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2024年3月，我躺在心内科ICU里，心电监护仪滴滴响个不停。
护士推门进来：“谢先生，您家属呢？手术同意书得签个字。”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眼角余光扫向门口，走廊空荡荡的。
隔壁床的老王头被他儿子媳妇围着，热毛巾敷手，小声问疼不疼。
我的手机亮了，女儿发来一条微信：“爸，我妈说她要搬家，让我别管你。”我盯着那几个字，胸口像被人拿刀剜了一下。
三十二年的婚姻，我挣的每分钱都交给了她，房子写她名字，退休金全给她管——可到头来，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
可我没告诉她，我听到了她的声音，就在走廊那头，隔着几道门，有人在哭。
01
1996年夏天，热得要命。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不是因为天热，是郑兰芳的呼噜声。
她那时候怀孕七个月，肚子鼓得像面锅，呼噜声也跟开了锅似的，一阵一阵往外冒。
起初是轻微的，像猫打呼噜，我还能忍。
后来越来越响，到后来简直像拉风箱，呼哧呼哧的，吵得我脑仁疼。
我推了推她：“你翻个身。”
她迷迷糊糊翻了个身，呼噜声停了不到五分钟，又开始了。
我实在受不了了，抱着枕头去了客厅。
客厅的沙发是那种老式木头沙发，硬邦邦的，躺上去硌得后背疼。
我把枕头折起来垫在脖子底下，瞪着眼睛看天花板。
窗户开着，夜风灌进来，总算凉快了些。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沙发上搭着一条薄毯子。
郑兰芳已经起床了，坐在餐桌边喝粥。我走过去，她抬眼看了看我，没说话。我坐她对面，端起碗喝了一口粥，烫得我直吸溜嘴。
“你昨晚没睡好？”我问她。
“还好。”她说，眼睛没看我。
我没多想。吃完饭就上班去了。
那天晚上下班回来，发现主卧的床上少了一个枕头。我以为她放柜子里了，也没在意。洗完澡出来，看见她抱着枕头从次卧走出来，脸色不太好。
“我把次卧收拾出来了，”她说，声音很轻，“你去睡那边吧，我打呼噜。”
她说得特别平静，像是在说今天菜市场的白菜降价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进了次卧，门关上了。
我站在门口，手里拿着毛巾，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
躺回主卧的床上，翻了个身，心里头说不上来什么滋味。
床比沙发舒服多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那一年，结婚刚满三年。
我以为她是体贴我，怕我睡不好。后来我才想明白，她不是体贴，她是放弃。
她放弃了让我接受她。
那个枕头，她第二天就叠好放进了衣柜最底层。我翻衣柜找东西时看到过，叠得方方正正的，压在一摞旧衣服下面。她连看都没多看一眼。
此后三十年，我再没回过主卧睡觉。
不是我不回，是后来想回也回不去了。
主卧变成了她的地盘，衣柜里的衣服都是她的，床头柜上摆着她的梳子和发卡，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越堆越多。
我的东西呢？
全被挪到了次卧。
次卧的床单是她挑的，深蓝色的，她说耐脏。
窗帘是她选的，灰色的，她说遮光。
她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没什么表情，好像只是在安排一个住客的房间。
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呢？我想的是，这样也挺好，各睡各的，互不打扰。
李五湖知道这事以后，骂我：“你是不是脑子有坑？哪有夫妻分床睡的？”
我说：“她打呼噜，我睡不好。”
“睡不好你就想办法啊，买点耳塞，或者让她去医院看看。”
“看什么看，又不是病。”
李五湖摇摇头，没再说什么。
但后来他老婆请我吃饭时，他特意把郑兰芳也叫上了。
吃饭的时候，李五湖的老婆一直拉着郑兰芳说话，问她最近怎么样，身体好不好。
郑兰芳笑着回答，说她挺好的，就是最近有点失眠。
“失眠？”李五湖的老婆说，“是不是有什么事烦心？”
郑兰芳看了我一眼，说：“没什么，可能是孩子太小，晚上总醒。”
她说完这句话，低头夹了一筷子菜。
我看见她嘴角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我那时候没在意。
现在回想起来，她咽回去的，恐怕是她这辈子想说的所有话。
02
1998年春天，郑兰芳怀孕三个月的时候，突然大出血。
那天我出差在外地，正在酒桌上跟客户推杯换盏。
手机响了，是岳母打来的，声音都变了调：“永安啊，兰芳肚子疼得厉害，已经打了120，你快回来！”
我当时喝了半斤白酒，舌头都大了：“妈，没事没事，可能是吃坏肚子了，让医生看看就行。”
挂了电话，我又端起了酒杯。
那天晚上我喝到凌晨一点，回到宾馆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看手机，二十多个未接来电，有岳母的，有小姨子的，还有医院的座机号码。
我回拨过去，岳母接的，声音嘶哑：“永安，你赶紧回来，兰芳……孩子没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酒全醒了。
赶到医院时，郑兰芳已经从手术室出来了，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纸。
她看见我，没说话，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
岳母红着眼睛站在床边，小姨子在走廊里哭。
“怎么回事？”我问。
“宫外孕大出血，差点没命，”岳母说，“医生说再晚十分钟人就没了。”
我站在床边，不知道该说什么。郑兰芳侧过脸，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最后只说了一句：“你喝了不少吧？”
我点点头。
她没再说话，把脸转向了窗外。
那天晚上，我坐在病房的椅子上守夜。郑兰芳睡着了，呼吸很轻，像怕吵到谁。我看着她的脸，发现她眼角有泪痕。
我心里头难受，但她没怪我，我也就没说什么。
现在想想，我真是个混蛋。
她为什么不怪我？
因为她知道，怪我也没用。
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好几了，不是不懂事的小孩，但我做事的方式，从来都是她觉得她能忍，我就继续这样。
她流产后休养了两个月。
那两个月里，每天早上她早早起来给我做饭，晚上我下班回家，饭已经做好了。
她从来没提过那天晚上的事，好像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
有一次，我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次卧，听见她在哭。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推门进去了。
“怎么了？”我开了灯。
她侧躺在床上，背对着我，肩膀一抖一抖的。
“没事，”她说，声音闷在枕头里，“做了个噩梦。”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站了一会儿，我说：“那你早点睡。”
她“嗯”了一声。
我关上门，回了主卧。
后来我想过，如果那天晚上我走到床边，拍拍她的肩，或者什么都不说，就在她身边坐一会儿，她是不是就不会那么难过？
但当时的我没做到。不是不想，是不知道怎么做。我从小就不会安慰别人，我爸妈吵架的时候，我就躲在自己房间里。我学会了装看不见。
我把这件事装了几十年。
2000年，女儿谢晓晴出生。我在产房外面等着，手里拿着手机，李五湖发来短信：“生了没？”
我回：“还没。”
过了半小时，护士出来告诉我：“是个女儿，母女平安。”
我到婴儿房看了一眼，红彤彤的一小团，皱巴巴的脸，眼睛还没睁开。没什么特别的感想，就是觉得，哦，有闺女了。
那天晚上，郑兰芳在病房里，我坐在旁边看手机。
她抱着孩子喂奶，突然说：“我小时候，我爸特别喜欢我。每年过年，他都给我买新衣服，他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的也不在乎。”
我抬起头，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你知道吗，”她低着头，看着怀里的孩子，“我嫁给你那天，我爸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妈骂他没出息。”
我说：“嫁女儿嘛，都这样。”
她听完这句话，沉默了很久，然后轻轻叹了口气：“是啊，都这样。”
她没再说什么。那个话题，她后来再没提过。
我岳父去世是在2003年。
那时候郑兰芳刚满三十六岁，岳父得的是肺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了。
住院那段时间，郑兰芳天天往医院跑，白天上班，晚上陪床，整个人瘦了一大圈。
岳父走的那天，我跟单位请了假，去了医院。
在病房里，岳父已经说不出话了，拉着郑兰芳的手，嘴唇哆嗦着，像是要说什么。郑兰芳趴在他耳边，哭着说：“爸，你别怕，我在这儿。”
岳父闭上眼睛，手慢慢松开了。
郑兰芳跪在床边，哭得撕心裂肺。我站在后面，不知道该做什么，就走过去，拍了拍她的后背：“别哭了，爸走了也好，不受罪了。”
她转过头看着我，眼睛红肿着，说：“你能帮我出去买点东西吗？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说好，转身走了出去。
我在医院门口的烟摊买了一包红塔山，蹲在马路牙子上抽。一根接一根，抽了半包，觉得差不多了，才回去。
后来我才明白，她不是想一个人待着，她是不想看见我。
她这辈子最难过的时刻，我都在外面抽烟。
03
儿子谢昊然出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跟郑兰芳各睡各的日子。
那次住院我没去陪床，她也没说什么。她生完儿子第三天就自己下床了，扶着墙走到护士站去签字，护士问：“你老公呢？”
“忙。”她说。
护士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那个护士后来告诉我，她办出院那天，郑兰芳一个人收拾东西，抱着孩子打车回家的。
回到家，打开门，桌上留着谢永安吃剩的方便面碗，上面趴着两只苍蝇。
这些事，我是一点都不知道。
后来儿子上了小学，女儿上了初中，郑兰芳好像也忙起来了。
她开始去小区门口的麻将馆打牌，有时候一打就打到晚上七八点，饭也顾不上做。
我一开始还愿意自己煮点面条，后来干脆也去外面吃完了再回来。
偶尔晚上回家，她还没回来，我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等她回来，进门换鞋，钥匙搁在鞋柜上，我抬头看她一眼：“又打牌了？”
“嗯。”
“饭都没做。”
“你吃了没？”
“在外面吃了。”
她点点头，进了次卧，把门关上。
第二天早上，饭桌上还是跟往常一样，早餐摆得好好的。
我有时候想，她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每天不管多晚睡，第二天早上都能早起做早饭。她的精神头怎么那么好？
其实不是精神头好。是我从来没问过她，她累不累。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
我下班回来，发现门口有双鞋，鞋底全是泥，鞋帮子都湿透了。
那是郑兰芳的鞋。
她坐在沙发上，脚搁在盆里泡着热水，脸冻得通红。
“你走路回来的？”我问。
“公交车晚点了，我就走回来了。”她说，嘴唇还哆嗦着。
“没打车？”
“舍不得打。”
我听完这话，心里头说不上来什么滋味。我一个月挣四五千块钱，工资卡都给她了，她为什么还要省这十块钱的出租车费？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把钱攒着给女儿买钢琴。
女儿那会儿学琴，琴房一节课五十块，一个月就是两百多。她怕我跟她算这笔账，就想省出来。
她从来没跟我说过。
我也从来没问过她为什么舍不得打车。
我后来跟李五湖提起这事，李五湖叹了口气：“你呀，就是太没心。女人不怕穷，就怕你不在意她。”
“我怎么不在意了？我工资都给她了。”
“她不要你的钱，她要你关心她。”
“我关心她啊。”
“你关心她什么？她打牌打几圈，累不累？她最近身体怎么样？她有没有什么烦心事？”
我沉默了。
我说不出来。
李五湖看着我的表情，摇了摇头：“你看，你啥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去了次卧。推开门，郑兰芳还没睡，坐在床头看书，看我进来，有些意外：“怎么了？”
“没事，”我坐床边，“想跟你说说话。”
她把书合上，看着我：“说什么？”
“你爸妈……身体还好吗？”
“挺好的。”
“儿子功课还跟得上吗？”
“还行。”
“你呢？”
郑兰芳愣住了，好像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挺好的。”
那天晚上，我坐了一会儿就回主卧了。她没说别的，我也没问别的。
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现在我想，她可能觉得，我只是在完成一个任务，而不是真的想跟她说话。所以她给的回答，也都是敷衍。
04
2023年秋天，郑兰芳五十五岁。
那阵子她老是肚子疼，吃止疼药也不管用。我说你去医院看看吧，她说不碍事，可能是更年期。后来疼得实在受不了了，才自己去的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子宫肌瘤，医生说最好手术。
她回来跟我说的时候，我正在沙发上看新闻。她站在茶几旁边，拿着那张检查单，说：“医生说得手术，得住院。”
我抬头看了看她：“严重吗？”
“医生说不用太担心，但最好做。”
“做呗。”
她沉默了一会儿：“那你……能陪我去吗？”
“去啊，怎么不去？”
她点了点头，把检查单收好，进了厨房。
手术前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
老同事的儿子结婚，让我去喝喜酒。
打电话的是老同事的儿子，小伙子讲话很客气：“谢叔，我爸说您一定要来，不然他不高兴。”
我犹豫了一下，心想郑兰芳的手术也不是什么大手术，她去住院，我过两天再回来也行。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提了一句：“明天有个老同事的婚礼，我得去一趟。”
郑兰芳正在夹菜，筷子停了一下：“什么时候？”
“后天。”
“后天不行，我后天手术。”
“我知道，我后天回来，来得及。”
她没说话，低头扒饭。过了好一会儿，她问：“不去不行吗？”
“人家打电话专门请的，不去不合适。”
她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厨房里，面前放着一杯凉透了的水。我走过去，问她：“你怎么不睡觉？”
她没抬头，说：“睡不着。”
我站了一会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回屋了。
后来我女儿告诉我，那天晚上她妈哭了很久。
凌晨两点多给她打电话，说“你爸明天要去喝喜酒”。
谢晓晴说：“妈，你就直接跟他说，让他改天再去。”
郑兰芳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算了，他答应了人家，不去不好。”
第二天一早，我收拾东西准备走。郑兰芳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一个保温杯：“要不你带点水路上喝？”
我说：“不用，路上有。”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我临出门前，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站在门廊里，穿着一件旧毛衣，脸上没什么表情。我说：“那我走了。”
她说：“嗯。”
我转身出了门，防盗门在我身后咔嗒一声锁上了。
从我家到火车站，打车十五分钟。出租车开出小区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没看见郑兰芳站在阳台上。那天早上特别冷，气温只有五六度。
在火车上，我收到女儿发来的短信：“妈去办住院了。”
我回：“好。”
“她说伤口疼的时候怎么办？”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回。
“爸，你能不能早点回来？”
我犹豫了一下，回了个“行”。
但我心里想的是，反正她一个人也能处理好。
我真是这么想的。
这三十年，她什么事都自己处理。
孩子生病是她送医院，她爸妈生病是她去陪床，家里的米面粮油是她一个人扛。
我从来没去过任何一次家长会，从来没带她去医院看过一次病。
她太能干了，能干到我觉得她不需要我。
婚礼那天，我喝了不少酒。老同事拉着我的手说：“老谢啊，你这辈子最有福气的事，就是娶了兰芳。那女人，好。”
我说：“那是，那是。”
“你可得多疼疼她。”
“疼，怎么不疼。”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下午了。郑兰芳已经出院了，一个人打车回来的。
05
2024年3月，我心脏病发作。
那天早上六点多，我起来上卫生间，突然感觉胸口像被人拿大锤狠狠砸了一下。我扶着墙，腿一软，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喊：“老谢？老谢！”
是邻居老刘的声音。他在门口喊了半天，没听到我开门的声音，后来用备用钥匙开了门，发现我倒在卫生间里，赶紧打了120。
送医院的路上，我已经有些迷糊了。隐约听到有人在我耳边说话，模模糊糊的，听不清。
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我躺在病床上，身上连着各种管子，胸口疼得吸不上气。
护士站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夹子：“谢先生，您感觉怎么样？”
我说不出话，只能点点头。
“您家属呢？得签手术同意书。”
我张了张嘴，想说话，喉咙干得像被砂纸打磨过。
护士递给我一杯水，我喝了一口，勉强说：“给我女儿打电话。”
“电话号码？”
我想了半天，想不起来。最后磕磕绊绊报了一个座机号码，是我家的座机。
电话通了，没人接。
护士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我这才想起来，那个座机早就撤了，郑兰芳用的是手机。
“用我的手机，”我指了指床头柜，“通讯录里有个‘晓晴’。”
护士翻了半天，找到了。电话响了五六声才接。
“喂？”
“谢晓晴女士吗？我是市中心医院，您父亲突发心梗，现在在我们ICU，需要家属来签手术同意书。”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喂？您听见了吗？”
“……我马上来。”
挂了电话，我闭上眼睛。护士给我测了血压，说：“您放松，别紧张。”
我笑了一下。怎么可能不紧张。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门终于推开了。进来的是女儿，眼眶红红的。
“爸，你感觉怎么样？”
“还行。”我说。
她站在床边，手里攥着手机，欲言又止。
“你妈呢？”我问。
她咬了咬嘴唇，没说话。
“我问你妈呢。”
“她……她来不了。”
“为什么？”
谢晓晴的眼睛更红了，她侧过头，像是怕我看出什么：“她说她血压高，来不了。”
我盯着她，没说话。
那一刻，我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我想的是，她是不是在怪我？怪我上次没陪她做手术？还是觉得我这人没什么意思，不想来？
“打个电话给她。”我说。
“爸……”
“打。”
谢晓晴掏出手机，拨了号。响了很久，没人接。她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爸，她可能是睡着了，手机静音了。”
我没说话。胸口又开始疼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ICU里躺着。
天花板是白色的，墙是白色的，连窗帘都是白色的。
隔壁床的老王头已经被推出去了，做完支架手术，转到普通病房去了。
护士偶尔进来看看，问了句：“喝水吗？”我说不用。
手机亮了，是李五湖的短信：“老谢，咋样？好好养病，别多想。”
我看着那行字，眼泪突然就下来了。
不是疼，是委屈。
我做了一辈子好丈夫，挣的钱全交，房子写她名字，退休金卡也给了她。到头来，我躺在病床上，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
我把手机狠狠砸在枕头上。
06
住院第五天，我已经能下地走动了。
隔壁床来了个新病号，姓王，六十出头，跟我一样是心梗。
他老婆儿子儿媳围着转，热毛巾敷手，小声问疼不疼，午饭是保温桶装来的，鸡汤里飘着枸杞和红枣。
我侧过身，看着白墙。
女儿来了一次，坐了半个小时就走了，说是孩子发烧。走之前她说：“爸，你自己注意点，保温杯里有水。”
我说好。
她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爸，你是不是特别生气？”
“生什么气。”
“我妈没来。”
我没说话。
“她其实是……”谢晓晴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算了，你好好养着吧。”
门关上，脚步声渐渐远了。
那天下午，李五湖来了。他拎着一兜水果，坐在我床边，看着我的脸，叹气：“瘦了。”
“还好。”
“你老婆呢？怎么没见她？”
“来不了。”
“来不了？再忙也不能……”
“她血压高。”我打断他。
李五湖愣了一下，没再追问。他坐在那儿削了个苹果，递给我，我没接。
“老李，”我说，“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很失败？”
他看着我，没说话。
“我这辈子，没亏欠过任何人。上班不迟到，下班按时回家，工资全交，房贷按时还。你说，我到底差在哪？”
李五湖把苹果放下，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老谢，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你老婆这一辈子是怎么过的？”
“我怎么没想过？”
“你想过什么？她喜欢吃啥？讨厌啥？她有什么朋友？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你知不知道？”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你看看人家老王的媳妇，”李五湖指了指隔壁床，“那叫夫妻。你呢？你跟兰芳，你们是住在一个房子里的陌生人。”
“我是为了这个家……”
“你是为了你自个儿。”李五湖的声音突然重了，“你从来没问过她，过得好不好。”
我愣住了。
李五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老谢，你好好想想吧。”
他走了以后，病房里安静得可怕。老王一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出去了，就剩我一个人。我坐在床上，脑子嗡嗡的。
李五湖的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里。
我想起很多事：她流产那天我在酒桌上喝酒，她爸去世那天我在医院门口抽烟，她手术那天我去外地喝喜酒。
还有分床那天晚上，她抱走枕头的样子，她说的那句话：“你去睡那边吧，我打呼噜。”
她说得那么平静。
我现在才想明白，她不是不介意，是心死了。
人死了才会那么平静。
那天晚上，护士来量血压，我得血压飙到了一百六。护士皱着眉头说：“谢先生，您得放松，不然对心脏不好。”
我说：“我知道。”
闭着眼睛躺了一会儿，手不小心碰到了床头的保温杯。那是女儿走之前给我倒的水，已经凉了。我拧开盖子喝了一口，凉的，有点苦。
我忽然想起郑兰芳说的那句话：“你带点水路上喝？”
她那时候站在厨房门口，手里拿着保温杯，脸上的表情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不是期待，是试探。她想看看我会不会接她递过来的杯子。
我没接。
三十年了，她递过来的东西，我从来没接过。
那晚我一夜没睡。躺到凌晨，我听见窗外有动静，像是风声，又像是脚步声。我侧过头，朝窗户外面看了一眼，什么也没看见。
我问护士：“楼下有人吗？”
护士看了一眼窗户：“没有啊，外面下毛毛雨呢。”
我“嗯”了一声，又闭上了眼睛。
但我知道，那不是雨声。那是一个女人在哭。声音不大，像隔着千百道墙传过来。我不敢喊。我怕我一张嘴，她就真走了。
07
出院前一天，主治医生陈铁柱来查房。
陈医生四十来岁，戴着金边眼镜，说话斯斯文文的。他看了看我的检查报告，点了点头：“恢复得不错，明天可以办理出院了。”
“谢谢医生。”
他笑了笑：“好好休养，别太劳累。对了，你太太呢？今天怎么没来？”
“来不了。”我又重复了那句话。
“哦。”陈医生低头写字，突然说了一句，“她上次来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我见过她一次。她站在走廊里，哭得挺厉害的。”
“你说什么？”
陈医生抬起头：“上次她来办住院手续，就在这个走廊里，站了很久。我看她脸色不太好，问她要不要帮忙，她摇摇头。”
“什么时候的事？”
“就您住院那天早上，凌晨三点多。”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凌晨三点多？
“您确定是她？”
“确定，她穿一件灰色的羽绒服，梳着短发。我当时还多看了她两眼，总觉得这人精神状态不太好。后来才知道是您太太。”
陈医生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坐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这句话：“她来过，她来过，她来过……”
我给女儿打电话。
“谢晓晴，你妈到底去哪了？”
“爸，你出院再说。”
“我现在就问。”
“她回老家了。”
“回老家？回哪个老家？”
“外婆在乡下有栋老房子，她说想回去住一段时间。”
“因为我。”
“她说她血压太高，不能在城里住了，乡下空气好。”
“谢晓晴，你跟我说实话。”
又沉默了。
“爸，你有没有想过，我妈可能真的不想再看到你？”
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我心里。
我没说话，挂了电话。
我躺在病床上，翻来覆去地想着陈医生说的话。凌晨三点，她来过。她站在走廊里，站了很久，哭得很厉害。但她没进来。
为什么？
如果她真的恨我，她可以不来。来了又不进来，是为什么？
我不敢想。我怕我想明白。
第二天上午，护士来给我办出院手续。我换了衣服，收拾东西。刚走出病房门口，看见走廊尽头站着一个人。
是个女人，穿着灰色羽绒服，梳着短发。她背对着我，好像在等什么人。
我站住了。
是她吗？
那个人转过身，是一个陌生的面孔，应该是来探病的。
我松了一口气，又觉得胸口堵得慌。
她到底在哪？
走出住院部大门的时候，我忍不住往四周看了看。医院门口人来人往，有卖花的，有卖盒饭的，有蹲在台阶上抽烟的。
对面的奶茶店门口，有个女人坐着。
那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面前放着一杯奶茶，没喝，眼睛一直盯着住院部的窗户。
她的头发是短发的，穿着一件灰色的羽绒服。
我心里一颤。
“郑兰芳！”
我喊了一声。
那个女人抬起头，看见是我，愣了一下。
她站起来，转身就走。
“郑兰芳！你站住！”
我没力气追，只能站在大门口喊。她走到路边，拦了一辆出租车，拉开车门，头也不回地坐了上去。
出租车开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医院门口，胸口疼得像要裂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