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驿马枉道”到“驿卒告官” （三）

——康熙初年莱芜钟国义撰《申章丘驿卒详文》考论

济南交通史话

（接上期）

三、制度背景：清初驿政改革与莱芜的”僻邑”困境

钟国义详文所反映的冲突，根植于清初驿站制度的结构性矛盾。理解这一背景，需从”裁僻济冲”政策、协济制度弊端及”里甲马”与”驿站”的区分三个层面入手。

（一）清初裁驿济冲与财政紧缩

清朝入关之初，军费浩繁，驿站经费屡遭裁撤充饷。顺治十三年（1656）、十四年（1657）及康熙平定三藩期间，全国驿站经费大幅裁减。“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1]”。康熙十四年（1675），更下令全国各省驿传、里马银裁百分之四十以充军饷，部分省份裁撤率近百分之五十[2]。在此背景下，清廷推行”裁僻济冲”政策，即将僻递或无驿州县的夫马钱粮裁撤，以接济冲途大驿。顺治十年（1653），户科给事中周曾发奏请以各处驿站使用勘合数目为准，裁定冲僻繁简，“以僻递夫马裁充冲驿夫马”。次年，中央通令全国裁减各县里甲夫马，将裁革之银”用以补助冲驿之不敷者”[3]。

莱芜县正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受害者。作为”山陬僻邑”，莱芜本无驿站，仅有”里甲马十二匹、驴六头”，其驿站银一千四百余两”尽行协济”新嘉、崇武、安山、滕阳、东源、新秦六驿，剩余四百余两又”裁去三分之一”充作本县喂马豆草及工食费用。这意味着莱芜不仅未能从驿站体系中获得资源反哺，反而在财政上持续”输血”重繁驿站，自身仅保留勉强维持地方公文传递的最低配置。

（二）协济制度的运作与弊端

协济制度本为调剂驿站财政之良法。明代以来，冲要驿站经费不足，常由邻近州县协济马匹或银两。清初沿袭此制，但加以调整：康熙七年（1668）前，各省普遍实行”本处正项钱粮作本处驿站支用，他处协济抵兑正项完解[4]”之法，即将协济站银改为解送藩司抵补正项，以减少辗转之弊。然在康熙七年定制之前，协济银两仍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

莱芜县协济六驿，正是这一制度的缩影。详文称”协济新嘉、崇武、安山、滕阳、东源、新泰等驿”。六驿分布于山东南北驿道要冲，莱芜作为僻邑，其站银被大量抽拨，形成”僻邑养冲驿”的倒挂格局。

（三）里甲马与驿站的法律分野

清代驿递体系等级分明。正如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所言：“夫驿传之设，有冲，有僻。冲则谓之驿站，用以供皇华使节、朝贡方国及赍奏员役；僻则谓之里甲马，仅供本州邑驰递之需，故亦称递马。递马之设，不过数匹；驿站每州邑或设二处，极冲之地或设三处。每站额马六十、七十不等，其工料费用由存留项下支销，岁终随地丁一并奏报焉。[5]”

当时清代社会的有识之士也已察觉到驿传体系存在诸多弊端，其中清人徐文弼的批判尤为直言不讳。他在《驿传之害》一文中明确指出：“凡驿传之设，有冲有僻；冲者为驿站，僻者为里甲。递马仅供本州、邑驰递之用，故又名递马，其设置不过数匹。驿站则每州、邑或设两处，极冲之地或设三处，每站额马六十至七十匹不等。其廪粮工料费用，从存留款项中支销，年末随土地赋税一同奏报。差遣之时，官员凭勘合出行，役员持火牌办事，水驿船只、陆驿夫马均依部颁定式配备。马匹分官坐、紧差、小差、散差、包马等类别；役员则有总理、马号、家人、兵房、马牌、马夫、背包、送差、医兽等职分。至于额外差务，有上司纸牌调遣、邻封协济摊派；额外负担，有过差越站之累；额外苦楚，有马匹多索之扰。种种苛索苛求，竟至辱官殴吏、锁挞马夫，横行无忌[8]。”

徐文弼开篇即阐明清代驿传依区位要冲与否，分为冲地驿站与僻地里甲递马，厘清两类机构之规模、运维规则、分工体系及差役验放制度，彰显驿传制度层级化、规范化之设计逻辑。其核心在于揭示制度外运行之失序弊端：上级滥调资源、差役违规越站、权势人物肆意苛索，额外负担终由基层民众承受，实乃传统集权体制下权力缺乏有效制约所致，直指“驿传之害”对基层民生之深重危害。

而莱芜县仅有里甲马十二匹、驴六头，“以供本省投递公文、押解钱粮之用，原无支应之差”。依制而言，莱芜本无接待过往官员、使臣或差役之责。章丘县则不然，“向有龙山驿马三十匹归并，章丘理当应南北之差”。龙山驿属正式驿站，额马三十匹，足堪承担南北驿递之务。尹思贵导引差使绕道莱芜，实属“舍有驿之康庄，就无站之僻邑”，既违圣旨，亦逾越驿站制度之法定边界。（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刘文鹏《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6日理论版

[2] 刘文鹏《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光明日报》2022年12月26日理论版

[3] 刘文鹏、屈成：《明清之际驿站财政制度的变革》 《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10期

[4] 《清实录（清历朝实录）》 抄本 第二页

[5] 福惠全书 [清] 黄六鸿 撰 卷二十八 刻本 第一页

[6] 《魏源全集》第十四册 岳麓书社 第2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