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诺安基金经理张堃遭罚，“老鼠仓”监管持续升级

日前，深圳证监局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一名前公募基金经理因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同时存在未按规定申报个人证券投资行为，被监管合并罚没41.52万元。这起案件再次为行业敲响警钟，也释放出监管部门持续严打内幕交易、趋同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鲜明信号。

从近年来披露的案例来看，无论违法所得多少、最终交易是盈利还是亏损，只要触碰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隐瞒个人证券投资等监管红线，相关责任人最终都难逃处罚。

利用基金交易信息“跟买跟卖”，前基金经理被罚没41万余元

根据深圳证监局披露的信息，张堃于2014年至2023年间一直在公募基金行业任职，并于2020年至2023年担任三只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

由于负责基金投资管理工作，其能够接触基金投资决策、交易计划、成交情况以及持仓等未公开信息。

监管调查发现，在任职期间，张堃控制使用多个证券账户，与其管理的基金产品发生趋同交易。

数据显示，案涉期间共涉及7个证券账户，累计趋同交易金额约768.56万元，最终获利仅7.52万元。

与此同时，张堃在控制相关证券账户进行证券投资过程中，并未按照规定向所在基金公司履行投资申报程序，同样违反了行业合规要求。

最终，深圳证监局认定其存在两项违法违规事实：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基金从业人员未按规定申报证券投资。

监管部门决定没收违法所得7.52万元，并处以34万元罚款，合计罚没41.52万元。

从公开履历来看，此次被处罚人员与此前任职于诺安基金的基金经理张堃履历高度吻合。

公开资料显示，其于2014年加入诺安基金，历任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并于2023年离职。

诺安基金已两度卷入“老鼠仓”案件

值得关注的是，这并非诺安基金首次因前基金经理违规交易受到市场关注。

早在2022年，诺安基金原基金经理邹翔案件便曾引发行业广泛讨论。

公开司法信息显示，邹翔在担任基金经理期间，将基金投资相关未公开信息泄露给其弟弟，由后者控制证券账户实施交易，非法获利超过2355.0356万元。

案件曝光后，邹翔不仅涉嫌内幕交易，还因试图通过行贿方式谋求减轻处罚，向相关人员行贿430万元。

最终，其因多项罪名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

相比之下，此次张堃案件涉案金额并不大，但再次说明监管对于基金经理利用职务便利从事个人交易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盈利不是免责理由，亏损同样会被处罚

违规交易最终并未赚钱，却依然受到严厉处罚。

例如，2025年曝光的国寿安保基金原基金经理李丹案件中，其控制第三方账户与基金产品发生趋同交易，累计交易股票41只，交易金额超过3300万元。

然而最终交易结果却出现亏损，但监管仍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处以60万元罚款。

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浦银安盛基金。

2024年底，原基金经理许文峰被查实控制20个证券账户实施趋同交易，违规投资最终亏损超过700万元。

虽然个人投资并未获利，但监管仍依法给予153.82万元罚款，并实施5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监管处罚关注的是违法行为本身，而不是最终是否赚钱。

只要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无论盈亏，都属于触碰监管底线。

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处罚力度不断升级

除了基金经理个人违规之外，一些机构管理人员也因类似行为付出了沉重代价。

例如，大成基金原信息技术总监蒋卫强，利用工作便利获取基金交易信息，控制证券账户开展趋同交易。

公开数据显示，其累计交易金额高达6.69亿元，非法获利约575万元。

最终监管部门对其作出罚没2301万元、证券市场禁入10年的处罚。

从近年来公开披露的案例可以发现，监管处罚力度呈现不断升级趋势：

有人仅获利数万元，却被罚没数十万元；有人投资最终亏损，仍然受到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者不仅罚没全部违法所得，还可能面临市场禁入甚至刑事追责。违法成本正在持续提高。

公募行业合规底线正在不断收紧

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强化基金行业合规治理。

从内幕交易、趋同交易，到未按规定申报个人证券投资，再到利益输送、利益冲突管理，各项监管要求不断细化。

对于基金经理而言，其管理的是广大投资者委托的资金，本身就承担着更高的诚信义务和受托责任。

业内人士表示，基金经理掌握大量未公开交易信息，如果利用职务便利为个人谋利，不仅损害投资者利益，也会破坏市场公平交易秩序，因此一直是监管打击的重点对象。

随着监管科技不断完善、账户穿透能力持续提升以及异常交易监测体系逐步成熟，“老鼠仓”等违法行为越来越难逃监管视线。

免责声明：基金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