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维基百科"王庆简"词条、金一南少将国防大学演讲资料（2011年）、日本《产经新闻》相关报道、《潜伏在中国高层的九大间谍大案》、《盘点潜伏中国间谍案》（2014年）等等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8年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正式迎来一位新人。
他叫王庆简，1956年生，大校军衔，总政联络部出身。
对外挂的身份是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常务理事，论职级、论资历，在那个年代的对日工作圈子里，这都是一张相当体面的名片。
他日语流利，举止得体，走进外交场合毫无违和感，使馆里的同事第一眼见到他，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这个人，成熟，懂事，靠得住。
没有人知道，这张第一印象，后来变成了一张掩护他将近二十年的保护膜。
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某间办公室里，有一扇对着开阔地带的窗户。
每天在固定时间，这扇窗会被人从里面推开，维持几分钟，然后关上。
对于走过路过的使馆工作人员来说，这不过是一个爱透气的人在换换空气。
但在窗外几百米开外的某个固定位置，一套激光扫描和高分辨率光学设备始终架在那里，等待着这扇窗户被推开的那一刻。
窗户一开，信号就通了。
室内的文件、声音，乃至桌上摊开的标注着密级的资料，都在这一开一合之间，被那双眼睛吞进去。
这个每天定时推开窗户的人，在驻日大使馆的武官岗位上，把这套操作执行了将近二十年。
大使不知道，机要秘书不知道，负责安全检查的人也没查出来。
2006年夏天，王庆简把手里一份军事情报交给了日本联络员。
这份情报随后被日方在一份内部参考资料里公开引用了部分数据。
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人员盯着这份被引用的数据，盯了不到四十八小时，就锁定了泄露源头的方向。
从那一刻起，王庆简这张潜伏了将近二十年的底牌，开始被一张一张揭开。
【一】一个"日本通"是怎么被选中的
要理解王庆简这个人，得先说清楚那个年代的背景。
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
这一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两国关系正式驶入了一段持续时间较长的"黄金期"。
日本开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大量日本企业涌进中国市场投资建厂，两国在经贸、文化、教育层面的往来密度，是此前几十年都不曾有过的。
这段蜜月期，在军事和情报领域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双方都需要更多懂对方语言、了解对方体制的人来维系这张关系网。军方也不例外。
就在这个背景下，一批精通日语、有情报工作经验的年轻军官，被选中进入对日工作序列。
王庆简就是其中之一。
他身上有几个当时圈子里难得一见的组合：日语底子扎实，能在正式外交场合和非正式饭局上自如切换；情报分析出身，有一套判断信息价值的专业眼光；性格外向但不浮夸，在与外国人交往时能把握分寸。
这种人放在对日联络岗位上，是相当对口的。
1984年12月，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简称"友联会"，英文缩写CAIFC）在北京成立。
这个机构对外的定位是从事国际民间友好交流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宗旨是"推动国际民间友好交流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成立时由王震、王首道、黄华等人倡议，接受外交部和民政部的双重监管。
王庆简在1980年代末期，正是以友联会常务理事的身份，开始了他的对日工作生涯。
这个友联会的身份，在当时对日工作圈子里，是一顶做工相当精细的帽子。
对外，是民间文化交流机构的人，拿着这块牌子出入日本各界，不引人注目；对内，这个系统与总政联络部有着深度的组织关联，承担着军方对外联络和影响力运作的实质职能。
美国五角大楼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董事马克·斯托克斯曾在研究材料里指出：友联会联结了政治、金融、军事行动和情报领域，是一个运作相当复杂的平台。
王庆简拿着这个身份在日本活动，既可以大大方方地结交各路日本人，又在法律和外交层面上拥有足够的缓冲空间。
进入驻日使馆是1988年前后的事。
他的职务是一等秘书，同时兼任武官。
武官这个头衔在外交使团里的分量，和普通外交官不一样——两国军事交流动向、国防预算走势、武器装备研发进展、高层军政人员的内部动态，这些都是武官工作范围里日常流动的信息。
站在这个位置上，本质上就是坐在一个情报的集散节点上。
王庆简既是我方派出去收集对方信息的人，又是对方希望打进来的靶子。
猎人和猎物，有时候只差一步之遥。
这一步，他在1989年前后迈了出去，但迈向了错误的方向。
【二】陷阱是怎么布下的，又是怎么收紧的
日本对中国的情报渗透工作，历史相当久远。
从1890年上海英租界里的"日清贸易研究所"算起，这个传统绵延了一百多年。
到了1980年代，日本的情报工作体系已经相当成熟：对外渗透的主力不是某个单一机构，而是分散在自卫队情报本部、外务省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内阁情报室等多个系统里，各有侧重，又有协作。
在具体的渗透手法上，他们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知道针对什么类型的人使用什么样的方法。
王庆简这类人，被盯上是迟早的事。
他在东京的社交圈子很广，政界、商界、自卫队退役人员、文化学者，各路人都有来往。
这些关系对他自己来说是工作资源，对于日本情报机构来说，则意味着接近窗口。
日本情报机构不着急，他们的标准操作流程是：先长期接触，摸透一个人的性格弱点、个人欲望、家庭状况，等到掌握了足够的筹码，再出手。
这一套，用行话叫"养鱼"，养到够大，再动网。
根据已披露的案情描述，最终把王庆简拉下水的方式，是色诱加把柄。
日方先在一系列私密场合制造机会，在他醉酒之后完成了"现场取证"。
手里捏着这种东西，对一个军队情报系统出身、随时面临政治审查的军官来说，代价非常清楚：要么被送回北京，等待军事法庭；要么低头，听话，拿钱。
王庆简选了后者。
选了这条路，意味着他此后的每一步都退不回来了。
日本情报机构接下来的操作，是给他一批经过精心筛选的"独家情报"——这些情报在价值上是真实的，但信息量经过控制，足够让他在回国后立一些功，爬到更高的位置，再通过他这个更高的位置，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
这是一套经典的"投资回报"逻辑：先给你一点甜头，让你站到更值钱的地方，然后从那个地方榨出更多来。
王庆简凭借从日本带回的一批"独家情报"，在单位里确实迅速站稳了脚跟，一路升到了大校军衔的位置。
从外部看，他是一个业务出色、与日方关系处理得当的对日工作专家。
没有人知道，那些让他"立功"的信息，不过是他被人下的饵。
用他自己后来在审讯中的说法：那时候他也知道是圈套，但已经走进去了，没有办法再走出来。
【三】两套身份，两套运作，一套隐形情报网
王庆简在驻日大使馆的工作轨迹，大致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同步推进。
表面上那套：作为武官，正常参加中日双边军事外交活动，出席各类礼仪场合，处理两国军方之间的例行联络事务，维护使馆内部的正常秩序，给北京方向发回定期的分析报告。
这套东西做得滴水不漏，同事、上司对他的工作评价都相当正面。
暗地里那套：在驻日使馆内部的关键区域，逐步完成了一张窃听网络的布置。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后来的调查以及他本人的供述，王庆简利用职务便利，以"检修线路""安全维护"等名义，先后进入大使的办公室、高级别会议室、机要文件传阅区域，在插座背面、吊灯支架、门框装饰槽等隐蔽位置，安装了日本方面提供的窃听设备。
这批设备体积小，续航时间长，隐蔽性高，日方提供的型号远超当时一般级别的监控器材。
1993年前后，使馆内的窃听网络基本成型。
从此之后，凡是在这些空间里发生的一切——大使的电话内容、会议上讨论的对日外交策略细节、机要文件的核心内容、各级人员对当前局势的内部研判——全部都在被实时记录，再通过隐蔽渠道传到对方手里。
与此同时，他还在执行另一项任务：定时开窗。
这套操作的技术原理，放在今天已经不是秘密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激光窃听和红外光学扫描已经相当成熟。
用激光打在室内玻璃上，通过玻璃的微小震动可以还原室内声音；高分辨率红外扫描则能在较远距离清晰捕捉桌面上的文字和图像。
这两套技术组合使用，对一个窗户朝外、有足够视野的房间，几乎可以做到完整的信息提取。
王庆简每天在固定时间把使馆办公室的窗户推开，这个动作对周围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习惯，但对架在远处的日方设备来说，窗户一开就等于发出了"开始"的信号。
窗户关上，这一轮的数据采集就结束了。
整套操作流畅、低调、不留痕迹，任何一个单独的环节放出来都不构成证据。
他就这样，在中日两国最敏感的外交和军事信息节点上，连续运作了将近十年，直到2001年前后从大使馆的岗位上退下来，回到北京。
而这个定时开窗的习惯，并没有随着他离开驻日使馆而结束。
【四】那份被"顺手"引用的数据，以及它背后的那条线
2006年夏天，离王庆简从驻日大使馆离任已经过去了将近五年。
这五年里，他在北京以另一个身份继续活动，职务上的安排让他仍旧能接触到一定级别的军事信息渠道。
日本方面对这条线没有切断，也没有减少索取，只是联络频率和方式随着环境的变化做了调整。
2006年夏天，王庆简通过秘密渠道，将一份军事情报交给了日本联络员。
这份情报的具体内容，至今没有被官方公开披露。
根据已有的公开资料，这份情报涉及解放军某方面战区部署的具体数据，时效性强，是日本情报机构在当时急切需要的那种"新鲜"材料。
从情报价值的维度上看，它算不上王庆简经手过的规格最高的一批，但数据足够精准，来源足够权威。
情报交出去之后，接收方出现了一个让整个链条崩塌的失误。
日方把这份情报里的部分核心数据，改头换面之后引用进了一份特定渠道可以触及的内部参考资料。
外界对于日方为何要这样做，至今没有统一的定论。
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日方在向某个盟友展示情报成果的操作；也有分析认为，这批数据被引用本身就是一种主动的信号释放，或许日方判断这条线已经到了可以舍弃的节点。
不管动机如何，结果是确定的：那批特征明确、来源指向性明显的数据，一旦出现在任何公开或半公开的文件里，就等于留下了一条尾巴。
中国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专家每天处理大量的信息筛查工作，这份资料里的那组数据，在极短时间内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数据的特征，它所携带的信息结构，以及它在那份文件里出现的方式，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让侦查人员在四十八小时内得出了一个初步判断：这批数据来自内部，而且来自一个相当特定的渠道。
排查工作从那一刻开始启动。
沿着这条线，一个在中日之间运作了将近二十年的情报体系开始浮出水面。
而那个每天在固定时间推开北侧窗户的人，还没有意识到——
他隐藏了二十年的那个习惯，正在被人一层一层地解读，并且已经变成了指向他自己的一把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