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剑：《从地方视角考察乡镇企业发展》

【编者按】继第一次“新中国企业史研究”恳谈会后，2026年6月11日晚，由福建师范大学曲冠青老师主持的第59期企业史读书会沿用该形式，再次邀请了三位青年学者——徐雪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苏剑（福建师范大学）、林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对新中国企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享与讨论，历时近四个小时。为让更多人士了解此次会议的状况，“企业史研究”微信公众号将陆续刊发几位青年学者在会上的发言内容。本期刊发的是苏剑老师在读书会上的发言（内容由其本人整理）。

苏剑，历史学博士，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改革开放史。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等期刊发表文章，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省社科基金等多项课题。

从地方视角考察乡镇企业发展

大家好，作为“企业史研究”的粉丝，几个月前陆续学习完第一次恳谈会的内容，想不到自己就能有机会参加第二次恳谈会。从读博开始，我就一直关注着晋江的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发展，最近两年又开始关注民营经济发展的地方实践经验。今天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分享我这几年的思考，请老师同学们批评指正。

一、从地方视角考察乡镇企业发展何以必要

1984年《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主要是农村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生产队办起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的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他形式的合作工业和个体企业。（参见《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5页。）

乡镇企业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崛起，在工业经济中一度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一”。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城市化的推进，特别是1997年以后买方市场的形成，竞争加剧，乡镇企业纷纷改制和转型升级。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环保要求、集聚效应、基础设施等一系列因素的变化，使得原来的乡镇企业基本上向工业园区和城市集中，作为乡村工业化标志的乡镇企业基本完成历史使命。现在对其发生、发展、转型以及历史作用进行研究和评价，有着重要意义。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提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可见，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一开始完全不在决策者预料之内，是各地先行大胆实践，最后中央加以提高形成政策。我国乡镇企业综合发展水平和发展率差异较大，各地结合自身的社会、经济、历史、地理等条件，将传统资源与企业治理有效接通，在我国东、南、西、北、中涌现了不同特色的乡镇企业发展模式。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城市郊区，费孝通先生总结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晋江模式”等中国农村发展的代表模式。

近年来，微观研究倾向突出。对于个案研究，有学者提出“对这样的重大制度变革很值得从历史角度进行考察，包括做个案研究，当然必须作独立调查，不能只依据地方官员和主流学者提供的说法和材料”。还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在兴办乡镇企业实践中，各地根据实际创造出有地区特色的发展模式，这使个案研究成为必要”。相关研究以充足的史料和理论为基础，以小见大，为大历史的叙述增添新的样本和个案，如浙江慈溪、浙江诸暨、浙江萧山、河北高阳县、武汉黄陂、福建晋江等方面的地方研究。不过，研究区域依然存在不平衡。乡镇企业如何反应、供销社队伍的作用如何、民众如何认识等，这些主题研究相对较少。

二、乡镇企业发展的地方因素有哪些

中国改革是一个高层放手、地方试验和民间突破上下互动的过程，这需要做大量的区域性、专题性和个案性研究。乡镇企业发展的地方因素有哪些呢，我想以这些年做的晋江个案研究，跟大家分享一下。

晋江乡镇企业的生产图

一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乡土资源。这包括自然环境、人口构成、族源意识、侨乡经济、重商传统、晋江精神、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我具体举两个例子，一是族源意识，晋江拥有浓厚的家族传统。晋江家族内部凸显内部凝聚力，讲究长幼有序，互相帮衬。在晋江以“联户集资”为特征的乡镇企业中，合股人、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该类企业的管理、交易等运行特征，都会发现亲缘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绝大部分企业是白手起家，一般是亲兄弟、堂兄弟合作办厂，因为家庭互帮互助氛围浓厚，家里父母希望兄弟们一块致富，几个人出资，联合办起厂来。二是重商传统。由于晋江长期以来受“重农抑商”的思想影响较小，晋江商业文化、海洋文化相对成熟、发达。在严酷的生存斗争中，晋江塑造了独特的侨乡文化和重商传统，孕育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内在动力，商业意识已经深入晋江人的骨髓。晋江与海外通商的历史悠久，部分晋江人为生活所迫，漂洋过海艰苦创业。晋江有着大批华人华侨群体，其中许多人掌握当代生产、管理的技术和经验。

二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地理因素。我国改革开放是从东南沿海开始的，中国改革是渐进的，主要诉诸局部试点取得经验，这就赋予了地方政府更大的自主权。地方政府根据本地情况试验不同的改革举措，在发展模式上具有创造性。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就向全国各地区提供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例如1979年支持广东、福建“先走一步”，1984年批准第一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从中可以看到，中央层面的改革开放政策，从一开始就充分考虑了地理因素。我之前有篇文章就是围绕着“晋江如何因地制宜发展外向型社队企业”的议题：福建晋江地处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借助中央赋予福建“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优势，依靠“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对外开放格局的契机，社队企业走上了大量利用外资的道路。在发展过程中，晋江县利用侨胞眷属手中的闲散资金、闲置未用的房子以及闲散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对外开放启动阶段兴办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在对外开放扩大阶段发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探索出了一条外向型经济发展之路。

多种多样的晋江产品

三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地方政府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逐渐获得更多的财权和事权，特别是随着财政实行“分灶吃饭”改革，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推手，纷纷通过办企业来增加税利，以此获得自由支配的财力。再加上地区之间的竞争，迫使地方政府给乡镇企业更多的授权，体制外经济应势发展。乡镇企业发展初期，不仅资源短缺，而且面临着僵化思维的束缚。地方政府积极介入，将企业产供销纳入国家计划系列，为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减免、贷款担保、资金保障等，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承担政治风险，乡镇企业由此实现历史性的发展。例如，“苏南模式”起步于集体所有制经济，许多乡镇企业由乡镇、社区负责人兼任，当地政府通过市场调研，根据企业特点，出台产业政策，保障企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温州模式”以个体户和民营经济为主，主要是地方政府对于个体民营经济采取默许的态度，包括发放中国第一张个体户营业执照、为“柳市八大王事件”平反、通过《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温州日报》等媒体正面宣传乡镇企业，等等。还有“珠江模式”的发展也不例外，地方政府把乡镇企业的发展纳入议事日程，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鼓励乡镇企业放开视野、放宽政策、放胆实验、放手大干，以集体经济为主，通过与外商合资合作和参与三来一补等，大力促进外向型经济的迅速发展。

三、从乡镇企业发展的地方因素到民营企业发展的地方实践

作为一个短暂辉煌的历史现象，乡镇企业兴盛的时间尽管不长，但对于农村改革和工业发展至今仍有影响。近年来乡镇企业虽然已经转型，不复往日的荣光，但从业主体没有消失，改制因素依然存在。在晋江，许多企业时至今日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乡镇企业改制后可持续发展的范例，如恒安集团、晋工机械有限公司等。

“民营企业”包括一部分原有的乡镇企业。这些年，我开始从“乡镇企业发展的地方因素”转向“民营企业发展的地方实践”议题。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是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逐渐形成中央统一性和地方多样性的发展格局。改革开放的政策是自上而下的，但改革中的一些市场要素往往掌握在地方。地方不仅成为中央部署的执行者，更成为实践、创新的贡献者。党和国家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政策往往具有指导性和整体性，地方常需根据市场变动、经济条件与文化特征等实际，推出更为明确、具体、有本地特色的地方目标和政策手段。以“晋江经验”“义乌发展经验”等为代表的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由此，这两年我开始基于地方视角，总结党领导民营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考察政策与实践、中央与地方、政府和市场等主体互动的进程，以此深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民营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四、推动进一步研究的思考

经过几年的研究，发现了自己研究的一些问题，后续希望能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要反思部分区域性党史研究的不足。很多时候我从资料搜集便利性的角度出发，将研究对象压缩到一个相对较小的地域单位，以为这样就可以减轻研究和写作的压力。但处理不好地方党史和宏观历史、局部叙事与总体趋势的关系，可能会导致研究对象或特定选题远离改革开放的历史主脉，比如有学者批评的“家乡党史”现象。所以我在想，晋江的乡镇企业发展与江、浙等地存在差异性，后续研究可以考虑深化横向对比，不仅要看到中央政策的演进对乡镇企业发展的推动，还要看到各地之间互相的联系、影响。

二是以地域为中心长周期来考察。由于改革开放史尚在持续，虽然便于情感体验式的研究，不过历史研究往往需要沉淀，综合判断较难。加强中、长时段的研究，或许可以开辟更多未曾探讨的领域。比如20世纪80、90年代乡镇企业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成绩，而在改革开放前、21世纪后能否取得一样的效果？所以这些年我开始向后续时段思考。

三是从史料挖掘来看。地方史料开放程度不一，有些规范，有些较难获取。史料很多，但很散，包括中央政策、各部委文件、企业资料、地方史料等各种类型，需要从整体上对史料收集、分类、研读。这些年，我发觉到口述史的重要性，希望可以通过乡镇企业主、地方政府官员、活跃民众、供销人员等群体的口述资料，丰富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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