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民国史》陈旭麓著、《北洋军阀史》来新夏著、《黎元洪传》冯天瑜著、《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黎大总统文牍类编》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1934年版、《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刘成禺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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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7月1日，凌晨三时，北京。
故宫养心殿的红漆大门被人从里头推开。
烛火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打在金砖地面上，晃晃悠悠。
张勋一身朝珠蟒服，领着康有为、王士珍、江朝宗等三百余人，在这座多年无人正式使用的大殿里，向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行了三跪九叩大礼。
这个孩子叫溥仪，五年前已经退位，这一夜又被人重新捧上了皇位。
紫禁城外，张勋的五千"辫子军"早已守住了北京各处要道。
邮局、电报局、前门火车站，全部换上了自己的人。龙旗重新挂上了城楼。
1917年7月1日这一天，北京城里的百姓一觉醒来，发现街上到处是脑后甩着大辫子的兵，商铺关门，报纸停刊，士兵扛枪游街，城头贴出告示，称自即日起，废止中华民国纪年，改为宣统九年。
复辟消息传开的同一天，一个人出现在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府的门口。
这个人叫梁鼎芬，前清翰林，张勋的人。
他带来了一份奏折，是康有为代为拟好的，写的是"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就等着总统府那枚印章盖上去，这场复辟便有了所有人都无法反驳的"合法"外衣。
总统府里，黎元洪坐着，把这份奏折的每一个字都听完了。
没有人预料到，在那个辫子军刀枪出鞘、城门尽数封锁的夜晚，这个手里没有一兵一卒、已经被骂了多年"泥菩萨"""的胖子，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窝囊废
【一】床底下拖出来的人，到底是个什么路数
黎元洪，原名秉经，字宋卿，湖北黄陂县黎家河人，生于1864年10月19日。
说起这个人，有必要先把他的底细摸清楚。
1883年，年满十九岁的黎元洪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
他的同期师长里，有严复，有萨镇冰。
严复后来给他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德高才疏"。
说白了，品德出众，才具平平。
这四个字，贴了他一辈子，不算侮辱，也谈不上赞美，算是相当客观的盖棺论定。
学堂毕业后，黎元洪被派往广东水师，在广甲号上担任二管轮。
这艘船的来历有点意思：广甲号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托福州马尾船政局建造的第一艘铁胁木壳兵轮，1887年交付粤洋水师，装备落后，吨位偏小，在当时的战舰里属于末流。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
李鸿章向各地求援，两广总督李翰章派了广甲、广乙、广丙三艘军舰北上支援北洋水师。
黎元洪随广甲舰参与了那场后来被反复书写的大东沟海战。
这场仗打得惨烈，北洋舰队伤亡惨重。
战斗结束后，广甲舰在撤退时因操作失误搁浅，被迫放弃，管带吴敬荣脱逃。
黎元洪在混乱中落水，飘海遇救，捡了一条命。
这一段经历，后来被人研究黎元洪时反复提及。
甲午年的那场溃败，亲历者无不受到极深的触动。
从那以后，他投靠了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调往湖北，参与编练新军，在湖北这块地方一扎就是近二十年。
到1905年，他升任清廷陆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职级相当于旅长，是湖北新军的二把手，仅次于湖广总督和第八镇统制张彪。
论本事，黎元洪确实算不上军事奇才。
但他有一个在那个年代不多见的品质：不多事，不整人，对属下宽厚，对革命党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曾数次给革命党人打掩护，不是因为他信奉革命，而是因为他不想惹麻烦，也不愿背上迫害同袍的名声。
湖北的革命党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活动多年，黎元洪知道，他选择了沉默。
正是因为这种模糊的立场，在武昌起义爆发前，文学社和共进会曾私下讨论，假如起义成功，可以考虑推黎元洪出来主持大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
这一夜，湖广总督瑞澂吓破了胆，连夜从督署后墙凿洞出逃，第八镇统制张彪也跑进了汉口租界。
革命军打下了武汉三镇，却碰上了一个烫手的难题：群龙无首，需要一个有分量的人出来撑场子。
革命临时总司令蒋翊武在清廷大搜捕中早已出逃，下落不明。
参谋长孙武在炸药爆炸中被严重灼伤，正在城外养伤。
革命军里军衔最高的，不过是连长吴兆麟，分量远远不够。
先是找到了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汤化龙心里算盘打得很精，万一清兵反扑，首领必是头号反贼，婉言谢绝。
转来转去，目光最终落在了黎元洪身上。
关于黎元洪被找到时的具体情形，史书上留下了两种说法。
一说是：起义爆发后，黎元洪躲进了姨太太黎本危的住处，藏在床底下，被马队第一标第一营排长萧燮增和班长虞长庚发现，两人用手枪逼着把他拖了出来，押送至省咨议局，也就是后来武昌起义纪念地的红楼。
另一说是：黎元洪换上便衣，由执事官王安澜带领，转移到了黄土坡参谋刘文吉家中，革命军闻讯而来时，他躲进蚊帐后又钻入床下，革命军战士马荣将枪口上膛，他才从床下爬出来。
两个版本细节不同，但核心一致：被枪逼着出来的，不是主动请缨的。
"床下都督"这个外号，就这样流传下去了。
人们说他懦弱，说他胆小，说他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可这里头有个问题，旁边没什么人追问：1911年以前，每一次起义失败都是满门抄斩的结局，黎元洪是清廷的二品武官，贸然跳出来说我支持革命，在当时的处境里，这不叫英勇，叫送死。
他犹豫，他躲，是因为他知道赌注有多大。
他最终出来了，事情就这样。
10月13日，在军事会议上，黎元洪发表了正式演说，明确表态推倒清廷、建立共和，宣布就任湖北军政府大都督。
外国领事馆宣布中立，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各省观望的立宪党人和士绅看到局势稳定，纷纷响应，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去了。
有历史学家这样总结：正是因为黎元洪这个非革命党的旧式军官出来坐镇，辛亥革命才得以从一次地方起义演变成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潮。
【二】瀛台软禁，那些年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民国成立了，黎元洪的日子，比当初被枪逼着当都督还要窝囊。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选为临时副总统，兼管湖北。
随后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按法理，黎元洪顺延副总统之职。
表面上，"革命元勋"的名头响亮。
实际上，各方都清楚他是一块招牌，摆着用的。
袁世凯很快就动了手。
1913年10月，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以"磋商要政"为名，派段祺瑞赴武汉，把黎元洪哄到了北京就任副总统。
一进北京，就被安置在了瀛台。
这个地方，当年光绪皇帝就是在这里被软禁的，四面环水，出入不便，派的卫兵全是袁世凯的人。
从那一天起，黎元洪以副总统之名，实际上过着软禁的日子。
政令出了总统府就没人当回事，自己住的院子里连什么人进出都得通报。
为了进一步拴住他，袁世凯安排儿子袁克玖娶了黎元洪的女儿黎绍芳，结成儿女亲家。
亲上加亲，实则是多一层控制。
在袁世凯眼里，黎元洪这块牌子有两个用处：一，他是辛亥首义元勋，名望高，放在副总统位置上，可以稳住南方那帮革命党人的情绪；
二，他手里没有军队，没有北洋背景，翻不了天。
黎元洪被关在瀛台里，什么实权都没有，连自己家里的事都管不了。
那几年，他的日子过得不如北京一个普通的富家翁，出门要报告，见客要报告，写封信说不定都有人拆开来看。
这期间，他的态度是沉默，是等待，是把一切都装作没看见。
袁世凯要他配合，他多半都配合了。
袁世凯要他支持解散国会，他点头了。
袁世凯要他签这签那，他大多数时候没有强烈反对。
外界看到的那个黎元洪，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唯诺诺，毫无血性。
窝囊废
可到了1915年，袁世凯的帝制步伐越迈越快，这个局面就不一样了。
从1915年8月起，杨度、孙毓筠等人组织"筹安会"，替袁世凯的帝制造势。
各地督军、文武官员纷纷上书劝进，北京城里的政治气氛一天比一天浓。
黎元洪一个字都没有签。
不只没有签，他从1915年11月开始，每月三万大洋的副总统薪金，他直接拒绝领取，坚请裁撤副总统办公室，连续上书请辞，把自己的立场摆出来，让所有人都看得清楚。
袁世凯当然不让他走。
留着这块牌子，还有用。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称帝，改国号"中华帝国"，年号"洪宪"。
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理由是表彰他武昌首义之功。
这一手打得精：如果连首义元勋都接受了爵位，天下人还有什么话说？
册封令颁布后，袁世凯政府文武百官在国务卿陆征祥的带领下，浩浩荡荡赶往东厂胡同黎宅道贺。
黎元洪穿着便装出来，当着百官的面说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说完，转身进了屋子，把门关上，百官只好悻悻而去。
袁世凯不死心。
12月19日，他另派步军统领江朝宗去黎宅宣封，江朝宗捧着诏书，在厅堂里跪地长呼"请王爷受封"，死活不肯起身。
刘成禺在《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里，把这段记载留了下来。
黎元洪从旁边房间疾步而出，手指着江朝宗的脸，大声呵斥：江朝宗，你怎么这样不要脸？快快滚出去！
随即下令左右，把江朝宗拖出了东厂胡同。
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直接改口叫"王爷"，搞得黎元洪实在忍无可忍，手指着大厅的柱子，当众撂下那句话：你们如再逼，我就撞死在这里！
"武义亲王"的爵位，始终没人替他挂上去。
【三】1916年，从瀛台出来的总统，手里攥着的是什么
1916年6月6日，端午节这天，袁世凯因尿毒症在北京病逝，终年五十七岁。
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副总统黎元洪顺位继任大总统。
段祺瑞主导着整个局面，他要的是一块牌子，不是一个真正能干事的总统。
段祺瑞手里掌着皖系军队，掌着国务院，各省有一大半督军都跟他走，实权在他那里。
他不想自己顶出来当靶子，南方不服、革命党不服，到时候拧成一股绳对付，挡不住。
不如找个有名望、没军队、无法跟他掰腕子的人坐在总统的位置上，自己在后面操盘。
黎元洪，是这个算盘里最理想的棋子。
黎元洪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他还是接了。
上任之后，他宣布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重新召集国会，摆出一副要按照法律程序认真治国的架势。
在北洋那帮武人的圈子里，这种做法看起来迂腐得可以——手里没枪，靠约法能管什么事？
段祺瑞对黎元洪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平等相待，国务院做什么事不告知总统府，总统府下的命令国务院公然置之不理，双方的矛盾从1916年黎元洪上任第一天就已经埋下。
段祺瑞的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这个人行事尤其蛮横，对黎元洪态度极为无礼，久而久之把黎元洪逼得心里积攒了大量怨气。
到了1917年年初，矛盾终于在一个具体问题上彻底爆发，走投无路之下，黎元洪做了一个后来让他悔恨不已的决定。
这一步棋，彻底走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