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达广览”——沈津忆饶宗颐

我在1990年4月去香港之前，从来没有了解过饶宗颐先生。离沪前某晚我去淮海中路顾廷龙先生家辞行。我问顾先生：“在上海凡是我遇到困难或不懂之处都可以随时请教您，但到了香港，要在学术上继续进步，我还可以请教谁？”顾先生告诉我：“你要找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先生，他的学问非常之大。”所以我就记住了“饶宗颐”这个名字。后来和饶先生熟悉了，别人称他“饶公”，我称他“饶先生”。

我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后，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和中文大学图书馆工作，基本上是各待半天。当时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正在编纂一些先秦典籍的逐字索引，是刘殿爵教授主持的，具体的执行者是何志华先生，我的工作是选择最好的版本作为编制索引的基础。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我的工作是写作善本书志。香港中文大学是1963年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三所学校合并成立的，图书馆的古籍主要来自藏书家的捐献或出售。我曾调查过图书馆的古籍藏书，挑出其中的善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善本有限，我写的书志不是很多，我的第一本书《书城挹翠录》中很多内容都是以香港中文大学善本书为主的。我曾经建议馆方把善本书集中起来，但当时限于条件没有实现。若干年后，香港中文大学和上海图书馆达成了协议，由上海图书馆派陈秉仁和周秋芳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所藏全部善本写成善本书志，后来出版了。周秋芳曾告诉我，他们写善本书志时，把《书城挹翠录》常备案头，作为参考。

第一次和饶先生见面非常之巧。我在香港认识了一位朋友， 笔名刘霜阳，我已经不记得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刘的文笔非常好，香港财经方面的专业报纸《信报》有他讲艺术文化的专栏，每个星期一篇。刘先生曾经告诉过我，如果明天要见报了，今天晚上就开始写，写了以后马上就能发出去。刘的眼光很厉害，范曾的作品卖得很贵，在香港办画展，很多人捧场，刘霜阳则不然，写了一篇文章说范曾的画是一种放大了的连环画。刘通过关系在上海一位藏书家苏继庼手中得到了一批古籍善本，很多都是佛教方面的，存放在银行保险柜里。我家住在英皇道五洲大厦，离他家很近。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开车来接我，为了让我看到原件，他前一天即从保险柜里取出来，还事先准备了一本复印件，这是1990年的时候。我和刘霜阳慢慢地就很熟了，有一次香港中文大学请了国内文物界鉴定字画的专家杨仁恺演讲，由饶先生主持，饶先生家住在香港跑马地，刘霜阳跟我说：“你去中大不要坐校车，我来接你，因为我还要去接饶先生。”然后我们三人一起去中国文化研究所听杨仁恺演讲。这是我和饶先生结缘的开始。

我在中文大学时的工作地点是上午在图书馆，下午在中国文化研究所。饶先生每周三上午一定到中国文化研究所，他的办公室在陈方正所长的隔壁，陈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后来为香港中文大学秘书长。我进入中文大学，面试我的就是陈方正和图书馆馆长吴培南。当初还有一个人，中大历史系高级讲师阮廷焯，他喜欢收藏，希望我帮忙鉴定，我还帮他从另一位收藏家的后人手里买下一大批碑帖。每星期三中午我们都和饶先生一起在学校教职员餐厅吃饭，都是阮先生请客。我下班以后上校车，有时候就坐在饶先生旁边聊天。校车到跑马地后饶先生就下车了，路上我和饶先生请教很多事。有一次我请教他：“敦煌写经中，有没有用血写的？”他说“有啊”，然后就告诉我怎么回事，问我为什么问。我说想写篇文章，讲血经的研究，这是我离开上海之前就在酝酿的题目，虽然现在还没写，但收集的资料已有不少。我找材料的方法任何人都想不到，是细查地方志里释家的部分，看有没有刺血写经的和尚。因为刺血写经在当时来说是很虔诚的事，所以必有记载。凡是我有不懂的事情，我就请教饶先生。有时饶先生把我带到他家，最有意思的是，陪他一起乘电梯去隔了几层楼的书房，打开门一看，书堆得到处都是，不少书都放在地上，走到里间得绕着走。

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下次再请饶先生”》，这句话是杨振宁教授说的。1991 年夏天的某日，杨教授打电话给我，说星期六可否约几个朋友到12苑（杨的宿舍）聚聚，我问：“那请什么人？”杨即说：“你决定即可。”我说，可否请饶宗颐、吴培南及阮廷焯？杨说可以。当一切定下来后，那天上午我先去跑马地接饶先生，然后乘出租车到地铁站，待到了中文大学站后，我即用站台下的电话告知杨教授，我们到了。是杨开车来接我们的。中午饭是我太太赵宏梅和弟媳赵宏芳一起做的，那天我和沈平作陪。记得杨说起他在欧洲的博物馆里见到一件古代中国铜器，但不知是什么器物。于是饶先生就说起此件铜器的来龙去脉。大家都对饶的博闻表示钦佩，但还聊了什么却一点都不记得了。大约下午四时左右，饶和阮夫妇离开12苑，杨即开车，和我送饶去中大地铁站。在回宿舍的路上，杨对我说：“饶先生真是‘博’，看来下次我们再请他。”当时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中文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培南，他到中大馆没两年，突然心肌梗塞而去世，我知道以后打电话告诉饶先生，他一听就说：“他走掉了？”第二句话就说：“一定是门口的石雕造成的。”图书馆的正门门口有一座石雕叫“太极”，那是台湾雕塑家朱铭的“太极”系列中最后一个大系列“拱门”的首件正式作品。饶先生总觉得风水不好，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2002年4月，香港电视台出台了新的计划，即拍摄杰出华人的影像纪录片，其中就有李光耀、贝聿铭、马友友、饶宗颐等人，每人一个半小时，而拍饶先生，有一段场景就选在“哈佛燕京”。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即报告了馆长郑炯文先生。郑馆长即表示欢迎之意，并要我电话联系饶说抵美后晚宴事。陪饶先生到哈佛来的有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三人，还有饶的女儿庆芬。饶先生到访“哈佛燕京”的时间是5月2日下午1时20分，当我迎接饶时，他就拥抱了我，而在香港时的多次见面，他却是从来没有这个动作的。我们先去郑馆长的办公室， 饶刚坐下来， 还没讲几句寒暄的话， 郑就将放在办公室的小书车移来，上面都是事前郑请采访部主任胡嘉阳从书库中调来的，总共有七十多种。郑即请饶在书上签名留念，饶当场签了七册，另画册三种，就不签了。哈佛燕京图书馆玻璃门外的右墙上悬有罗振玉1936年为“哈佛燕京”写的篆字“拥书权拜小诸侯”。我对饶先生说：“您看，左面墙上是空的，是留给您写的。”饶即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罗振玉号雪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号彦堂，王国维号观堂，而王、郭、董三位都已仙游，而您是选堂，这个地方当然是留给您的了。”饶一听，很高兴，就说：“好吧，你把尺寸量好了后交给庆芬即可，我会写的。”之后饶先生就一直在我的三楼小办公室，和我闲聊。

饶先生还去了善本书库参观，他告诉我说：“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我的著作那么多，连我自己保存的都没有你们全。”他还说：“善本书库里的日本善本数量比京都大学图书馆都多，不少汉籍都没听说过。”饶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九十年代初来过“哈佛燕京”，但这次来，发现有不少变化。饶先生来哈佛，行前专门写了四幅书法，分别送给了哈佛东亚系、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郑馆长及我。郑馆长的一幅没几天即交给我，移去图书馆后备书库保存，我的一幅珍藏在上海。

饶先生到“哈佛燕京”的次日，即由东亚系主任包弼德教授安排在方氏讲演厅演讲，题目是“关于竹简中的文字”，结束后，饶先生即挥毫写大字一幅，记得是黄山谷的诗，现挂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出纳台上壁。那天的晚宴是在哈佛教授俱乐部进行的。饶的精神尚好，在老先生离港前的一个星期，他正感冒，有热度。我很担心他的身体，在没痊愈的情况下，又经过长途飞行，怕他老人家受不了，幸好没事。饶先生为“哈佛燕京”所写的字， 是“雅达广览”。这是《礼记正义》的卷前语，原文“揽”改为“览”。写好后，即交香港浸会大学的黄嫣梨教授到波士顿时交我。我当时即致谢函给饶先生， 信中有云：“欣赏之际， 顿觉先生书法有一种意境之美，洋溢出金石之气、学者之风。盖先生数十年贯穿六经百史，染翰临池，冥心穷付书画之道，而自成一格。”“燕京则双辉于壁，过往学者也当仰首观之，此则燕京之荣也。”过了两个月，我回上海休假，即将饶之手书携去上海图书馆，请高手师傅装裱。

（本文摘自王婉迪著《沈津乐道：八十忆往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沈津/口述 王婉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