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不下的背篓，开不尽的清荷——刘国辉追忆画家周思聪

周思聪在街头画速写

想起周思聪

思聪走了，走远了。不该走的，却偏偏走了，还走得那么急。前些年，一曲“好人一生平安”唱得满世界都晕乎乎的，然而，好人常常并不平安的。

我认识思聪还是在念研究生的时候，文革不久我就被放逐了，待到拖着尾巴回来已是79年的秋天，美术界的事全然陌生了，周思聪的名字对于我来说是全新的，看那画，画得很捧，听说还是位女画家，就更多了一分注意。那时人的观念还很旧，画画的最钦佩的就是画得好的，而如今这画得好已是太不重要的事了。全班上北京看展览，有人提出去看看周思聪，我二活没说跟着就走，在北京的胡同里七拐八弯地进了一个小院，思聪的画室就在这里。—间不太亮堂的小屋里我们见到了这位心仪的画家，那是个有点身量的年轻女子。略显方形的脸庞挺端正，发型和衣着都很人众化，从上到下看不出有什么“艺术家”的迹象。杜滋龄把我们一行人介绍给她，记不得最初的交谈是什幺了，思聪的说活声音很低，从从容容的，语气平和得近乎温柔。桌上放着在进行中的画作，一个有些变形的人物，那时变形的人物形象对于多数人来说还没有习惯，更何况一个画写实人物画的高手。突然改弦易辙就更使人困惑了。“你怎么也搞变形了呢?”生就急性、少涵养、到哪里都很冲的我这就发问了。“嗨，不变不得活了”她似乎并不用思量就说，声音依旧是那样轻轻的。“你是打头的，你变了叫我们怎么办?”我不无调侃地开玩笑地说，思聪浅浅地笑着，并不应对这无需要作答的问话。接下去就和我们淡起了去日本见到赤松俊子夫妇后的感触。谈话到了一个间隙，我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来给我画张像吧。”“那怎么行呢。”思聪的问话听得出并不坚定，却对我的唐突表示了友好的容忍。“随便画就行。”我说着端起一把椅子对着她的画桌坐下，那架势简直不容商量。

思聪的毛笔掐得很低，腕几乎靠到桌面上，但运笔时肘、腕、臂都在运动。她没有坐下，只是将上身弯了一下，嘴里说“你不好画。”没几分钟却画好了，像上的我是白描勾勒的，线条肯定而有力，果然是好手笔。十几年后我在一部描写李可染先生绘画艺术的电视片里，看见李老在作画时的情景，才发现那握笔的方法，那线条的形态和运动方式，思聪受他恩师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十几分钟后四个人的像都画完了，于是皆大欢喜地告别了，思聪送我们到画室的门口。我们的欲望也仅是见见那个被我们读熟了画作的人。以及象—个初学者所怀有的那种探密的心情看看她是怎样工作的，这当然都达到了。然而，使我奇怪的是，我们之间似平早就熟悉，陌生的拜访就如老友的串门，那样自然、随意。

八二年夏，黄胄先生约我去藻鉴堂画画，恰逢中国画研究院的院庆，一时间，藻鉴堂来了许多人，熙熙攘攘，好不热闹。大厅里放着一长溜用桌子拼成的大画案，铺着毡子，上面放着丈二匹的宣纸，黄胄坐在画案中段，张罗着请到场的画家合作那张大画，亚明—边调侃一边帮着忙，南北二位著名画家的配合很密切，显得很潇洒，倒是那几位老画家都有几分矜持，个个变得像需要大人带路的孩子了。蒋兆和先生、李可染先生，还有我当时还不认识的好些老先生(老太太)，也有年轻的象刘文西、韩美林什么的，我又见到了思聪，她在—旁静静地站着，大厅里闹轰轰地很拥挤，我抽个空就回到了自己房里，不意，刘文西、韩美林也跟着进来了，一会思聪也来了，后来又进来了史国良。大概在大厅里，在那些老前辈面前总不免有些拘谨，这会到了房间里都把话闸子打开了，大声喧哗起来。韩美林很健谈，也很风趣，说着说着就说起我来，说这面相怎么能是坏人呢？指的是我文革受冤的事，其实我知道他的经历很坎坷，却在这儿为我打抱不平呢。我被说得不自在起来，就打岔地说还是来画几笔吧，一切都现成的。韩美林先动笔，一挥而就，画了一匹马，刘文西画的是侧面的包头巾的陕北小女孩。

轮到周思聪了，她从笔帘里捡了一支羊毫，不紧不慢地在砚里舔着墨，然而是徐徐地下笔画起来：先画一个人，是藏民，再在稍后处画了一只牦牛，背上驼着筐子，边勾边擦，然后，用饱含色墨的笔画山峦，云天，编织成空蒙迷远的氛围。整个画很有意境，丝毫没有技巧的卖弄，朴实而通晓，而深意却在其中。当她确信画面的全部工作已经完成，于是用毛笔再醮了一点浓墨，在画的左边上写了春迟二字，下面是国辉同志存玩思聪。迟到的春天，但它必竟来到了我的身边，这是一幅没有印章的画作，然而，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比朋友的理解和祝福更使我欣慰的呢?

不几天叶浅予先生的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研究院的画家倾巢而出，开幕式上在京的许多老前辈又相聚了，李可染、蔡若虹、董寿平、黄胄……叶浅予先生不停地和人打招呼，老先生们聚在一堆，比划着，谈笑着，思聪也去了。一会儿有人提议老先生们一起合个影，大家都很高兴，团团地就围扰来，挨个儿排开。这时可染先生指着在一边看的周思聪说“来来”，另—老先生则拉着思聪的手要她过去。可是，思聪忙不迭地往后退，离得远远的，好似生怕被抓住，嘴里不停说：“不行，不行……”思聪终究没有将自己的身影留在这汇集着当代巨匠的合影中，但是这一刻却永远存在我心里了，人啊人，就是那么不同。

与思聪相处最长的是在九二年的夏天了，一个晚上北京来了个长途，是邬国印约我去“京丰”的，这次他又多了条理由，说卢沉，周思聪都在这儿，他们希望我去，这样，我带着妻子女儿，就上了北京。

周思聪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为了维持一种勉强能过的现状，就得依靠服用一种含激素的药，然而，这代价是沉重的。那一阵，思聪精神倒还好，可能是有了一个可以让她安心作画的环境吧，这段时间，我们—家和他们两口子在一起的机会就很多了，一起去看展览，一起去檀柘寺游玩，一起在晚间散步……孩子也深深爱上了思聪阿姨。思聪在檀柘寺给她买了二串檀香佛珠，结果，不小心手上的那串掉了，可让她着实难过了好几天。

我和卢沉有时会谈得很热烈，思聪常常是在一边听着，少量地插几句，有时她也会成为主讲，她曾用十分精采的语言来描述她家的老猫新狗的许多趣闻轶事，让人忍俊不禁。当然，她也会谈到使她不快的事，其实，思聪是个是非分明，正义感极强的人，只是对于她自己的名利看得淡罢了。

白天，—般大家都忙着作画，但有时也会抽空相互串个门。一次我去思聪的画室，一进门我就咋乎着：“又在画什么大作呀。”思聪从自己椅子上站起来笑着说：“画点银两”。我一听乐了，这“画点银两”挺好听也特有意思，还很传统呢，我肚里想这北京人的语言真逗。思聪在画的是一些斗方的小品，竖着的大画板上钉的大画已接近完工，是几个彝族的妇女背着柴火在一片大树中走出的场面。我逗着说“放不下的背篓”，“嗨，放不下了”思聪自嘲地咕哝着。墙上别着刚画好的荷花，她又拿了几幅荷花给我看，说是新加坡去办画展的，这年暑期大概是思聪近些年来作画最多的时候了，对于思聪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我妻也特别喜欢和思聪说些什幺，一次我刚前脚踏进，我妻子带着女儿紧按就跟了进来，卢沉在自己的画室里，这样，思聪的主要接待对象显然轮不到我了，她俩拉杂聊了一阵，我妻子竟不失时机地要让思聪给我女儿写生起来，思聪却对着一边的我说：“你给我和卢沉画一张，我也给你们夫妻画一张怎样?”这下可把我闷住了，我忙说“这怎么行，给其他人还可以，给你俩画可没那么大能耐，不行。”其实，思聪再坚持一下，我就会同意的，几乎我就在等她再说一遍了，但是，思聪是不会客套的人，更不会强人所难，看我如此快得回绝，她就不好意思再说了。思聪给我女儿画了两张像，第一张写生画完后，她看看似乎不太满意，又拉了张纸来，就着毛笔又默了一张，第二张比第一张生动，更有精神，更放得开，于是思聪题上“真真小朋友”“思聪”，女儿就有了两幅思聪为她画的像。两个星期后，我完成了“清韵图”因为杭州有事，就告别了。她夫妇俩还在那儿呆了一阵。

这以后，就再没有见过面，其间通过两次长途，最后一次是为了谢谢她托人给带来的新画集，问及她的病情，电话里传来比过去明显明亮、开朗的声音说：“我想通了，什么医师也治过了，什么药也用过了，花了那么多时间，都治不好，我干脆不治了，我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这倒心里没了负担，解脱了。”“是的。”我说：“世上许多事着急也没用，横下心照自己过下去，也许倒能挺过去了……”我为她的心情开朗起来高兴，希望精神能促发奇迹。然而，这究竟会有多大可能呢——

思聪还是走了，背着她放不下的背篓，从迷茫的山道上走远了。

思聪又好象并没有走，那不是么，烟雨飘拂的荷塘里，那洁白的荷在浅浅地笑呢!

文/刘国辉，曾任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清明后——《周思聪纪念文集》，曾载《人民日报》1996.5.30 来源：几点文艺）

画家简介

周思聪（1939-1996），天津市宁河县人。1955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附属中学，1958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曾得到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刘凌仓、李苦禅、郭味蕖等诸位名师指点，196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中国画院（今北京画院），曾为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