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的嗡嗡声。
孙经理把降薪通知推到我面前，手指在纸上敲了两下，那语气像在打发一个无关紧要的人。
我没说话，低头盯着那张纸，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后面跟着一个降薪比例。
我知道，这名字签下去，每个月就要少拿一千多块。
我攥着笔，没动。
孙经理等得不耐烦了，靠回椅背上，眼神里写着“识相点”。
我抬起头，看见对面墙上挂着的公司发展历程照片，第一张就是那个地下室，我们几个光着膀子修空调的场景。
01
那天晚上到家已经快八点了。
徐桂兰在厨房热菜，油烟呛得满屋子都是。
我换鞋进屋，把外套挂在门后，她端着菜出来，看了我一眼，没说话，那眼神我心里清楚，是在等我主动开口。
我们结婚二十年了，她太了解我，什么事都写在脸上。
饭桌上谁都没吭声。
女儿在房间里上网课，门半掩着，传来她念英语的声音，挺流利的。
我低头扒饭，菜在嘴里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徐桂兰坐在对面，筷子在碗里拨拉来拨拉去，也没吃几口。
她先忍不住了，把筷子往桌上一放：“今天开会说什么了？”我说没说什么。她冷笑一声：“还瞒我？楼下你同事老婆都跟我说了，公司要降薪。”
我手里的筷子顿住了。
她看着我，声音高了些：“降多少？”我说15%。
她当场就炸了：“十五个点？你一个月工资本来就那点，还降？女儿留学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她说完站起来，碗一收，转身去了厨房。
厨房里传来水龙头哗哗的声音。
我知道她在洗碗，但那动静听着像是在摔东西。
我没吭声，坐了一会儿，起身走到窗边。
窗外是小区的大爷们在路灯下下象棋，吵吵嚷嚷的，跟我没一点关系。
女儿从房间里探出头：“爸，我妈怎么了？”我说没事，你好好念书。她看了我一眼，又把门关上了。
我到书房翻了翻抽屉，找出一摞笔记本。
17本，从2007年到今年，一年一本。
我翻开第一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天的检修记录，连哪台设备出了什么故障都写得清清楚楚。
2007年那本第一页只有一句话：“3月15日，入职。郑哥说公司困难，先干着，以后补给我。我说好。”
那天郑长兴请我在路边摊吃了碗面，喝着啤酒跟我说，老吕，咱兄弟俩好好干，以后有肉吃。
我信了。
那时候我才25岁，刚从厂里出来，什么都不会，是他手把手教的我。
后来公司做起来了，他从郑哥变成郑总，我从愣头青变成吕师傅。
工资没涨过，但我也没计较过，总觉得日子能过就行。
可现在公司要降我的薪。我合上笔记本，放回抽屉。窗外的月亮挺亮的，照着屋里那些年复一年积攒下来的东西，什么都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
02
第二天我到公司，没先去办公室，直接去了机房。
机房里嗡嗡响，设备灯一闪一闪的，常年就这个动静，我听着反而踏实。
我拿抹布擦了擦设备面板，检查了几个接口，有个网口接触不好，我掏出螺丝刀拧紧了。
这机房我太熟了。
每一根线怎么走都清楚，哪个设备什么时候该换滤网也门清。
说句不好听的，我跟这间屋子比跟家里人都亲。
干了17年，光在这机房里待的时间就赶上别人半辈子。
“吕师傅，”身后传来声音。
我回头，是张秀芳，她靠在门框上，手里端着杯茶，脸色不怎么好看。
她也是老员工，比我晚来两年，以前在财务部，后来调到技术部做行政。
这些年我们关系处得不错，她是公司里少数几个我跟她说得上话的人。
我说找我有事？她笑了笑，笑得有点苦：“上面让我来做你的思想工作。”
“孙经理让你来的？”
“不是他还能有谁。”她走进来，压低声音，“你知道孙鸿涛上个月换车了吧？”我说听说了。
“五十万的新车，开得可得意了。公司真有困难，还能给他配这车？”她摇摇头，“降薪名单上，你排第一，我排第二。”
我愣了愣。
她叹了口气：“我这岁数，出去能找到什么工作？我老公身体不好，女儿还在上大学。要是我丢了工作，这个家就真完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安慰自己。
我没接话，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机房里，耳边只有设备的嗡嗡声。
地上有个螺丝，我弯腰捡起来，放进口袋。
这习惯养了17年，看到地上掉个零件都要捡起来，总觉得是公司的东西不该浪费。
中午我去食堂吃饭，刚坐下，旁边坐过来一个人，是技术部的小刘，三十出头，是年轻人里比较好学的那个。
他端着餐盘，凑过来小声说：“吕师傅，听说公司要降薪，您签了没？”我说没签。
他压低声音：“您也别签，咱们老员工都不签，看他们能怎么办。”我问他自己签了没，他挠挠头说签了，语气一下子低了下去。
我没再说什么。
下午我被叫到孙鸿涛办公室。
他的办公桌收拾得很干净，放着一盆绿萝，还有他那辆新车的钥匙，搁在桌角晃眼得很。
他把降薪通知推过来，还是昨天那个态度：“吕师傅，您签了吧。公司也不容易，您理解一下。”
我看着他那张脸。
七八年前他刚到公司的时候，什么都不懂，连最基本的设备参数都认不全。
那时候他跟我叫师傅，端茶倒水的，态度好得很。
是我带着他一个一个项目教过来，大热天一起蹲在机房里，我顶着四十度的高温修设备，他在旁边递工具。
现在他坐办公室了，穿得人模狗样的，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我说孙经理，我干了17年没涨过工资，现在还要降，这事说到哪去都不占理吧。
他笑了笑，那个笑里头带着点不耐烦：“吕师傅，涨工资是绩效问题，跟降薪是两回事。再说了，您这两年也没什么突破性贡献，对吧。”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我站起来说再想想，他没拦我，只是在我走到门口的时候说了一句：“吕师傅，您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没回头。
03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机房待着。
检查设备，给机器上油，把角落里堆积的灰尘扫干净。
我知道这些活我不干也没人干，孙鸿涛不会让新人干这种脏活累活，他自己更不会。
以前张秀芳跟我说过，老吕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什么都干，什么都忍，人家才不拿你当回事。
我没反驳她，但心里也没当回事。我总觉得做人得厚道，你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这道理教了我大半辈子，现在忽然有点不确定了。
晚上回到家，徐桂兰没做饭，她坐在客厅沙发上，茶几上放着那张降薪通知的复印件。
我这才注意到，今早出门的时候，那张纸让我顺手揣兜里了，什么时候落在她手上的，我也不知道。
她抬起头看着我：“你打算怎么办？”我说还没想好。
她把那张纸举起来，声音有点发抖：“这是你让我去复印的？就放在桌上，你什么意思，是让我看，还是让我跟着你愁？”
我说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那你什么意思？
17年，你干得比谁都多，拿得比谁都少，我跟没跟你吵过？
我没吵过。
别人家老公逢年过节往家里带东西，你带回来什么？
你带回来一身机油味，我不也忍了。
可你现在连这点工资都保不住了，你还打算忍到什么时候？
我站在门口，鞋都没换。
她继续说，声音慢慢低下来：“女儿那个留学的事，我不是逼你，可你总得给她个希望。她天天跟我说想出去看看，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
每次女儿跟同学视频，听人家说国外的事，她眼里那个光，我都看在眼里。
但我从来没说出口，说出来又能怎样呢？
我一个月就那么点工资，攒到猴年马月才够她出趟国。
我坐到她旁边，沉默了很久。我说我去跟郑总谈谈。她没说话，把头转过去，不再看我。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郑长兴的办公室。
他的办公室在八楼，落地窗，能看到外面的街景。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接电话，示意我坐下。
我坐在他对面，看见他桌上的相框，是他儿子的毕业照，笑得挺开心。
他挂了电话，摘下眼镜看着我：“老吕，你找我？”我说郑总，我想跟你聊聊降薪的事。
他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老吕，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公司现在是真的困难，你再理解理解。”
我说我理解，但我有难处。
女儿要留学，老婆身体也不好，这点工资再降下去，我真养不起家。
他没接话，拿起茶杯喝了口水。
我看他的表情，知道他根本没把我的难处当回事。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泛黄的欠条，放在他桌上。
那是2007年5月20号的，上面写着“今借到吕康人民币五万元整，一年内还清”，落款是郑长兴的名字。
他愣住了，盯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表情很复杂。
“老吕，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来要钱的。我就是想问一句，你还记得这事吗？”
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我站起来把欠条收回去，说行，那就行。然后我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在后面叫我：“老吕，你别走，我们再谈谈。”我没回头，拉开门出去了。
04
之后的几天我没去找任何人。
每天按点上班，按点下班，该干什么干什么。
孙鸿涛又让人来催了两次，我都说再想想。
他也不急，大概是觉得我早晚会签，闹不出什么花样。
张秀芳倒是急了。
有一天中午她把我拉到茶水间，关上门说：“老吕，你不能再拖了。孙鸿涛昨天晚上在群里说，不签的人下个月直接调岗，工资全停。你跟他耗不起。”
我说我知道，但我不打算耗了。
她愣了一下：“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准备辞职。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好像我说了什么不可思议的话。
她压低声音：“你疯了吧？这个岁数辞职，出去能找到什么工作？”
我说能找到就找，找不到再说。
她急了，声音一下子高了：“你说得轻巧！你有家要养，有女儿要供，你说走就走，你老婆能同意？”我说我已经跟我老婆说了。
她说你老婆同意了？
我说没有，但我也得为自己活一回。
她看着我，忽然不说话了。
沉默了很久，她低声说：“老吕，你知道吗，其实我也想走。我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得到的还不如新来的人多。可我走不了，我老公身体不好，女儿还在上学，我走了，这个家就真的完了。”
我说我知道，所以我没说让你走。我走了，你起码还能多撑一阵。她低下头，眼圈红了。
那天下午，我在机房里查到以前的维修记录。
有一页是我写的，上面记录了某个设备的核心参数，旁边还画了草图。
这是我做了三年才弄明白的东西，那时候我天天泡在机房里，一个人研究，没人教我，全靠自己琢磨。
我把那页纸撕下来，折好放进口袋。然后我走出机房，去了技术部办公室。
孙鸿涛不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项目报告，署名是他，但那项目明明是我做的。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旁边几个年轻人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干活。
没人跟我说话，好像我就是个透明人。
我转身走到张秀芳的工位前。她正在整理发票，看见我，问我去哪。我说我下楼走走。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我到楼下抽了根烟。
公司门口那棵银杏树我种了十五年，看着它从小树苗长成现在这么粗。
那时候也是郑长兴带着我们几个挖坑、浇水，他说等这棵树长起来了，公司也就做大了。
树确实长起来了，公司也确实做大了，可我怎么觉得什么东西变了呢。
回办公室的路上，碰见郑长兴。
他刚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公文包，西服笔挺的。
他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点点头，我喊了声郑总。
他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又没说出口。
我看着他走过去的背影，忽然觉得这个人很陌生。我们一起吃过苦，一起熬过夜，可那些事好像是上个世纪的事，离现在太远了。
05
周五下午一点半，孙鸿涛通知技术部所有人开会。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二十来号人，空调打得有点低，冻得人胳膊发凉。
他站在前面，表情很正式，先讲了一通公司的“困难”，又说了降薪方案的执行情况。
“目前已经有大部分人签字了，还有少数同志在犹豫。我再强调一遍，降薪不是针对谁，是公司的集体决策，我希望大家能配合。”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向我，所有人都看向我。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着墙，没动。他等了几秒钟，见我没反应，脸色变了：“吕师傅，你到底签不签？”
我说不签。
这两个字说出来，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是一阵窃窃私语。
孙鸿涛脸上的笑容彻底消失了，他把手里的文件往桌上一拍：“吕康，你这是什么态度？公司的规定你一个人不执行，你让其他人怎么想？”
我说孙经理，我不是不执行，我只是觉得不公平。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签，我就问一句，我在公司干了17年，我的工资涨过吗？
我做过多少项目，解决过多少问题，你们谁有我多？
凭什么降薪要从我头上开始？
孙鸿涛的脸色很难看，他张口想说什么，但我说着说着自己停不下来了。
我站起来，从包里掏出那17本笔记本，一本一本摆在面前的桌上。
声音很平静：“这是我的工作记录。17年，一天没断。2007年到今年，每一年都写了。项目37个，解决技术问题269次，带的徒弟15个。你们要是不信，可以拿去看。”
没人说话。
我把包拉好，背上。然后我说：“孙经理，我辞职。按劳动法，一个月内办完手续。”
会议室里炸了。
有人倒吸一口凉气，有人小声说话。
孙鸿涛愣住了，半天没反应过来。
然后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郑长兴站在门口，像是听到了什么消息赶过来的。
“老吕，你说什么？”他问。
我说我要辞职。
他愣了半天，眼神里满是意外：“我还以为你打算在我们这干到退休呢。”
我看着他的眼睛，笑了一下。我说郑总，我也想，但我实在撑不下去了。他站在那儿，没说话，身后站着孙鸿涛，两个人的表情都很难看。
我拿起笔记本，走出了会议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