一个洞，把油布包塞进去，用土填平。
做完这一切，我坐在床边，抽了整整一包烟。
天亮之前，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把材料递上去。不管结果如何，不能让陈根生白死。
07
天亮后，我换了身干净的军装，把铁皮盒子里的材料揣进兜里。走到门口，犹豫了一下，又把那份名单单独抽出来，塞进袜子里。留个后手。
出门的时候，孙健正在院子里洗脸。看见我，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队长，今天去哪？”
“去县城。”我说，“办点事。”
“我陪你？”
“不用。”
他也没坚持，目送我出了院子。
我往县城走，拐了三条街，确定没人跟着，才转身去了县武装部。
武装部的老部长叫周德义，跟我有过几面之缘，是个讲原则的老革命。
我决定先找他。
周德义正在办公室看文件。我敲门进去，他认出我：“哟，赵队长，今天怎么有空过来？”
“老部长，我有个事要汇报。”
我把兜里的材料掏出来，放在他桌上。周德义拿起材料，一边翻看，脸色一边变了。
“这……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我说，“陈根生用了一辈子时间查出来的。”
周德义放下材料，沉默了几分钟。他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
“赵队长，你这事太大了。我得往省里上报。”
“要多久？”
“最快三天。”他看着我的眼睛，“但你这三天，能活着吗？”
我愣了一下。他这句话，点醒了我。罗裕不是吃素的，他要是知道我已经把材料交上去了，肯定要对我下手。
“我撑得住。”我说。
周德义把材料锁进保险柜里，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先回去。我这就发电报。”
从武装部出来，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往院里走。走到半路，就看见孙健站在路口，像是专门在等我。
“队长，罗队长又来了。”
我心里一紧：“在哪？”
“在院里等你。说有话要跟你谈。”
我没说话，跟着他回了院里。罗裕站在院子里，背着手看我回来。
“老赵，去县城了？”
“去办了件事。”
“私事。”
他笑了笑，笑容里不带什么温度：“老赵，我这人有个习惯。不喜欢别人背着我做事。”
“我没背着你。”
“那你去县武装部干什么？”
我的心猛地沉了一下。他知道。他怎么知道的？
“去找周部长叙旧。”我脸上纹丝不动。
“叙旧？”他走近了一步，“老赵，你当我是三岁小孩？”
他看着我的眼睛，声音沉了下来：“你把那些材料，交给周德义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