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渡被迫、二渡回马、三渡虚晃、四渡瞒天：教员的连环局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盛赞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战役相媲美。

教员听了，只说了一句话：“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三大战役歼灭154万敌军，四渡赤水呢？一场败仗开头，再败仗收中，最后3万残兵从40万敌军缝隙里钻出去。

这算什么得意之笔？

蒙哥马利当时大概也是这个反应，一脸困惑。

但教员从来不是按歼敌数字评价自己指挥水平的。他晚年反复提起四渡赤水，是因为这三个多月里，他把军事指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

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场被教员视为一生巅峰的战役，开局就是一场惨败。

一渡赤水：土城失利，退出来一条生路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刚开完。

教员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名义上只是周恩来的“军事协助者”，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决策核心圈。

但留给他的是一副烂摊子。

红军刚开完会，蒋介石的40万大军就围上来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他的嫡系薛岳兵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压过来。

而红军呢？

湘江战役之后，从8.6万人锐减到3万。人均枪不足一支、弹不足3发。

更令人窒息的是，这支队伍刚经历了湘江血战，士气低迷到冰点，身后是死追不舍的追兵，面前是一道又一道不知深浅的封锁线。

面对这种局面，中央最初的决定是：北渡长江，去川西北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1月20日，红军撤离遵义，向川黔交界的土城、赤水方向前进。

1月27日，红军分三路到达土城镇。这里是黔北入川的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川军刘湘的部队已经抢先占领赤水县城，堵住了红军北上的路。

教员主张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打一仗，消灭拦阻的川军。

这是他复出后决策的第一仗。

第一仗必须赢。

这是教员重返军事指挥岗位后的第一次亮剑，全军上下都在看着。

1月28日拂晓，青杠坡战斗打响。

前半段打得顺。红三、红五军团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一度突破川军的正面阵地。但很快形势逆转，敌军增援部队占领了远处的大山头，居高临下对红军反包围。打到中午，红军的处境已经极其危险。

问题出在情报上。

战前侦察说川军是两个旅四个团6000多人。打到一半，审问俘虏才发现，来的是六个团1万多人，而且是最能打的郭勋祺“模范师”。

情报误判，围敌反被围。

教员复出第一仗，眼看就要打成灭顶之灾。

敌军一度逼近军委指挥部前沿。朱德亲自冲上前沿阵地，指挥军委干部团和回援的红一军团拼命反击，才稳住了战局。朱德后来回忆那一刻，陈赓带着干部团迎着川军冲锋，双方在不到一百米的距离上对射，干部团是红军最精锐的储备，这一仗打掉一批，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当晚，政治局和军委召开紧急会议。

教员没有犹豫：撤。

立即撤出青杠坡，西渡赤水河。

周恩来临阵组织架浮桥。天亮之前，浮桥架好。1月29日凌晨，红军主力分三路，从猿猴场（今元厚）、土城两个渡口西渡赤水河，然后炸毁浮桥，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这就是一渡赤水。

开局不利，果断收场。

教员没有因为这是复出第一仗就硬撑。

输了就认，认了就变，变了再打。

但谁也没想到，这一退，竟退出了战争史上最惊艳的三个月。

二渡赤水：回马枪，五天拿下遵义

红军西渡赤水后，继续向川南前进，但发现川军已经在长江沿岸布下重兵。

教员判断北渡长江已无可能，果断放弃原计划，改向川滇黔边境寻找机动空间。

2月7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改取“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的方针。

2月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今威信）集结并进行了整编。

就在此时，一个足以逆转全局的战机悄然浮现。国民党各路大军纷纷向川滇边境追去，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变得十分空虚。

教员的眼睛亮了。

他抓住这个窗口，指挥红军杀了个回马枪。

2月18日至21日，红军从四川古蔺的太平渡、二郎滩二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

红军这一回头，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

川军慌忙掉头向东追击，黔军急忙调兵增援娄山关。但各路敌军还没到位，红军的拳头已经砸下来了。

2月24日，遵义战役序幕拉开。2月25日，红三军团攻占娄山关。随后红军一路追击，2月28日再占遵义城。

五天之内，连下桐梓、夺娄山关、占遵义。

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就这样猝不及防地砸在了蒋介石脸上。

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8个团，俘敌约3000人。

教员登上娄山关，极目远望，吟出一首词：“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但胜利的喜悦还没来得及蔓延，一个噩耗就击中了全军，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牺牲在遵义城下。

一个军团的参谋长，牺牲在攻城的前沿阵地上。

这是长征以来红军损失的最高级别将领之一。

胜利的代价，有时候比失败更让人喘不过气。

三渡赤水：鲁班场失利，虚晃一枪调敌西进

遵义大捷后，红军士气高涨。

但蒋介石被彻底激怒了。

他急飞重庆坐镇指挥，调集重兵采用堡垒推进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

面对老蒋的步步进逼，教员决定将计就计，指挥红军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更多国民党军前来围攻。

但接下来这一步棋，差点让教员失去了指挥权。

当时大多数红军将领主张攻打打鼓新场，端掉王家烈的黔军。打鼓新场是黔北重镇，拿下它，能缓解红军的物资压力，提振士气。这在一个疲惫之师的眼中，几乎是唯一的可行选项。

只有教员一个人反对。

教员认为，打鼓新场城墙坚固，王家烈固守其中；而打鼓新场四周，周浑元、吴奇伟等国民党中央军正在逼近。一旦攻城不利，敌军三面合围，红军将陷入灭顶之灾。但将领们求战心切，各执一词。主持会议的张闻天鉴于此前主要负责人专断的教训，决定民主表决。

表决结果：大多数支持打。

教员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当场表决掉了。

教员回到住处，没有去找怀孕的妻子贺子珍，也没有去抱刚出生的孩子。他提着一盏马灯，走了几里山路，深夜去找周恩来。

一个刚刚被投票罢免的人，提着一盏灯走在山路上。

这一夜的每一步，都在决定三万人的生死。

他摊开地图向周恩来指出，即使打下打鼓新场也守不住，一旦敌军合围，红军将陷入三面重围。周恩来被说服了。第二天一早，教员又说服了朱德。3月11日，中央再次召开会议，教员又一次说服了与会者放弃攻打计划。

马灯、山路、深夜、一个人。

教员用最笨的办法，一个接一个地做工作，把整个红军的命运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

此后，教员向张闻天提出，打仗不能靠民主表决，必须集中指挥。

他提议成立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表示赞成。此后，在赤水河畔川黔交界处的陈福村会议上，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正式成立，成员为，教员、周恩来、王稼祥。

从此，长征的军事行动完全在教员指挥下进行。

但三人团刚成立，就撞上了一堵墙。

新三人团刚一成立，就面对一道战略选择题，3月15日，红军在鲁班场对周浑元部发起进攻。但周浑元阵地坚固，红军激战一天未能攻克，再次遭受失利。

连续两仗，打鼓新场的争论、鲁班场的失利，让教员面临巨大压力。

但他没有犹豫。

3月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镇及其附近地区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古蔺。

三渡赤水要的不是胜仗，是虚晃一枪。

这次渡河，教员一反常态，命令部队白天渡河，大张旗鼓地行军。

他要的就是让蒋介石的侦察机看见，红军又往西去了，仿佛要北渡长江。

蒋介石上当了。

他下令各部向西追击，在川南古蔺一带重新布下天罗地网。他亲自飞到贵阳督战，满心以为这一次终于能“聚歼赤匪于长江南岸”。

他万万没有想到，三渡赤水仅仅4天之后，红军会再次掉头向东。

四渡赤水：从四十万大军眼皮底下消失

3月20日，蒋介石下达“聚歼”中央红军于古蔺的命令，狂叫“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各路“追剿”部队涌入古蔺及其附近地域。

然而就在这一天，教员做出了一个让所有对手都猝不及防的决定，红军主力立即掉头，第四次渡赤水。

3月20日傍晚，为迷惑国民党军，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成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方向佯动，故意摆出北渡长江的架势，继续诱敌向西；而中央红军主力则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

3月21日晚至22日，红军主力以隐蔽、迅速的动作，从各路敌军的间隙中穿过，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重新进入贵州。

这一招瞒天过海，老蒋根本没反应过来。

等他收到情报说红军已经回到赤水河东岸，他的几十万大军还在古蔺方向往西搜索“逃窜共匪”。

接下来，红军一路南下，直扑贵阳。

当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

贵阳守军兵力不足两个团，而红军前锋已经逼近贵阳城外。

蒋介石慌了，一方面急调部队来援，另一方面命令死守机场，还做好了爬山的准备。

但教员要的不是攻打贵阳。

他要的是吓出蒋介石的破绽。

蒋介石紧急调滇军东进“救驾”。

这一调，金沙江防线敞开了。

当滇军孙渡纵队奉命疾驰贵阳的同一时刻，红军突然转向西进，从滇军赶往贵阳的路线旁边擦肩而过，直插兵力空虚的金沙江。4月初，红军主力从容渡过金沙江。

教员对蒋介石玩了一手“攻其所必救”，佯攻贵阳，逼蒋介石把金沙江的守军调出来；等金沙江空虚，红军扭头就跑。

50年后，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中写道：“毛泽东对蒋介石故技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习惯于条件反射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样。”

从此，红军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得意之笔：不在于歼敌多少，而在于把死棋走活

四渡赤水，三个月，3万对40万，走了110个城镇，红军没有在一次决定性会战中全歼敌军主力，但成功地跳出了敌军精心布置的包围圈。

军事史上很少有一场战役以“败仗”开头（土城失利），又以“败仗”收中（鲁班场失利），最终却成为指挥艺术的巅峰。

但四渡赤水就是这样一局棋。

教员的指挥权，不是在遵义会议上一夜到手的。

他是用土城失利的果断、打鼓新场被投票撤职后的倔强、深夜提灯说服周恩来的执着、鲁班场再败后的冷静，一步一个坎，硬生生把指挥权从战场和会议室里同时赢回来的。

从3月10日苟坝会议上被表决免职，到3月17日陈福村会议上新三人团正式确立，这短短七天里，教员用尽了政治说服、战术判断和战略坚持的三重武器，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从“民主表决”扭转为“集中指挥”。

这才是四渡赤水最核心的转折，不是渡河的战术动作，而是指挥权的真正落地。

后来很多军史学者反复问？

为什么教员要把四渡赤水视为自己军事指挥的“得意之笔”，而不是战果更辉煌的三大战役？

答案很可能是，三大战役是“以强胜弱”，兵力相当或局部占优，主动权在握。而四渡赤水是“以弱胜强”，3万对40万，从绝境中找生路。

三大战役打的是“怎么赢”，四渡赤水打的是“怎么活”。

赢固然值得骄傲，但把人从悬崖边上硬拉回来的指挥感觉，是任何胜仗都给不了的。

《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还有一句话，可以算是对四渡赤水最简洁的评价：“毛泽东运筹帷幄，将红军带出了国民党军铁桶般的包围圈。”

这世上最厉害的战术，不是在敌人最强的方向死磕，而是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方向找到那道谁也看不见的门缝。四渡赤水，就是把这三万人的命运，从鬼门关的锁孔里一寸一寸传了出来。

你觉得四渡赤水最惊险的一步是哪一步？是土城撤退时的果断决绝，还是教员深夜提灯说服周恩来扭转全军方向的执着？

评论区聊聊你的判断。 建议收藏，这场战役的每一渡都值得反复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