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
1.《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2. 宋希濂口述、汪东林整理：《瞿秋白被俘就义真相》，载《纵横》杂志2016年第1期，中国文史出版社
3.《瞿秋白传》，张培森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4.《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瞿秋白部分），中共党史出版社，1980年版
5. 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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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的福建长汀，夏日的热气把整座城压得闷沉沉的。
一个穿着干净长衫的中年男人，从第36师师部的大门走了出来。
他没有戴镣铐，步子不快，却很稳。
两排持枪士兵夹道而立，他没有看他们，只是抬头望了望前方的路，随即迈步向前，嘴里轻轻哼着一支曲子。
押送的官兵听出来了，那是《国际歌》。
走到中山公园的八角亭，亭中已摆好了一桌酒菜，这是给他准备的最后一顿饭。
他在亭中独自坐下，倒了一杯酒，举起来，对着周围的空气轻轻说了一句："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睡，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
喝完，放下杯子，站起身，继续往前走，往罗汉岭的方向走去。
在师部二楼那扇微微晃动的窗帘后面，有一双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这个人的背影，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拐角之后，才缓缓放下窗帘。
那双眼睛，属于宋希濂——此刻是国民党第36师中将师长，但十一年前，曾是那个走向刑场的人课堂上的学生。
[一]【常州少年与书香苦门】
1899年1月29日，江苏常州府城内东南角的青果巷，一个男婴出生了。
这一带在当时是常州的文人聚居之地，瞿家的祖宅就在其中一处叫"八桂堂"的宅子里，院中有八株桂花，因此得名。
这个孩子头上生了双旋，父母给他取乳名"双"，正式的名字叫瞿懋淼，字秋白——后来，他以字行，这个名字伴随了他三十六年的一生。
从血脉上说，瞿家曾是官宦之门，往上几代在江南做官的不少。
叔祖父瞿赓甫做到了湖北布政使，家里才有几十年的光景可以维持门面。
但到了瞿秋白父亲这一辈，这个家就彻底衰落了。
父亲瞿世玮是个有几分才气的文人，擅书画、懂医术、识剑道，却生性淡泊，完全不会持家，一家子全靠在浙江当知县的大伯接济着过日子。
瞿秋白小时候的日子过得还算体面，因为叔祖父在湖北做官，沾着光，几个孩子都能念书识字，还住在有花有树的大宅子里。
1903年，叔祖父一死，这光景就彻底变了。
先是大宅子住不成了，家里搬到租来的小屋，再后来又搬到了位于常州觅渡桥边的瞿氏宗祠东院边厢房里——那间地方不需要交租，但也阴暗狭小，一家人挤在里面，冬冷夏热。
从1905年起，瞿秋白先在常州冠英两级小学堂读书，1909年考入常州府中学堂，他喜欢读书，涉猎极广，古典诗词信手拈来，又对新兴的革命思潮充满好奇。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他把头上的辫子剪掉，拿着辫子跑进屋里对母亲喊："娘！你看，皇帝倒了，辫子剪了。"
那一年他才十二岁，身上已经隐隐有了一股藏不住的朝气。
但好景不长。
1913年秋，大伯辞了官，断了接济。
家里的典当已经典无可典，那时候瞿秋白刚读到中学，学费都交不出来，只能辍学。
更沉重的事情发生在1916年，母亲金璇因为承受不了生活的重压，用了半瓶虎骨酒加火柴头服毒自尽了。
瞿秋白当时十七岁。
那一年，他一个人收拾起行李，跟着堂兄去了北京，考入了外交部所辖的俄文专修馆，半工半读，靠着极少的生活费撑下来。
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这是他当时能够上学的唯一出路。
说起来，瞿秋白走上革命这条路，一开始并不是什么壮怀激烈的大志向，更像是一个极聪明却极贫困的读书人，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里找到了一条他觉得能救这个国家的路。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投身其中，成了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领袖，两度被捕。
1920年，他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远赴苏俄，成了最早深入苏联实地采访并向国内详细报道的中国记者之一，他写了两本散文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把当时苏俄的真实样貌带回了中国，让无数年轻人第一次具体地看到了"革命"不只是一个词，而是一种正在大地上铺开的现实。
在那些文字里，能读出他对这条路越来越坚定的态度。
1921年5月，他经张太雷介绍，在莫斯科加入了联共（布）的党组织；1922年2月，他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打那以后，他的命运就和这个党绑在了一起，再也没有分开。
1923年，瞿秋白回国，担任《新青年》等刊物主编，参与主持党的宣传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写了大量政论文章。
1927年8月，大革命失败之后，瞿秋白在极端困难的时刻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确立了武装反抗的总方针，由此成为继陈独秀之后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从常州青果巷里那个连学费都交不起的穷书生，到站在历史转折处扛起一党领导重担的人，这中间隔了不过二十几年。
[二]【黄埔课堂上的那几次讲座】
要说宋希濂和瞿秋白的关系，得从1924年讲起。
宋希濂，1907年4月生，湖南湘乡人，祖籍溪口，出身书香门第。
他读中学的时候就是个爱写文章、爱评议时事的学生，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期间，和同学们一起创办过一份叫《雷声》的墙报，针砭军阀政治，在当地小有名气。
1923年冬，他跟着同乡陈赓从长沙出发，一行二十余人辗转到了广州，先考进了广州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所办的陆军讲武学校，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成为那一批里年纪最小的学员之一——入学时，他刚刚年满十七岁。
宋希濂自己后来说，他在校期间亲聆孙中山先生讲话，并曾参与护卫孙中山到韶关督师，这段经历对他触动颇深。
那个年代的黄埔军校不是一般的兵营，它聚集了当时中国最活跃的政治力量。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下，来讲课的人里有国民党的要员，也有共产党的领导人，政治教官之中有周恩来，来做报告的有恽代英、萧楚女。
瞿秋白那时负责两党合作的部分事务，曾多次到军校来做报告讲课。
台下坐着的宋希濂，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读过瞿秋白写的文章，对这个人早有印象——介绍苏俄实况的那两本散文集，在国内知识青年里传阅甚广，宋希濂在长沙读中学的时候就接触过。
等到真的坐在台下听他讲课，宋希濂后来说，觉得这人讲话有一种穿透力，"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崇敬过，仰慕过"。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渊源。
不是一对深交密谈的师生，更像是课堂上的一段缘分——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讲，另一个人坐在底下听，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一段缘分，已经足够让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在心里留下烙印。
值得一提的是，宋希濂在黄埔读书期间，1925年，经好友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所谓"跨党分子"，同时还是国民党党员。
但这段历史，在他后来的人生里几乎成了禁忌，因为1926年3月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大规模清查共产党员，宋希濂很快选择了脱党，向蒋介石表明了立场。
蒋介石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好，年纪轻轻，大有可为。能同共产党分手，就是我的好学生。"
打那以后，宋希濂跟着蒋介石参加北伐，1927年在桐庐战役中负伤，伤愈后被蒋介石安排，从此仕途顺遂，一路升迁。
1927年冬被派往日本千叶陆军步兵学校深造，1930年回国后任职参谋，随后因战功累累，1933年，刚满二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36师中将师长，成了蒋介石手下的一支王牌。
第36师是仅次于中央教导总队的德械速成师，从南京保卫京畿，到参与"围剿"，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调。
而那个曾经站在讲台上讲课的瞿秋白，在同一段时间里走向了完全不同的路。
[三]【一个叛徒出卖，一段往事被强行唤醒】
1931年1月，瞿秋白在党内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为首的派系打击，被撤掉了中央领导职务。
这对他来说，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一次命运的转向。
脱离了"政治舞台"的他回到了上海，重新拾起了他一直最喜欢的事——读书、写作、翻译。
他在上海认识了鲁迅。
1932年5月初，通过冯雪峰的介绍，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到鲁迅家做客，两个人一见如故，整整谈了一天。
许广平回忆那次见面说，他们"就像我从菜市场带回的两尾鱼，拿到家中忽然放到水池中见着水，游得欢快"。
鲁迅后来书写古人联句赠予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现存一千七百多封书信中，称对方为"同志"的，只有瞿秋白一人。
从1932年到1933年，瞿秋白和杨之华在上海过着东躲西藏的地下生活，白区的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他们的处境极为危险。
在那段日子里，鲁迅四次收留瞿秋白到家中避难——有时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杨之华后来回忆：鲁迅几乎每天都来看他们，和瞿秋白谈论时事、政治、文艺，乐而忘返。
1933年底，瞿秋白奉命赴江西苏区瑞金工作，临行前到鲁迅家告别，两人彻夜长谈。那一夜，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34年1月，瞿秋白到达中央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兼教育人民委员。
那时候，他的肺结核已经相当严重，咳血、发烧是家常便饭，在那样艰苦的苏区环境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江西苏区，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以瞿秋白此时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随军长征。
党中央研究决定，让他留下来，化名"林祺祥"，打算从福建绕道香港，转道上海去治病。
与他同行的还有何叔衡、项英的妻子张亮和周月林。
离开苏区之前，几个人已经事先商量好了被捕时各自应对的口供：周月林自称陈秀英，说是被红军拉去当过护士；张亮自称周莲玉，说是香港商人的老婆被红军绑了票；而瞿秋白化名林祺祥，说是从上海来的医生，有病来福建养病。
他文弱儒雅，戴一副眼镜，确实有几分文人郎中的气质，这套口供倒也贴切。
1935年2月23日，一行人走到福建长汀县水口镇小泾村附近，碰上了国民党保安第十四团钟绍葵部的一次例行盘查。
激战之后，何叔衡在突围中牺牲，邓子恢突围成功，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三人隐伏在丛林中，随即被俘。
这段被俘经过，与后来流传的一些说法有所不同——并非如某些记载所说是在"水口镇"的街市上被拦截，而是在一场突围战之后，几人躲进丛林，终被寻获。
瞿秋白被押到关押地之后，面对审讯，他撑着不认，坚持说自己叫林祺祥，是医生，从上海来。
审讯他的人翻来覆去地问，他翻来覆去地答，态度不急不躁，甚至还透着几分散漫。
就这样撑了将近两个月，对方也一时查不出什么来。
转折发生在1935年4月10日，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附近，中共福建省委机关遭到敌军包围，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激战中牺牲，万的妻子被俘。
在严刑拷打之下，万妻叛变，招出了一条关键线索：中共前总书记瞿秋白一个月前曾由万永诚安排突围，听说在濯田一带被俘，被押在保安部队里。
这条线索很快传到了南京，也很快传到了当时还在养伤的宋希濂手里——1934年9月，宋希濂在与红军作战时负了重伤，一直在后方养伤，直到1935年5月才回到长汀师部。
而在他回来之前，蒋介石已经从南京发来了密电，明确说：瞿秋白就在36师的俘虏群中，务必严密清查。
宋希濂远程指挥，让参谋长向贤矩从各旅团挨个排查，从旅查到团，一个俘虏一个俘虏地过。
很快，保安第十四团报告说，有个叫林琪祥的可疑人物，瘦削，自称医生，操一口苏南口音，与通缉令上的描述高度吻合。
1935年5月初，经过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带着叛徒郑大鹏当面指认，林琪祥的真实身份被彻底确认了。
面对这个结果，瞿秋白神色平静，随即说："也用不着继续伪装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几天前的笔供，就当是我写的一篇小说吧。"
消息传到宋希濂耳朵里的那一刻，他还没有从养伤地回到长汀，心里却有什么东西被猛地扯了一下——那是十一年前的课堂，是一个讲台上神采飞扬的人，是他年轻时候对革命和理想曾经有过的某种模糊的向往。
他急匆匆地赶回了长汀师部。
[四]【那些用来软化一个人的日子】
宋希濂一回到长汀，第一件事不是提审，而是下了一道命令："优裕待遇，另辟间室。"
这道命令在当时的战俘营里是破天荒的。
给瞿秋白换了一间有窗户的大房，备上纸墨笔砚和诗词文集，按师级军官的标准每天送饭，允许每天在门口散步，撤掉警卫，禁止任何形式的刑罚，师部上下，一律称其为"瞿先生"。
还给他专门配了一个军医陈克非随侍左右，照拂他的肺病。
宋希濂后来对别人说过，他这样做，出发点是"以柔克刚"，目的是把瞿秋白软化了，再劝降。
这不是念旧情，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策略——一旦这样一个在党内声望极高的人物公开变节，那对于国民党是巨大的政治胜利，对于宋希濂个人，也是了不起的功劳。
瞿秋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却活得出奇地安静。
他每天起床之后，泡一杯茶，点一支烟，读书，写诗，刻图章，挥毫。
那间有天井的囚室里种着一株石榴树，他有时候看看树，有时候就对着窗外的光发呆。
师部里能接近他的人，从军官到哨兵，都来找他讨字、要图章，他从不拒绝，来者不拒，写完就给。
宋希濂的部下把他写的诗词、书法一一送来给宋看，其中有一首《卜算子》的最后一段，让宋希濂看了很久都没有说话——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1935年5月17日至22日，就在这间阴暗逼仄的囚室里，瞿秋白用了六天时间，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弱天光，用毛笔写下了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
他在这篇文章的开头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他写自己一生对革命的真实感受，写一个从小只想读书教书的知识分子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写他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困惑，也写他对这条路至死不悔的坚守。
这篇文章后来历经风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引发了关于他是否变节的巨大争议。但宋希濂看完这篇文章，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有对任何人说。
半个月后，宋希濂亲自出马，在长汀中学的36师师长办公室里单独见了瞿秋白一面。
这是两人之间唯一的一次正面交锋。
宋希濂打算以礼相待，先寒暄、软化，再图后计，说不定还能劝出点什么来。
结果，话还没说几句，瞿秋白就开口了。
"宋师长，我知道你是黄埔一期的，我给你讲过课。但一个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飞鸟爱自己的翅膀更重要，我不能撕裂自己的历史。"
这句话说完，宋希濂就知道，自己设想的那套路子不会有效果了。
那场谈话进行了整整三个多小时，宋希濂后来形容说"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他来之前仔细准备，打算以攻心之术一步步拆解瞿秋白的心防，没想到这个外表已经被肺病拖得形容枯槁的人，谈起话来思维清晰，言辞坚定，每一次宋希濂试图绕进去，他就直接堵回来，最终让宋希濂"步步退守"，没有捞到任何东西。
那番针锋相对的话就这样结束了。
瞿秋白回到他的囚室，继续刻他的图章，继续写他的诗；宋希濂回到他的办公室，把那三个小时的内容在脑子里重播了不知多少遍。
南京方面不甘心。陈立夫后来专门派了策反专家王杰夫、陈建中等人从南京赶来，轮番对瞿秋白展开劝降——好言好语地说，上纲上线地谈，连提到他的妻子杨之华、女儿瞿独伊也没有打动他。
瞿秋白对着来人说了一句话："我不是顾顺章，我是瞿秋白！你认为他那样做是识时务，我情愿做一个不识时务拙笨的人，不愿做个出卖灵魂的识时务者！"
一批策反专家灰溜溜地收场，临走前，跟宋希濂喝酒践行，席间有人说，委员长那边大概不会急着处置，估计会押到南京审判。
宋希濂听了这话，松了口气。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1935年6月16日的夜里，一封他完全没有料到的密电，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他的桌上。
那封电报，是他顶头上司蒋鼎文转来的蒋介石的手令。
宋希濂拿着电报，端坐在办公室里，没有动，没有出声。桌上的油灯在夜风里微微摇曳，窗外的蝉鸣一阵接一阵涌进来，整座长汀城在夜里安安静静地睡着，不知道在这座城里，有一封电报正把某人钉在椅子上动弹不得。
那封电报只有寥寥七个字，却压得他如同搬山——
就地枪决，照相呈验。
蝉鸣还在叫，灯还在亮，而那七个字，把那一晚上所有可能的退路，全部封死了。
在那一刻，宋希濂想起了课堂上的那个人，想起了那首关于春来花发、应有香如故的词——而那个人，就在这座城里，就在他伸手就能触到的地方，等着他一道命令去赴死。
这道命令，传到他手里，一字不差地落在了他必须开口说出来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