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垄断案落锤，欧洲AI战略困局未解

作者 薛子敬

2026年7月2日，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最高法院驳回谷歌及其母公司“字母表”对欧盟委员会关于安卓操作系统反垄断案的上诉，维持欧盟普通法院此前作出的约41亿欧元罚款决定。从2015年欧盟委员会对谷歌涉及在移动操作系统领域的排他性垄断竞争行为启动调查开始，直至2026年欧洲法院驳回最终上诉，整个案件历时12年。

欧盟认为，谷歌借安卓系统利用强制默认设置，预装应用等强化其搜索业务和广告入口优势，削弱了竞争者进入软件系统的机会。谷歌发言人在判决后表示，法院没有充分考虑谷歌为安卓系统保持开放操作、维持开源生态迭代所做的技术贡献，并称该公司早在2018年就已调整相关协议并遵守欧盟决定。

过去十年，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开出接近110亿欧元的反垄断罚单，案件均以“违反欧盟反垄断规则，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或扭曲竞争协议”为主要法律依据。最新一笔41亿欧元的罚款虽然是欧盟对科技公司开出的最大反垄断罚单之一，但放在谷歌当前AI建设的资本开支节奏中，其已不再构成重大成本约束。今年，谷歌预计资本开支达1750亿至1850亿美元，主要用于AI算力相关产能建设，以此推算，41亿欧元大体相当于维持AI基础投入不到十天的年度资本开支。

尽管这些罚单屡屡刷新历史纪录，但它们未能阻止非欧盟互联网巨头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扩张，也未能令欧洲本土孵化出同量级的科技巨头。这一判决甚至带有明显的时代滞后性，欧盟多年的调查和审判处理，评判口径仍是传统互联网平台时代的入口端垄断问题。然而，AI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已经改变，竞争层面由“谁控制流量入口”变为“谁控制智能化生产资料”。因此，虽然欧盟成功通过判决确认了谷歌在上一代平台经济中的滥用行为，但AI时代欧洲自身无法解决的生产一体化困境并无缓解迹象。

AI全球竞赛，欧洲落后于中美

要理解欧洲今天的处境，必须先理解AI时代与互联网时代在技术经济范式上的结构性不同。互联网时代的核心效益增长依托于需求侧的规模经济性，轻资产特性及边际使用增长成本较低，商业转换价值的稀缺性在于流量资源和用户转换数量。AI时代的商业增长逻辑则完全倒向另一边，依托供给侧规模经济。数据中心、电力、芯片和云平台等重资本技术基底的投入，是现阶段模型训练和企业级入口的重要依据。

根据高盛今年5月发布的AIbuild-out模型估算，2026年，全球年度AI资本开支约为7650亿美元，并可能在2031年升至1.6万亿美元。另据彭博社估算，全球14家最大公开上市数据中心运营商2026年资本开支预计接近7500亿美元，大幅高于2025年的不到4500亿美元。从资本流向看，AI产业呈现高度集中格局。2025全年，AI相关企业吸收了全球风险资本总额的61%，融资规模达2587亿美元。其中，美国AI企业获得约1940亿美元，占全球AI风险投资的75%；欧盟27国仅获得约158亿美元，占比6%。这说明，AI时代的资本配置并没有沿着传统经济体量平均展开，而是加速向少数具有平台企业、云基础设施和资本市场深度的经济体集中。

这种差距在算力层面更加明显。美国控制约74%的全球高端AI算力，中国约占14%，欧盟只有4.8%。AI时代的底层权力已经高度集中在美国和中国，而欧洲尚未形成同等量级的算力基础。这意味着，AI已经脱离传统互联网时代依靠流量和轻资产扩张的产业逻辑，成为以重资本投入算力集群和能源基础设施为核心的新技术经济范式。如何规划投资并整合算力资源，俨然成为各国面对新一轮产业竞争时需要研究的课题。

“AI主权一体化”悖论困扰欧盟

欧盟拥有超大型统一市场，严苛的保护性竞争规则和反垄断工具，却缺少与AI基础设施匹配的一体化产业组织能力，欧盟的技术困境正是由此浮现。过去欧洲一体化的成功，主要建立在贸易和产业分工逻辑之上，核心是通过成员国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和规则协调，降低交易成本，扩大总体需求规模，在全球化分工中提高欧洲企业的整体竞争力。这种一体化适合传统制造业和贸易全球化时代，因为各国可以依据比较优势在相对清晰的产业链位置上分工合作，最终形成共同产品和市场。

AI基础设施的逻辑不同，它需要把资本、能源、科研和产业需求集中起来的能力。换言之，传统一体化解决的是“市场如何连在一起”，AI时代要解决的是“能否作为一个整体建设生产能力”。由此引出了AI时代的第一层悖论：欧洲内部基础投资“搭便车”问题。欧盟的消费端看似统一，生产要素端却仍是27个分割的独立市场。AI算力中心，数据中心和云基础设施的收益具有外延性，但成本往往是国家和地方性的。一个欧盟成员国建设大型数据中心，要承担电网扩容升级，能源消耗和财政补贴等压力。建成之后，其他成员国同样可以享受算力和服务外溢。对欧盟整体而言，这是必要的生产性投资，但对成员国而言，则容易变成“本国承担建设成本，全欧洲分享收益”。于是，各国口头都支持“欧洲AI主权”这个口号，却未必愿意让本国承担最高建设成本。

第二层发展悖论是：欧盟产业资本全球化，产业能力本土空心化。欧盟在技术上依赖美国平台提供算力服务和基础模型，在金融层面又通过风险资本配置参与美国科技企业扩张，最后再通过监管体系介入这些平台的实际治理。由此形成了一种更隐蔽的结构性依附，这种模式短期内可以降低欧洲自建体系的成本，却会在长期削弱欧洲的技术主权和产业积累能力；换句话说，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搭全球创新体系的便车。

AI领域的欧洲一体化制度性结构上限，逐渐成为区域产业发展转型的桎梏。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等美国企业可以在一个财年内批准数千亿美元级别的投资，并迅速转化为模型训练能力。与之相比，欧盟提出的InvestAI计划，目标是在多年周期内动员约2000亿欧元，至今依然止步于磋商探讨，两者差距明显。

当下，欧盟已经完成了完整的“市场共同体”建设，却没有完成向“生产共同体”的转型，这也是欧盟在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中陷入被动的深层动因。

以谷歌案终审为标志，欧洲需重新审视自身在全球AI版图中的定位。在AI时代的技术经济范式下，争夺平台入口与制定市场规则不足以维持核心竞争力，严苛的监管框架更无法凭空填补算力基建与技术体系的鸿沟。欧洲固然拥有顶尖的科研底蕴，完备的工业场景与良好的制度信誉，但这并非技术层面竞争力的天然护城河。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欧盟若不想沦为AI时代的旁观者，就必须打破路径依赖，推动欧洲一体化从市场共同体转向生产共同体，实现区域性技术协同的历史性跨越。

（作者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