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级文化垄断？与戴锦华老师商榷

戴锦华老师在公开演讲中提出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今天还有中产阶级文化之外的文化吗？在她的叙述中，底层与另类人群的文化在互联网空间彻底 “不可见”，“他们如何被看到，如何和自己相同的人彼此找到”。她主张，我们应该重新发现，重新激活他们，因为AI即将形成的局面，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贫富分化，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被宣告为“结构性的废物”，你不是在失业，而是永远不会被需要。“如何在未来社会生存，如何确认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这是个全新的命题。资本主义残忍的逻辑并没有改变，但资本主义的历史不会给我们提供既有的先例或者答案，我们要自己来回答。”

不可否认，这一判断饱含人文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对边缘群体文化权利的关切、对技术异化的警惕、对资本逻辑的反思，都有其现实意义。但人文关怀不能替代事实判断，批判热情不能混淆逻辑边界，尤其是她沿用固化的阶级叙事，既窄化了文化的定义边界，也误读了互联网算法的社会效应，更脱离了中国阶层结构与文化生态的真实语境，存在多处值得深入商榷的偏差。

被误读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文化

讨论中产阶级文化是否垄断一切，首先要回到概念本身：究竟什么是中产阶级文化？ 在文化研究的经典框架中，中产阶级文化是与稳定的中等收入阶层相匹配的文化形态：它以消费主义为外在表征，以个体奋斗、家庭价值、规则意识为内核，审美趋于温和中庸，追求生活格调与自我提升，通常是现代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它的存在，本质是社会稳定预期的文化投射，当一个群体拥有稳定的职业、收入与上升通道，自然会生发出与之匹配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

戴锦华老师观点的第一个逻辑偏差，是将主导性文化偷换为唯一性文化。任何成熟社会都必然存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这是社会整合与秩序维系的基础，而非文化压迫的证明。更进一步说，稳定的中产阶级文化非但不是洪水猛兽，反而是转型社会的文化压舱石：它所承载的对规则的认同、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对日常幸福感的追求，恰恰是社会避免撕裂、维持共识的重要支撑。一个失去主导文化共识的社会，只会陷入价值碎片化与群体对立，绝非底层群体的福音。

更值得辨析的是：当下中国大量被标签为中产阶级文化的现象，本质是大众化的商业消费文化，而非特定阶级的专属品。从露营、citywalk到奶茶、轻食，这些被媒体赋予中产标签的生活方式，早已下沉到青年学生、普通工薪阶层甚至县域青年之中，成为全民消费的一部分。把商业营销制造的生活符号等同于阶级文化，本身就是对文化阶层属性的误读，看似在批判中产阶级，实则放大了中产阶级的文化边界，把大众文化的内容都归到了中产阶级名下。

再进一步，戴锦华老师整个判断的重要前提，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成熟、稳定、足以垄断文化的中产阶级。但这一前提本身就站不住脚：中国只有一定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稳定、有阶级认同的中产阶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标准，以家庭年收入10万至50万元为标准，可以看做中等收入群体。这一群体覆盖人口占到总人口数量的近三分之一，规模看似很大，但这一划分仅以收入为单一指标，完全没有考量职业稳定性、资产积累、社会保障、阶层认同等中产阶级的核心属性。这些中等收入群体与成熟的中产阶级相去甚远，而且，还要考虑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差异，家庭年收入十几万元，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恐怕算不上什么中产。

国内社会学界的大量研究早已证实，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极强的脆弱性与碎片化特征。多数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背负房贷、子女教育、养老医疗的三座大山，一场失业、一次重病就可能滑落至低收入阶层，大企业的35岁危机早就成为可见的事实，中产焦虑本身就是这个群体最显著的标签。这一群体内部差异极大，从体制内公务员、互联网大厂白领到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主，职业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天差地别，从未形成统一的阶级意识与文化共识。更重要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身份认同模糊，更不足以支撑所谓中产阶级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多项社会调查显示，多数符合收入标准的群体并不认可自己是中产阶级，更倾向于自认工薪阶层的普通人。

换言之，中国的中产阶级远未成为一个固化、稳定的社会阶层，所谓的中产阶级文化，更多是商业资本与大众媒体共同建构的消费幻象，而非一个成熟阶级自发形成的文化表达。在阶层本身尚未规模化、没有成熟定型、多数中等收入者仍在飘摇的阶段，就去批判中产阶级文化垄断了所有文化空间，仿佛尚未解决温饱便开始担忧胆固醇超标。

戴锦华老师的这番观点，既错置了批判的靶心，也严重脱离了中国的社会现实。真正值得关注的，从来不是中产阶级文化的过剩，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身份迷茫与底层群体的上升通道问题，这关乎全社会，而不仅关乎阶级。

戴锦华老师的“不可见”

底层文化在互联网世界不可见，也是戴锦华老师偏离事实的判断。这一结论的核心误区，是站在精英文化的视角，将进入精英视野、被精英讨论等同于被看见，却完全无视算法时代互联网传播最核心的特征：圈层化。算法机制的本质从来不是“打造统一的公共舆论场”，而是基于用户偏好进行内容分发，最终形成无数个并行、闭合且内部高度活跃的文化圈层。

算法没有制造单一的中产阶级文化霸权，反而让不同阶层、不同趣味的群体，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文化阵地与社群联结。当然，算法造成的圈层化也会产生负面影响，比如让社会联结以圈层、兴趣和话语方式来聚合，这种联结更弱，但拥有更复杂的身份认同，更难以凝结共识，也极易产生观念撕裂，戴老师没有讨论这些问题，在此不展开。

回到戴老师所谓的底层文化“不可见”，本质是观察者自身的信息茧房。当一个人的信息来源局限于学术期刊、艺术院线、精英媒体与城市中产社群，自然会接触不到底层文化的内容。但自己看不到绝不等于文化不被看到。 一个最基本的历史对比是：前互联网时代，底层文化才是真正的不可见，被局限在村庄、工厂、街道的物理空间里，只能口耳相传，无法跨区域传播，更无法形成群体身份认同，只能通过精英作家、导演的代言才能进入公共视野。而互联网第一次赋予了底层群体自主生产、自主传播文化的权利，他们不再需要被精英凝视、被精英书写，而是可以直接表达自我、联结同类。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不是底层文化的消失，而是底层文化生产权的解放，虽然这种解放可能带来新的问题，而戴老师似乎没有看到，也没有打算来研究和讨论。

戴老师所谓没有看到底层文化，那么亚文化、民间俗文化乃至互联网平台上类似老铁文化的蓬勃生长，更构成了她观点的反例。当下中国的文化生态，中产阶级文化垄断要丰富、复杂得多。大量极具活力的文化形态，既不属于精英文化，也不属于中产阶级文化，而是扎根于青年群体、民间社会与底层生活。

比如以二次元、游戏、鬼畜、国风为代表的网络亚文化，覆盖了数亿青年用户，形成了独立的审美体系、话语体系与社群规则。其参与者以学生、普通工薪青年为主体，核心诉求是身份认同与趣味表达，与中产阶级的消费格调、价值取向并无直接关联。还有说唱、街舞、滑板等起源于底层街头的文化，早已从地下走向大众，用方言、市井叙事记录着城市边缘的生活与情绪，本身就是当代底层文化的重要形态。另外，二人转、地方戏曲、民间小调、乡村社火等传统民间文化，覆盖了最广泛的县域与乡镇人群，民间市井文化借助互联网的再爆发，也表现出底层的韧性与生活智慧。

戴锦华老师或有意或无意忽略这些庞大的文化存在，或许在于她沿用了传统精英主义的文化评判标准，又或许她限于自身的信息茧房而无法接触到这些文化现象和群体，无论哪种原因，作为学者的表达，都有失严谨。这种窄化的文化观，在批判中产阶级文化的同时，本身也形成了一种隐蔽的文化傲慢。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手

戴锦华的底层文化消失感受，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文艺领域的变化：曾经活跃的底层题材电影、严肃文学，如今在大众视野中越来越少。但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中产阶级文化的挤出和霸权，显然找错了病灶。

底层题材在精英文艺场域的退潮，是多重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中产阶级文化并无直接因果关系。

文化工业的商业化逻辑并非洪水猛兽。内容行业全面市场化后，票房和销量成为核心导向，更倾向于制作受众更广、风险更低的类型片、甜宠剧、爽文，但不必把商业社会妖魔化，所有的流行风潮都随着时间变化，与其说是商业在引导文化，不如说商业在迎合文化，商业的开放性反而是打破精英垄断的有效方式。随着消费者的不断成熟、口味提升，对内容产品的要求也逐步提升。以前拍个烂剧也能圈钱，现在越来越难，一些作者性、现实主义的内容作品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冒头，至少我们应该有个共识，看不见的大手比看得见的大手更开放。

我也很难想象，戴老师口中的底层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将底层叙事在精英文艺场域的缺席，等同于底层文化的整体消失，本质是混淆了文化的呈现渠道与文化本身。她似乎没有看到文化生产主体的转移，或者不把短视频时代的老铁文化看做底层文化？普通人一部手机就可以拍摄、剪辑、发布内容，底层群体从被书写者变成了书写者，文化生产的主体从精英转向了大众，载体从院线、出版社转向了短视频平台，底层文化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存在方式。我还是那个怀疑，戴老师究竟有没有看到，或者说是否认同这是代表底层的文化。

戴锦华老师这类文化批判的真正危险，还在于回避了真正将底层文化挤出的力量，比如隐入尘烟的《隐入尘烟》，电影以温柔但刺痛的方式展示底层群体，被迫淡出公众视野。这种创作环境的变化和约束，恐怕不能把帽子扣在中产阶级文化和资本主义的头上，懂的都懂。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尺度、审核边界，也让很多创作者与资本望而却步，这一因素更与中产阶级文化无关。更让人悲凉的是，戴老师口中的底层人士，恐怕是反对这类电影最激烈的群体。在相关评论中，所谓中产阶级往往对这类作品呈现宽容和欣赏的态度，恰恰是那些底层人士，最喜欢用“我们村不是这样的”，以个体经验来反对苦难的呈现，阴谋论更是他们所青睐的思维方式，戴老师心目中对底层文化的表达，常常招致其所属群体的反对，这恐怕也是戴老师以精英视角，使用阶级框架和后殖民叙事之后遭遇的悖论。

“弃民”逻辑的颠倒，停滞的阶级批判框架

戴锦华对 “结构性的废物” 的警惕并非新论。早在上世纪末到新世纪初的全球化与技术批判讨论中，她便提出了 “弃民” 这一核心概念：在新自由主义资本扩张与生产自动化的推进下，大量底层群体被彻底甩出主流生产体系，他们不是暂时失业的剩余劳动力，而是在结构意义上完全不被资本需要的多余者。从第三世界贫民窟的边缘人群，到工厂自动化替代后的产业工人，再到系统性弱势的女性群体，这一概念始终指向社会结构的最底端，延续着经典左翼批判中产业后备军的思想脉络，也构成了她二十年来一以贯之的批判底色。

这一判断看似批判资本主义，反而让她困在自己定义的资本主义的逻辑里。用是否被资本需要、能否参与雇佣劳动来定义人的价值，而真正超越的思路早在所谓资本主义思想发展中深入讨论过，承认人的价值本就不依附于生产劳动，情感联结、审美创造、社群生活、日常意义，这些人之为人的核心内容，从来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消失。AI时代，这些人之为人的特性更加重要，这是人面对技术的应对，而不是阶级矛盾的延续。

在生成式AI全面落地的今天，戴锦华老师的观念，暴露了明显的判断迟滞。她依然对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文化带有相当的警惕，却没有意识到，真正最先成为技术冲击对象、率先滑向“结构性弃民”风险的，并非她预设中的底层群体，而恰恰是她口中垄断了文化空间的中产阶级，尤其是构成中产阶级身份支柱的各类专业中间层。

职场数据已经清晰印证了这一现实。一些招聘平台的岗位监测数据显示，基础会计岗位、合同审核岗位、初级程序员岗位的需求下降均在50%左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保洁、外卖配送、养老护理等底层服务岗位的需求反而保持上涨。行业的普遍共识是，AI作为高效的信息处理工具，最擅长替代的是标准化、规则化、符号化的脑力劳动，从文案撰写、数据整理、法务检索到基础设计、初级编程、常规行政事务，这些恰恰是传统白领职业的核心工作内容，也是支撑城市中产阶级身份与收入的职业基础。反而是依赖身体在场、场景高度非标准化、需要情感互动与现场应变的底层体力、服务类岗位，短期之内难以被AI大规模替代。

中产阶级可能正在被绞杀，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没有走向我们理想中的纺锤形，反而可能变成一个倒置的图钉。顶层是不可见的极少数人，那套资本主义叙事和阶级框架在新技术面前遭遇的挑战，并没有出现在戴锦华老师的分析中，她一方面声称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找不到先例，自己却沿用了AI时代到来之前的自创概念。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些反讽的叙事矛盾。戴锦华老师一边批判中产阶级文化垄断了所有社会空间，一边警告AI将制造大规模“结构性废物”，却完全没有意识到，她所批判的这个“垄断阶级”，本身就是AI时代最先被冲击、最容易沦为弃民的群体。当基础法务、初级工程师、普通设计师、行政文员这些中产阶级的核心组成部分都在批量面临岗位替代与收入下滑时，所谓中产阶级文化独大的判断，就成了建立在流沙之上的空中楼阁。这个阶级自身都在面临解体与向下滑落，又何谈垄断文化生产、系统性挤压底层空间？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戴锦华始终沿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静态阶级分析框架。资产阶级主导资本与文化，中产阶级（也可以被归类为小资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与文化消费主力，底层是被剥削、被抛弃的对象。但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打破这一稳定的三级结构，资本与技术的结合不再需要庞大的中间阶层作为管理、执行与消费的缓冲，大量中间层级的脑力劳动可以被算法直接替代，阶层分化的逻辑从资本剥削劳动转向技术筛选人类。在这个新结构里，中产阶级不仅不是压迫底层的文化霸权者，反而可能是技术迭代中最先失去位置的群体。

继续用旧叙事解读当下，本质是用静态的阶级模板裁剪全新的社会现实，既误判了AI冲击的真实阶层，也用妖魔化的阶级论，遮蔽了真正值得警惕的未来图景，极少数掌握技术与的顶层，与庞大的、被AI不断挤压生存空间、既主体又底层的群体之间的鸿沟。

戴锦华老师的批判，是知识分子对技术时代人文危机的警醒，其出发点的善意与责任感值得尊重。但善意不代表判断准确，忧患不能替代事实分析，固守的旧的阶级批判话语，已经装不下新的社会问题，戴老师的文化研究与批判，似乎还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图片来自艺术家刘旭星的“艺术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