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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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〇年的秋天，安徽安庆城北十里铺一带的山坳里，来了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
他祖籍安庆太湖县，年少离开故乡，这一回重新踏上皖江边的土地，已经隔了整整六十四个年头。
六十四年，足够一个婴儿从呱呱坠地到满头白发，足够一座城从旧时模样翻新了几遍。
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可街面上的房子、路口的树、河滩上的石头，统统变了样。
老人一路看过来，走得很慢。
他此行的行程排得紧，该走的地方不少。
可在出发之前，他就把其中一项放在了最前面——去安庆北郊叶家冲的一处墓园看看。
长眠在那里的，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青年》的创办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
老人被旁人搀扶着，一步一步走到墓前站定。
碑不高，碑面上刻着五个端正的字，是安徽的书法家张建中书写的。
老人先是脱帽，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随后立在碑前，久久没有挪动脚步。
他的目光一直落在那五个字上，嘴唇微微动了动，又停住了。
陪同的人谁也不敢出声，气氛安静到连风吹过松枝的声音都听得真切。
许久之后，他轻轻说了一句话。
声音不大，却被在场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的大意是，碑上姓名底下，本该还有两个字——既没有"同志"，也没有"先生"，这不应该。
这位老人，就是赵朴初。
安徽太湖人，一九〇七年出生在安庆天台里的翰林府第，是清代嘉庆年间状元赵文楷的后人，也是近现代享有盛名的书法家、诗人和佛学家。
他随口念出的这两个字，在那一刻不过是一声轻叹，可谁也没有料到，这声轻叹会在往后的岁月里，一笔一画刻进陈独秀的新墓碑，成为后人前去瞻仰时看到的最终样貌。
一座墓碑上少了的两个字，和一位八十三岁老人的一句话，这里面的原委，得从两个安庆人隔着百年的一段渊源讲起……
【一】翰林后人与独秀山下的世交
先说这位在墓前站了许久的老人。
赵朴初，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五日出生在安庆天台里一处四代翰林的宅子里。
家谱上取的名字叫荣续，后来以字"朴初"行世，又有别号"开翁"。
他的父亲赵恩彤做过县吏，当过塾师，性子敦厚，家里拿主意的倒是母亲陈慧。
赵朴初在安庆只住了四年，一九一一年便随父母迁回了太湖县寺前河老家。
太湖县在安庆以西，靠着大别山余脉，地方不大，出过不少读书人。
赵朴初家的祖上就出过一位了不得的人物——嘉庆元年的状元赵文楷。
这位状元不光学问好，还曾经奉旨出使琉球，在皖江一带名望甚高。
到了赵朴初这一辈，家里虽然不似从前那般煊赫，可书香门风还在。
母亲笃信佛教，门前的水塘养着她从集市上买来放生的龟和鳖，她每天凌晨烧香拜佛，赵朴初打小跟着进出寺院，很早就和佛学结了缘。
坊间流传一段他幼时的事：七岁那年夏天，赵朴初看见一只蜻蜓被蜘蛛网越缠越紧，快要挣不动了，他跑去厨房找了根竹竿，小心地把蛛网挑开，把蜻蜓放走。
母亲知道了很高兴，第二天便带他去廨院寺烧香。
寺里的先觉住持拿火神殿出题，考他对对子，上联是"火神殿火神菩萨掌管人间灾祸"。
七岁的赵朴初想了想，对出"观音阁观音大佛保佑黎民平安"。
住持连声称赞，说这孩子日后必成大器。
到了十三岁上，赵朴初离开太湖，去了上海，在亲戚的照拂下念书。
一九二六年秋天，他以优异成绩考进苏州东吴大学——这所规模不大的学校，后来走出过费孝通、李政道、杨绛等人。
赵朴初在附中和大学里结识了不少同窗好友，课余爱去听昆曲，许多曲牌都能随口吟唱，对他后来爱写词曲影响很大。
只是读大学没多久，他患上了肺结核，经常咯血，求学路就此断了，人生的轨迹也随之改道。
往后几十年，赵朴初一路辗转在上海、北京之间，先后参与佛教界的救济事业、抗日救亡活动，一九四五年与马叙伦等人一道发起创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过中国佛教协会的多项事务，一九八〇年起出任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也做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副主席。
他写得一手好行楷，笔意脱胎于李北海、苏东坡，体势往右上微倾，结构严谨，又有一种宽博雍容的气度。
他的题字遍布各地的名胜古迹和寺庙禅院，许多人只认识他的字，却未必晓得他的全部身份。
一九九〇年秋天回到安庆，是他离开故乡六十四年后头一回归来。
人到暮年，落叶归根的念头格外重。
可这一趟，他心里除了思乡，还揣着一桩放不下的旧愿——去陈独秀墓前看一眼。
赵朴初和陈独秀生前没有打过照面。
一个一八七九年生人，一个一九〇七年生人，差着近三十岁，各自走的路也不一样。
可两家的根脉，却埋在同一片土地下。
据学者朱洪在《赵朴初传》里的记载，赵朴初的六世祖赵文楷与陈独秀的祖上是好友。
陈家从江州迁到怀宁之后，有一支又迁到了太湖，住在太湖县北门。两家同处皖江一带，算得上隔了百年的世交。
赵朴初生前不止一次跟身边的人谈起陈独秀。
有一年，他的堂弟赵洛到医院探望他，两人聊天聊到了陈独秀，赵朴初直截了当地说：陈独秀了不起，他就是"五四运动"的旗帜，假如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
他还提到伟人的一句话，说我们这一辈人都是陈独秀的学生。
对赵朴初来说，这不是一句客套话，他心里真真切切记着这位乡贤的分量。
他还悄悄填过一首《相见欢》词，通篇没有点到陈独秀的名字，词的最后落在"奋起德先生与赛先生"上。
德先生是民主，赛先生是科学，这正是当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举起的两面大旗。
字面上写的是"德""赛"，心里念的是谁，读词的人自然明白。
记挂了大半辈子的这份心意，到一九九〇年秋天，终于要在那座墓碑前找到一个出口。
【二】安庆怀宁走出来的陈独秀
再说碑里躺着的这个人。
陈独秀，一八七九年十月九日出生于安徽安庆府城内。
安庆府下辖怀宁县，他的籍贯就是怀宁。
家谱上取名庆同，字仲甫，号实庵。他两岁时，父亲陈衍中因瘟疫病死在苏州的怀宁会馆，打那以后，他先后由祖父陈章旭和长兄陈庆元抚养长大，在家里读《四书》《五经》。
祖父人称"白胡爹爹"，管教极严。
关于这个孩子，祖父留下过一句评语："不成龙，便成蛇。"
一八九六年，十七岁的陈独秀过了院试，成了秀才——他参加科考时用的名字是陈乾生。可第二年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没考上举人。
他后来回忆说，自己用一堆"不通的文章"去对付"不通的题目"，居然蒙住了考官拿了秀才第一名，从此更加瞧不上科举制度。
一八九七年，他考入杭州的求是书院，学法文和造船，同年和高晓岚完了婚。
高晓岚比他大三岁，不识字，两人后来育有三子两女。
一九〇一年起，陈独秀前后五次东渡日本，有的是去求学，有的是去避难。
他在东京待过弘文学院和成城学校，又进过早稻田大学，一路接触着外头涌进来的新思想和新学问。
一九〇三年那回去日本，他和张继、邹容三个人强行剪了湖北陆军学生监督姚昱的辫子，闹得动静不小，被遣送回国。
一九〇四年，他回到安徽，在安庆创办了白话文的《安徽俗话报》。
这份报纸用大白话给老百姓讲时事、传新知，不到半年发行量就从一千份涨到三千份，成了当时影响颇大的白话报纸之一。
陈独秀一个人包揽了几乎全部的编辑和发行事务，用"三爱"做笔名，前后发了五十多篇文章。
第二年，他又在芜湖组织了一个带有军事色彩的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自己出任总会长。
辛亥革命后，他做过安徽都督府的秘书长，后又追随柏文蔚参加讨袁运动，失败后逃往上海。
一九一四年，陈独秀再次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头一回用了"独秀"这个笔名发表文章。
这两个字不是凭空取的，它来自家乡的一座山——独秀山。
那座山一峰拔地，雄踞群峰之上，陈独秀曾和友人登临其上，感慨道："此山独秀，如斯名也！"打这以后，"独秀"便成了他行走天下的标记。
【三】《新青年》和建党
一九一五年夏天，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
那一年九月十五日，他创办了一份月刊，取名《青年杂志》，副题用法文"La Jeunesse"，自己当总编辑，也是主要的撰稿人。
杂志由群益书社发行，第二年更名为《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
一九一七年一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陈独秀到北大主持文科事务。
《新青年》的编辑部也随之从上海搬到了北京。
从一个人主编改成同人刊物后，编委们常常聚在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的住所开会，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
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这些人先后聚拢过来，北大也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阵地。
陈独秀在《新青年》上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抨击旧礼教、旧文学和旧道德。
他写下《文学革命论》，喊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的口号。
白话文一步步取代文言文，中国的文学和文化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
鲁迅后来在文章中专门提到，陈独秀是催促他写小说最出力的一个人——《新青年》一回一回地催稿，催了几回，他就写一篇，就这样催出了《狂人日记》。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陈独秀又和李大钊等人创办了《每周评论》，评点时事。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是这场运动的关键人物。
当年六月，他因起草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入狱，关了数月后才获释。
出狱后的他，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〇年，他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并着手推动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陈独秀被选为中央局书记，成为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此后到一九二七年，他一直在党内主持工作，一九二五年还参与领导了五卅运动。
往后的路途，却急转直下。
大革命受挫之后，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陈独秀不再担任原有职务。
他坚持自己的看法，和中央的分歧越来越深，又接受了托洛茨基派的观点，在党内搞起另外一套。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他被开除出党。
一九三二年十月，他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判了十三年刑。
一九三七年八月，全面抗战爆发，他提前出狱。
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大门那一刻，陈独秀已经五十八岁了。
他一身的病，夫人潘兰珍紧紧跟在身边。等在他前面的，是从武汉到重庆、再到四川江津的一路颠沛。
出狱后的日子里，有人请他出来组建新的政党，有人邀他去美国写回忆录，也有人要给他安排官职，他都一一谢绝了。
这个执拗了一辈子的人，带着满身的病痛和一箱未写完的书稿，一头扎进了川东小城江津的山坳里，再也没有走出来。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陈独秀在鹤山坪石墙院病逝。
他留下的那部倾注了后半生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手稿上最后标注到一个"抛"字，便永远搁下了笔。
此后近半个世纪里，他的一副棺木和一方墓碑，经历了五次迁移和重立——而当赵朴初在一九九〇年的秋天走到那块第四次重立的碑前，低头细看碑上那五个字时，他不会想到，自己随口说出的两个字，将在此后的十余年间，一笔一画地刻进一块新的碑石，成为这位新文化运动旗手身后最终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