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局中的世界秩序与中国方位——2026年6月国际形势的观察与思考

周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2026年6月中下旬，国际局势依然风云激荡。从美国国会重提限制总统战争权力，到俄乌冲突在七国集团峰会后再度升温；从英国首相频繁更迭暴露西方制度困境，到多国央行大规模将黄金从美英运回；从美以伊冲突引发全球能源秩序震荡，到中国全球治理理念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共鸣——一系列重大事件接连发生，深刻折射出变局中的世界秩序正在加速演进。

一、美以伊冲突：单边主义和霸权行径的又一次挫败

（一）美国国会围绕战争权力的罕见拉锯

6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一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虽然该决议并非法案，只有象征性意义，但这是自1973年《战争权力法》颁布以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首次共同通过此类决议。更具标志性意义的是，有四名共和党议员投下了赞成票，使得该决议得以通过。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予以抨击，指责该表决“不合时宜”、“无异于在为敌人提供援助和安慰”。

不过，在白宫持续施压下，事情很快出现反转。24日，该决议最终以50票反对、47票赞成的结果未获通过。

尽管如此，这一次“拉锯”仍释放出值得关注的信号。首先，美国国内围绕对伊军事行动的分歧已跨越党派界限，部分共和党人也对战争的合法性、必要性及其后果提出质疑。其次，它折射出美国行政权与立法权分支之间的深刻矛盾，总统的战争权力再次成为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重要议题。

还需指出的是，美国社会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裂痕愈加明显。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后，全美多地爆发反战示威活动，大批民众表达对战争升级的担忧。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52%）的美国民众认为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值得”，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4%，为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反映出美国国内围绕外交、安全和战争政策的社会分歧仍在持续扩大。

（二）一场没有真正赢家的冲突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6月16日刊文认为，美国和以色列虽然在战术层面短暂取得优势，但未能实现发动军事行动时所设定的主要政治目标。伊朗政权保持稳定，国家治理体系并未出现根本性动摇，地区战略格局也未按照美以设想发生改变。同时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使其在后续谈判中获得了新的战略筹码。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6月24日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这是伊朗奋起抵抗的结果，标志着“试图以武力将自身意志强加于独立国家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场冲突再次说明，现代战争中军事优势并不必然转化为战略胜势，而技术优势和武器优势难以替代政治解决路径，也难以真正改变地区复杂的政治、安全和社会现实。

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外溢影响更是深远。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16日的文章指出，美以伊冲突进一步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中东石油和天然气供应的近乎中断以及价格的飙升，毫无疑问将造成全球能源格局的转变。从海湾到美洲，能源生产国运用各种手段维持或加强其市场主导地位，能源消费国则在努力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并增强自身能源供应。除中国外的亚洲、欧洲和其他地区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的软肋再一次暴露出来，被迫加紧寻找替代能源。

与此同时，这场冲突也进一步凸显海湾地区面临的发展挑战。长期以来，海湾国家积极推进经济多元化，希望建设国际金融、物流、旅游和科技中心。然而，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使这些国家深刻认识到，安全稳定仍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前提。如何在复杂地区环境下维护安全、促进发展，成为海湾国家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三）中东格局开启深度重塑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6月22日刊文指出，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结束长达15周的冲突。这项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达成的协议使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为双方就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制裁等问题展开谈判设定了60天的时间表。然而，其最深远的影响不仅在于一场战争的结束，更在于该地区未来战略格局的重塑。

文章援引外交政策专家埃尔达·马梅多夫的观点，将这一备忘录与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提出的“尼克松主义”相提并论。“尼克松主义”设定的战略框架是“离岸平衡”，即面对美国无法再充当“世界警察”的现实，将地区安全的主要责任移交给当地盟友。在波斯湾地区，当年的“尼克松主义”落脚为“双支柱”政策，即将沙特和伊朗作为美国利益及地区稳定的保障。美国提供支持，但维护该地区秩序的重担落在地区大国自身肩上。

备忘录表明，类似的战略转变正在发生。这种新秩序并非由单一附庸国或两大支柱主导，而是围绕着区域大国之间的协同合作来形成。巴基斯坦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土耳其、埃及和阿曼也积极参与。一个重要信号就是：美国似乎正在回归其作为“离岸平衡者”的传统角色，一方面鼓励地区大国在维护区域秩序方面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由美国从远处提供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劝和促谈，支持地区国家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近日，王毅外长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话时，肯定巴方斡旋的关键作用，提出下阶段应重点做好三件事：巩固停火、恢复海峡通航、探讨地区安全新架构。这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不仅关注停火本身，更着眼于构建长期稳定的地区安全机制。

综合来看，美伊开启和谈不仅是一场地区战争的终结，更是单极霸权时代进入衰减通道的标志性事件。武力、制裁、单边行动这三件美国惯用的“法宝”，在此次美以伊冲突中同时失效，且相互叠加产生了反噬效应。这再一次印证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判断：安全必须是共同的、综合的、合作的、可持续的，任何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人不安全之上的做法，任何动辄诉诸武力或制裁的单边行径，最终都将陷入“越打越乱、越压越反弹”的恶性循环。美伊双方最终回到谈判桌前，恰恰印证了这一理念的前瞻性与正确性。中国在此过程中的建设性介入——支持地区国家自主斡旋、推动从停火向安全架构升级——恰恰提供了一种不同于霸权治理的替代路径：不是从外部强加秩序，而是赋能地区主体性；不是追求零和操控，而是构建共赢机制。这一路径的可行性，正随着美国单边模式的式微而日益凸显。

二、乌克兰危机：僵局中的博弈较量与政治解决的现实期待

（一）战事持续胶着，政治解决仍是根本出路

6月下旬，乌克兰危机进入新阶段。随着乌克兰通过加大无人机袭击力度企图“封锁”克里米亚地区，俄罗斯也在顿巴斯地区打响“堡垒带”之战。七国集团法国埃维昂峰会后，乌方认为获得了来自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新一轮支持，遂得以“更大胆”地对俄采取行动，以迫使俄接受乌方和欧方提出的谈判方案。

然而，战场局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俄新社6月24日分析称，乌军对俄无人机攻势无法使其摆脱困境，俄军在顿巴斯地区正“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月2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表示，俄方愿在2022年伊斯坦布尔谈判框架、2024年他有关俄罗斯安全关切的重要表态、美俄领导人安克雷奇讨论的模式以及当前战场现实基础上，同乌克兰展开和平谈判。在俄乌双方希望取得更多战果、为未来和谈争取优势之际，此前曾致力于推动俄乌和谈的美方的态度是否有变，引发多方关注。

（二）七国集团峰会的“挺乌”姿态与俄罗斯的强势回应

6月中旬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发表了关于地缘政治问题的专项声明，其中涉及乌克兰的措辞尤为强硬。声明开篇即指出，“我们，七国集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团结一致，坚定支持乌克兰捍卫其自由、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重申与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

七国领导人还同意对乌克兰增加额外的防空能力、系统和拦截器以及远程能力的供应；向乌克兰发放增加军事生产的许可证；强调能源韧性的重要性并基于乌克兰确定的需求和优先事项，同意为乌克兰提供额外支持，帮助该国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承诺将加大对俄罗斯战争经济的压力，增加包括针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制裁。

俄罗斯予以强势回应。普京6月23日在克里姆林宫向军事院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严厉指责北约和欧盟各国此前仅限于支持乌克兰，但如今已公开谈论“为对俄开战作准备，并增加军事和战备预算”。普京指出，为了给军事化行为辩护，北约和欧盟各国捏造了所谓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他表示，莫斯科致力于建立一个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以确保每个国家的军事安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表示：“我甚至不愿去怀疑，（俄美）阿拉斯加峰会以及欧洲国家的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给基辅政权争取补充军备的时间。但事实就是如此。”他指出，美方曾在安克雷奇提出了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俄方表示同意。该方案原本计划就政治调解的细节展开谈判，但始终未能得到落实。俄方多次表示，愿基于俄美两国总统在阿拉斯加峰会上达成的共识，包括消除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这一冲突根源，寻求通过谈判途径解决乌克兰危机。

6月26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声称，美俄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并未就乌克兰问题达成共识。对此，拉夫罗夫表示，“如果一方，也就是美国，在谈判桌上提出了调解建议和化解这场危机的方案，同时另一方对这些提议都表示赞同，那么再说‘没有达成共识’，多少有点不够体面。”鲁比奥的言论又一次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对俄乌和谈的干扰。

6月28日，普京向媒体表示，俄方建议俄乌双方均停止攻击对方领土的纵深目标，否则俄方对乌纵深地区的打击将更具威力，后果将更严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

（三）政治解决仍需各方共同努力

乌克兰危机持续四年多，给俄乌两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对欧洲乃至全球安全与稳定造成了严重冲击。

本次七国集团峰会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表态与举措，一反特朗普政府稍早前的“劝和促谈”主张，排除了“逼迫乌克兰妥协停战”的所有可能，强调西方援乌周期不限于当前战场冲突，任何和平方案必须符合西方标准，从而彻底否定了俄方要从根源上寻找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核心诉求，更不接受俄方有关根据战场现实进行谈判及确定被占领土的解决方案。这意味着，西方在全面升级此前的对抗框架，从军事援助、经济制裁、政治捆绑、舆论谴责四大维度，加固针对俄罗斯的全方位遏制网络。这标志着西方对乌支持、对俄制裁进入了长期化、体系化的新阶段。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乌克兰危机的最终解决之道，还在于对话谈判，各方应共同致力于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在当前复杂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当为此创造有利条件，而不是激化矛盾、扩大对抗。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坚持劝和促谈，这一立场是明确且一贯的。总体来看，乌克兰危机要真正得到解决，尚需时日。一场需要各相关方付出巨大代价的博弈与较量，还远未看到尽头。

三、西方政治困局：治理挑战与制度反思

（一）英国政坛持续震荡折射治理困境

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这距离他率领工党赢得议会选举刚过去不到两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6月22日刊文指出，斯塔默未能摆脱困扰不少西方国家领导人的“执政魔咒”——竞选期间承诺推动改革、改善民生，但执政后却难以有效回应经济增长乏力、生活成本上升等现实挑战，公众对传统政治的信任持续下降。

文章认为，从英国、德国、法国到美国，领导人往往利用选民的愤怒情绪赢得选举并承诺恢复繁荣。然而一旦上台，他们就发现根本兑现不了承诺。因为他们无法打破根深蒂固的政治体制，甚至掌控不了本党和议会的局面，无法就发展经济和实现社会稳定做成哪怕一点实事，也难以克服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喧嚣。社会制度的种种缺陷加剧了公众对民主政治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愈发助长右翼政党和民粹主义的兴起，为极端分子趁机制造社会混乱创造了空间。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6月22日刊文分析了英国为何频繁更换首相的五大因素：英国“脱欧”、经济疲软、个人之失、议员倒戈、媒体影响。文章指出，自2016年以来，没有哪位首相能妥善应对其所面临的挑战。卡梅伦发起“脱欧”公投，特雷莎·梅因举行一场不必要的选举而自毁威信，约翰逊则因个人失误垮台，特拉斯采取了鲁莽的经济政策导致市场崩盘。里希·苏纳克和斯塔默均未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执政目标，并接连犯下一系列错误，于是呈现出首相“走马灯”的局面。

（二）单边主义加剧国际治理赤字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21日刊文指出，单边主义是美国战略的核心弊端。文章认为，特朗普一心想让美国“再次伟大”，却没能认清，让美国伟大的从来不是靠单边手段实现自身诉求的能力，而是拥有体现自身价值观和利益并能吸引各国主动加入美国创立的国际制度的能力。

特朗普政府奉行“本国优先”，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做法，退出或削弱部分国际合作机制，频繁实施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这些做法不仅削弱了国际制度的权威性，也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不确定性。

美国政府推行的单边经济政策，也对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产生冲击。长期以来，这套体系推动了美国战后全球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这些国际机制不仅体现了美国对全球自由贸易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承诺，也巩固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借助这一地位，美国得以低成本举债，还能将美元打造为别国无法企及的制裁工具。如今，美元霸权等一切旧机制都在日渐式微。

（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面临新挑战

西班牙《国家报》网站6月14日刊文指出，欧洲社会民主党曾主宰20世纪后半叶的整个欧洲，但如今它们却陷入一场漫长的“减肥疗程”。在右翼和极右翼浪潮冲击下，加上自身阵营内部出现严重政治分裂，欧洲中左翼政党目前只能勉强维持着中等规模的力量。但这股政治力量正在明显衰落，在近些年来的选举中屡战屡败。这种衰落在法国和德国尤其明显，两国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仅略高于10%。

社会民主党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路的？多位学者援引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也经常提到柏林墙的倒塌，认为这让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原本不可分割的结合开始瓦解。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曾给过社会民主主义短暂的推动力，但最终却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带来的灾难和失败的经济政策冲击下陷入困境。随后，沉重的打击一个接着一个：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新冠疫情以及俄乌冲突。巨大的能源和安全压力，还有美国在贸易、防务分担上的反复折腾，全球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和贫富分化等，都让欧洲各国中左翼政府不得不奉行紧缩政策。这在民众中引发了巨大的不安，并被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力量所利用。

西方政治困局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矛盾的集中爆发。无论是英国的政坛更迭、美国的单边主义，还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衰败，都指向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的系统性危机。这种治理模式让原本存在的“断裂”变成了无法弥合的“深渊”，即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无法弥合的深渊、国际规则与霸权行径截然对立的深渊、经济发展成果与社会公平诉求完全脱节的深渊。尤其2008年后的多重危机叠加，让传统中左翼政党全面失信，右翼和极右翼力量占据上风。英国10年间换6任首相，暴露出代议制民主的程序空转，政党轮替沦为资本利益再分配的“遮羞布”。美国单边主义极大地破坏了战后国际秩序，从撕毁《中导条约》到滥用金融制裁，最终导致SWIFT支付系统武器化，加速了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欧洲社会民主党在“第三条道路”破产后，既无法调和全球资本与本土福利的矛盾，又无力阻止民粹主义吞噬传统政治光谱。这种政治失信与经济失衡的恶性循环，印证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已经丧失系统性改革的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西方的制度对比，不应再是简单地用一种主义否定另一种主义，而应看谁能更好地回应人民的期待、解决实际问题、促进国家发展，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对西方选举民主困境的一种超越。

四、全球金融变局：黄金回流与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化

（一）美元信用从“无风险资产”变为“需要对冲的风险”

西班牙《经济学家报》网站6月17日刊文指出，多国正大规模将黄金储备从美国和英国等海外金库运回本国。多年来，各国央行的黄金储备主要存放于纽约和伦敦。两地凭借成熟的金融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国际信誉，成为全球重要黄金保管中心。

有评论指出，黄金回流不是简单的资产搬家，而是国际信任格局的重塑，深层逻辑是美元信用的动摇。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历史性地攀升到了27%，一举超越美国国债（22%），坐上了全球官方储备资产的“头把交椅”。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变化。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写道：“地缘紧张局势持续助推各国央行大举配置黄金。”

这一变化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第一，美债的“信任赤字”在扩大。到2026年6月，美国国债总额已达39.2万亿美元。在高负债侵蚀经济信心的背景下，黄金被视作有效的对冲手段。

第二，制裁风险改变了储备逻辑。2022年俄罗斯海外资产被冻结的“前车之鉴”，让各国央行意识到，存放在他国的资产，政治风险远高于市场风险。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终极支付手段，其“物理可控性”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

第三，央行购金已从“战术调整”升级为“战略重构”。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累计净购入黄金超过8000吨。2022年至2024年连续三年购金量超过1000吨，黄金作为长期储备资产的重要性持续攀升。

第四，美元信用的“新支柱”面临考验。美国推翻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引发的关税对峙，动摇了“国际经济秩序稳定”这一美元信用的支柱。而2026年，人工智能相关资本开支能否持续，将成为美元的另一根支柱——有分析认为，若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失速，美元指数可能跌破90关口，黄金将再次成为主角。

（二）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呈现更加多元的发展趋势

黄金回流与美元信用危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多国央行运回黄金，表面是“资产保管地点”的变化，实质是对二战后美元霸权的“无记名反对票”。当多国大规模将黄金储备从美国和英国等海外金库运回本国时，它们传递的信号远比会计账本上的数字更为深刻，即在一个货币体系逐渐碎片化、经济制裁武器化和债务货币化的世界里，“物理可控”比“账面拥有”更重要。

黄金超越美债坐上全球储备资产“头把交椅”，标志着国际储备格局的历史性拐点已经到来。这不是短期投机，而是持续三年、五年甚至十年的中长期战略重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元的终结。美元仍占全球外汇储备的约58%，其流动性、深度和网络效应短期内无可替代。黄金回流更像是一种“去风险化”，而非“去美元化”。各国央行在减持美债、增持黄金的同时，并非寻找一个取代美元的单一新锚，而是向一个多极货币体系过渡的过程。

真正的变局在于“信用锚”的多元化。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可能呈现“多锚并举”的格局。美元继续主导贸易结算，黄金作为终极价值锚定，数字货币（包括数字美元和各国央行数字货币）争夺支付通道，而大宗商品（尤其是能源和特别矿产）可能成为新的计价基准。未来是否如此“四分天下”，有待进一步观察。

五、中国方位：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与新作为

（一）中国全球治理理念彰显“新外交哲学”

哈萨克斯坦《实业报》网站6月18日刊文指出，中国政府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其重要意义远不止于一份官方文件。它实际是在试图回答国际社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在从旧国际体系转向新国际体系的背景下，世界应当呈现一种什么样的面貌？

文章认为，中国方案的独特之处在于，北京并未提出要彻底颠覆现有世界秩序。相反，中国提议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渐进式现代化改革，其基础是扩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权，更公平地分配国际决策责任。世界正在见证中国新外交哲学的形成。今天的中国正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文章特别指出，多年来，世界多极化更多停留在国际政治概念层面，如今中国不断赋予这一理念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在中国看来，多极化既不意味着建立新集团，也不意味着将世界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阵营。它指的是承认不同文明、发展模式和政治体制的存在权，不把通用模板强加于人。人们可以赞同或反对这一理念的某些方面，但无法否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世界已经厌倦了冲突。

（二）坚持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增强发展主动权

法国《回声报》网站6月17日刊文指出，中国正在以市场力量回应欧洲压力。对自身实力从来都深信不疑的欧洲，过去曾力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首先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当时的想法可能很简单：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标准和政治理念强加于中国。然而时代已经改变。2019年3月，欧盟将中国定性为“系统性竞争对手”。此后，欧盟落后于中国的距离日益加大。这体现在一连串的指标中，而最具象征意义的是2026年第一季度创纪录的830亿欧元贸易逆差。

文章分析了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三个策略：一是“以不变应万变”，坚守既定方针。面对贸易战，中国不乱阵脚，而是“边打边调”，但发展的大方向始终不动摇。简单说就是：你打你的，我走我的；二是“练好内功”，持续推进自身战略。不论外部形势如何复杂，中国始终把发展的主动权攥在自己手里。通过“十五五”规划，明确列出要攻克的突破性技术、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和所需的资源，把“想干什么、能干什么、怎么干成”串成一条线，把意愿、决心和落实三者拧成一股绳；三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必要时坚决反击。中国不主动挑事，但也绝不任人拿捏。一旦核心利益受到损害，反制措施果断有力，绝不手软。

（三）中国方案重要价值更加凸显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6月18日在美国“订阅堆栈”网站发表文章指出，经历一年多的关税战，一个事实已经浮出水面：美国远没有特朗普想象的那么强大。克鲁格曼的基本判断是，贸易战打到现在，胜负不在“谁的市场更大”，而在“谁的供应链更硬”。谁把稀土和关键性工业原材料攥在手里，谁才真正拥有话语权。中国在这方面的主导地位，让美国手里的筹码相形见绌。更致命的是，美国反复无常、出尔反尔的行事风格，正在快速消耗其最宝贵的战略资产——国家信誉。

当前国际格局正处于“旧秩序松动、新秩序孕育”的关键期。中国在这一变局中的优势，不是某一方面的领先，而是“理念+实力+策略”的系统性优势。理念上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号召力，实力上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关键性原材料等重要环节的把控力，策略上有“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灵活性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决断力。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优势不等于胜势。欧洲830亿欧元的逆差，体现得更多是经济上的结构性失衡，但也可能催生更激进的保护主义；美国信誉的损耗，不意味着它会自动退出竞争，反而可能促使其采取更极端的手段。中国越是接近舞台中央，越要保持战略定力，越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发展才是硬道理，实力才是硬底气。只有把“十五五”规划中的突破性技术真正拿下来，把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和短板一个个补齐，才能在这场百年变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六、把握大势：在挑战中开创未来

综合以上分析、评论、观察与思考，当前国际形势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美国霸权体系加速衰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越来越不得人心。无论是美国国会对总统战争权力的制约，还是西方联盟在解决乌克兰危机时出现的裂痕，抑或是多国央行大规模运回黄金，都表明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以及美国动辄诉诸武力、滥用制裁、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在国内外都正加速丧失信誉。

第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俄等大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声音和影响不断扩大。英法德意等欧洲大国与美国分歧增多，对美国日渐不满。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印尼、韩国、巴西、墨西哥、南非、埃及等中等强国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总而言之，当前世界多极化格局持续深化，正从传统大国主导的多极形态，加速向大国、中等强国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多元制衡的新型多极格局演进。

第三，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加速，中国理念获得广泛认同。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当前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案。中国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支持与拥护。

第四，西方制度困境凸显，中国道路展现强大生命力。英国频繁换相、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衰落、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撕裂，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世纪之问”——在21世纪，一个国家究竟该如何治理，才能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西方制度困境凸显了其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深刻危机，而中国道路则展现了强大生命力，为世界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选择。

第五，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变乱交织，热点冲突不断，大国竞争更加复杂激烈，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上升，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合作，共同应对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稳定因素的增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历史主动，也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审核：李小华 戚易斌 时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