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孙元良""二秦二林"词条、维基百科"孙元良""南京保卫战"词条、《拉贝日记》相关记载、光明网《最后的黄埔一期生》、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等史料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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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2日，南京城南，雨花台阵地刚刚失守。
日军第6师团趁势居高临下，将炮火倾泻在中华门城墙一带。
城墙上烟尘翻滚，守军的工事在炮击中一道道坍塌，弹药箱打空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就用拳头和牙齿，这是第88师官兵用血肉拼出来的最后一道防线。
连续几天的激战，这支从淞沪会战一路打下来的部队，旅长已阵亡两人，连排长伤亡达十分之八，补充来的新兵几乎还没来得及辨清阵地方位，就已经倒在了城墙边上。
就在这个当口，第72军军长兼第88师师长孙元良，消失了。
部下们找不到他，长官部联系不上他，整个72军在那个午后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这个消息，在此后几十年间被反复提起，成为一段悬而未决的历史公案。
究竟是弃阵脱逃，还是另有隐情，参战各方的记载互相矛盾，留给后人的，是一团永远无法完全理清的迷雾。
但这个带着争议、被人贴上"飞将军"称号的男人，最终活到了103岁，是黄埔军校一期同学里走得最晚的那一位。
他的后半生在台湾的商场与书斋里悄然度过，昔日战场上的烟尘，渐渐被岁月遮住。
他的儿子，没有用父亲的孙姓，换了一个取自"秦时明月汉时关"的艺名，走进摄影棚，走上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舞台。
他成为整整两三代华语观众心中抹不去的印记，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一个背负骂名走完了一百零三年，一个在银幕上留下了横跨半个世纪的光芒。
这对父子的故事，要从1904年的四川成都，从一座书香官宦人家的老宅说起……
【一】北大预科生，黄埔一期，李大钊推荐入学
孙元良生于1904年3月17日，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地是四川成都华阳县大坝巷的孙家老宅。
父亲孙廷荣是晚清一名知县，生孙元良时已届六十七岁，算是老来得子。
孙元良年少时，父亲便已去世，家中却留有完整的书香根基与官宦底子，这让他得以一路接受正经教育，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后又北上入读北京大学预科。
1924年，北京大学里汇聚了一批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笔为刃，以文章为武器，讨论着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该往何处去。
孙元良在这个环境里接触到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
这位日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重印记的人物，彼时正在为广州正在筹办的黄埔军校秘密选拔北方生源。
1924年初，孙中山在广州宣布筹建陆军军官学校，消息传至北京，孙元良立刻决定南下应考。
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招考极为严格，必须有人引荐，不得公开报名，孙元良的推荐人，正是李大钊。
这一层关系，在黄埔一期的毕业生里颇为少见——往来于国共两党之间的李大钊，推荐的这个年轻人，最终走上了与共产党截然不同的道路。
1924年6月，孙元良顺利通过初试与复试，正式成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与关麟征、陈赓、杜聿明、侯镜如等人同编于学生三队一区队。
在黄埔一期学员里，孙元良文化程度算高的，北大预科出身，读过新式学堂，文字功底扎实。
加之仪表堂堂，气度沉稳，颇得校长蒋介石器重。
军校开学典礼上，蒋介石特意让孙元良担任仪仗队队员，站在校门口，迎接前来视察的名誉校长孙中山。
黄埔一期的学员名单，放到几十年后再看，几乎是一张改变中国命运的名单。
陈赓、徐向前、左权走上了一条路，胡宗南、杜聿明、宋希濂走上了另一条路，他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坐过，听过同一位教官讲课，操练过同一套战术动作，却在日后的战场上各为其主，刀兵相向。
孙元良是这群人里相对低调的一个，但他最终活得比所有同期同学都要长。
1924年11月，黄埔一期结业，孙元良随即被保送赴日，入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系统学习现代军事战术、参谋指挥体系及炮兵运用，直至1926年回国。
这段在日本的深造经历，让他具备了许多同龄军官所不具备的系统性军事理论基础。
回国后，北伐战争已经展开，孙元良进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从连长、营长一路升至第一团团长，跟随北伐队伍从广东向北推进。
只是，就在北伐途中，孙元良第一次出现了他日后反复上演的那种"消失"——
1926年，国民革命军进攻江西南昌，孙元良所部负责执行警戒任务，夜间防线被军阀孙传芳部队突袭，孙元良在情势混乱中脱离了阵地，整整消失了一个月才再度现身，而在他消失的这一个月里，阵地无人指挥，南昌一度易手，第一团损失惨重。
事后，蒋介石大发雷霆，下令严办。
但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他考虑到黄埔一期嫡系人才本已凋零，最终法外施恩，不仅没有追究孙元良的责任，还秘密安排他再度赴日深造，回国后给了他新的职务。
这种"出事有人兜底、平安无事继续晋升"的模式，日后在孙元良身上一再上演。
【二】一·二八淞沪，庙行镇一战成名
1932年1月28日，日军突袭上海闸北，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
彼时的孙元良担任国民党军第八师第259旅旅长，率部在上海宝山庙行镇一线布防迎战。
日军来势汹汹，多日连续强攻，孙元良指挥第259旅在庙行镇与友军协同，形成夹击之势，将日军击退，给对方造成了相当大的伤亡。
这场战事在当时国际上引发了不小的关注。
1932年3月，停战协定签署，这场历时月余的战事画上了句点。
此役的结果，被当时的国际舆论评价为"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在正面交战中击败日军的战役"。
孙元良因庙行镇战功获授宝鼎勋章，军事声望随之大涨，不久后擢升为第88师师长。
第88师是什么来头，值得在这里细说。
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邀请德国军事顾问团来华协助建军，总顾问法肯豪森主持，为中国军队量身设计了一套系统性的现代化建军方案。
依照这套方案，第87师、第88师、第36师成为最先试行的成果，史称"德械师"。
全套德国制式装备，从M35钢盔到毛瑟步枪，从炮兵配置到无线电通信，每一样都是当时中国军队里的顶尖水准。
德国顾问团不仅提供装备，还驻扎在各师长期协助训练，从单兵战术到协同作战，手把手地带。
能坐稳这个师长位子，靠的不是出身关系，是庙行镇那场仗打出来的战功。
1936年，中日之间火药味已经浓得几乎要点燃，第88师奉命从四川移防无锡、江阴一带，进入沿沪宁线构筑的战略防御体系。
孙元良带着部队在苏南整训，等候着一场迟早要来的更大战事。
1937年8月12日，驻扎在无锡的88师接到紧急命令，乘车直奔上海——淞沪会战的第一声枪响，已经近在眼前。
【三】八·一三淞沪会战，闸北七十六天
1937年8月13日9时15分，第88师第262旅第523团第一营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地点在上海虹口方向。
此后数日，战事迅速扩大，日军从海上大规模增兵，军舰炮从黄浦江上平射，飞机俯冲轰炸，坦克在街道上碾过一切阻碍，将繁华的上海滩变成了一台烧焦了铁与血的绞肉机。
孙元良率第88师承担闸北方向的防御，从1937年8月13日起，守了整整七十六天。
七十六天是一个什么概念，放到具体的战场上来看，要比任何数字都更触目惊心。
阵地被日军炮火炸平，官兵爬起来填土堆沙重新构筑，再度被炸平，再度重建，如此反复，一天能重复好几次。
一个连队满员上去，半天之内就打到只剩几个人站着，后续的部队顶上来，又很快打光。
前线的电话线几乎每隔几分钟就被炸断一次，传令兵在炮火间隙里来回奔跑，有的人出发时还活着，还没跑到目的地就已经中弹倒下。
第88师参战时编制将近一万五千人，七十六天的淞沪鏖战打下来，全师伤亡逾一万两千人，能站着走出战场的，不足三千。
这支国民政府精心打造的德械精锐，用自己几乎全部的血肉，打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
这七十六天的守战中，还发生了一件日后载入史册的事。
1937年10月下旬，淞沪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国军主力开始战略收缩，向西撤退。
孙元良接到命令，留下第88师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率四百余名官兵固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转移，同时以这支孤军的坚守，向驻扎上海的各国领事馆和国际媒体展示中国军队誓死抵抗的意志。
孙元良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记述，"死守上海最后阵地"这道命令，由他亲手交给谢晋元。
谢晋元与四百余名官兵走进了那栋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六层砖楼，四周是日军的包围，对岸的英法租界里挤满了举着望远镜和相机的外国记者，以及无数隔河相望、眼含热泪的上海市民。
四行仓库顶楼展开的旗帜，在秋风里飘动，成为那个年代留下的最悲壮的影像之一。
1937年10月30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入租界，前后坚守四天四夜，以极为有限的兵力打退日军数次进攻。
这场保卫战，日后被称为"八百壮士"守四行仓库，写进历史，搬上银幕，被几代中国人反复铭记。
而当年下达那道死守命令的人，是孙元良。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落幕，上海陷落，第88师撤出战场，残部收容不足三千人，孙元良因守沪之功，升任第72军军长，仍兼第88师师长，获授云麾勋章。
【四】南京保卫战，雨花台血战与那个至今有争议的深夜
淞沪会战结束不足半月，日军未作停顿，长驱直入，兵锋直指南京。
1937年11月下旬，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召集各部将领立下军令状，说出了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誓与南京共存亡。
孙元良率第72军余部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部队被部署于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阵地，担负城南方向的防御重任。
此时的第88师，已不是淞沪会战开打前的模样。
经过七十六天的血战，精锐折损殆尽，进入南京时全师仅余约七千人，其中相当比例是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
武器弹药的状况同样堪忧：步枪三四千把，轻机枪不到两百挺，马克沁重机枪五六十挺，二十式82毫米迫击炮二十门，六年式75毫米山炮四门。
对面，是日军第6师团与第114师团合计近四万人的兵力，配备七十五毫米口径以上大炮一百一十六门，九四式装甲车与八九式中型战车八十余辆，火力优势悬殊。
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
日军第6师团挟雨花台方向的进攻，出动多个步兵联队，在航空兵和炮兵的绝对优势火力支援下，向第88师阵地轮番冲锋。
第88师官兵虽已是强弩之末，仍以顽强意志持续抵抗。
日军战史对这段战斗有翔实记录：步兵第47联队第3大队，各中队长在出发前线前纷纷留下遗书，仅第11中队在1937年12月10日夜间至11日凌晨就死伤二百余人，几近全灭，中队长首藤武中尉伤重不治。
第114师团步兵第150联队在1937年12月10日至13日投入两千两百余人参战，被孙部击毙五十五人，击伤一百四十八人。
仅1937年12月11日一天，日军第6师团就有八名中队长被孙部官兵击毙。
1937年12月11日，雨花台阵地血战至最惨烈处，第88师阵亡旅长两人：第264旅旅长高致嵩、第262旅旅长朱赤，均于当日殉国，连排长伤亡十分之八，全师战力几乎耗尽。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在日军的持续强攻下最终陷落，日军居高临下，转而猛攻中华门。
守卫中华门的第72军补充团与第88师工兵营在极端劣势下持续抵抗，阵地数度易手，日军第114师团两名大队长于12日当天被守军击毙。
就是在这一天的午后，关于孙元良去向的争议产生了。
国民党第36师师长宋希濂在《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中记载：1937年12月12日上午，孙元良率师直属队和第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在挹江门内被宋希濂督战队以机枪拦阻，孙元良被迫返回中华门附近；12日下午5时，孙元良到长官部开会后脱去军服换上便衣，从此下落不明，部队群龙无首，宋希濂记述称孙躲入难民区长达一月。
与宋希濂记述直接矛盾的，是首都警察厅保安总队长赵世端于1937年12月19日所上报告的记录：报告显示，12日晨雨花台失守后，孙元良赶赴长官公署请援，即刻返回中华门督战，并未如宋所述擅离职守。
日军战史同样记载，12日当天中华门遭遇孙部有组织的顽强抵抗，阵地数度易手，守军意志强悍。
两种截然矛盾的说法，来自参战各方亲历者留下的一手文字，相互对立，至今无从形成定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随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惨剧。
孙元良在那个冬天的真实去向，随着那个黑暗的深夜永远封存在了历史里。
唯一有据可查的，是1938年1月29日，韩德勤致电报告孙元良"已脱险抵泰县"，而后他辗转抵达武汉。
南京保卫战结束后，孙元良回到武汉，迎接他的是来自各方的指控与追责浪潮。
第88师幸存官兵以旅长廖龄奇为首，联名致电，要求枪毙孙元良，指控他克扣军饷、私刻公章、战时弃阵而逃。
孙元良还同时被指控在淞沪会战期间侵占慰问物资，并有多名官兵就其在战时的失职行为向上级举报。
蒋介石下令严办，孙元良于1938年4月3日自行赴武汉军法执行总监部投案。
在被羁押四十二天后，军法处以"查无实据"为由宣布孙元良无罪获释。
据相关史料记载，孙元良动用了相当数量的钱财疏通关节：买通军法官、收买证人、贿赂旅长廖龄奇，前后花费据说达二十万元之多，其中十万元由叔父孙震出资。
事情最终平息，蒋介石不仅将他释放，次日便安排他担任武昌珞珈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副主任，一个月后又改派新职，将这场风波翻篇处理。
此后，孙元良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1939年回国重返军界，出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九军军长。
1944年豫湘桂会战，日军突入贵州，逼近独山，重庆震动，孙元良率第29军第91师火速驰援，赶赴独山一线阻截。
此时深入贵州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补给断绝，无力继续推进，随即撤退。
独山成为整场侵华战争中日军占领中国领土的最终终点，孙元良因此役获授青天白日勋章。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历任南京地区警备司令、重庆警备司令等职，1948年初在叔父孙震推荐下出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第十六兵团在安徽宿县双堆集一带陷入重围，粮弹两绝，增援始终未至。
1949年1月，兵团各部相继崩溃，孙元良化装成中尉副官，趁乱混过解放军盘查，只身出围，辗转至信阳，后经香港抵台，第十六兵团覆灭，军长、师长大多被击毙或被俘。
"飞将军"的称号，在淮海战役之后被重新翻出，附上了新的注脚。
1949年底，孙元良随国民政府军队残部渡海来台，签署退役文书，结束了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从此转入商界。
台湾的日子一天天流走，当年在黄埔岛同窗的一期学员，随着时光流逝，一个接一个消散于历史——而就在孙元良逐渐淡出公众视野的那些年里。
他的一个儿子，已经悄悄改了艺名，走进了摄影棚，那个少年时代一年看三百二十部电影的孩子，站在镜头前的第一刻。
没有人知道，他接下来在银幕上展开的，将是一段令整个华语世界的观众记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传奇，而那段传奇背后，还藏着一桩将门之子与影坛巨星纠缠近二十年、至今仍被无数人反复回味的感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