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待了5年，我感悟到：除非生理需求，都不碰香港女友

第一次牵到她的手，是在旺角一家茶餐厅的卡座里。

阿May的手指很凉，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没涂指甲油。我握着她的手，她没抽回去，只是低头用吸管搅着冻柠茶，冰块撞得玻璃杯叮叮当当响。

“你手好暖。”她说。

那是2019年秋天，我刚到香港第四个月，广东话还说不利索，点餐时会把“唔该”说成“唔乖”，惹得伙计翻白眼。阿May在旁边听着，嘴角微微翘起来，也不帮我纠正，就那么看着。

后来我问她为什么不帮我，她说：“看你出糗好好笑。”

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在涂润唇膏，手指在嘴唇上抹了一圈，多余的膏体蹭在纸巾上，动作很慢，很仔细。我看着她，觉得这个女孩真他妈有意思。

阿May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住深水埗，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文员，月薪一万八，每个月要给家里五千家用。她爸在茶楼做点心师傅，妈在街市卖菜，弟弟还在读IVE。一家人挤在三百呎的公屋里，客厅就是弟弟的卧室，沙发拉开就是床。

我第一次去她家楼下等她，她下来得很快，换了条裙子，头发还湿着。

“做乜咁急？”我问她。

“唔想你等。”她说，然后补了一句，“楼下阿伯好八卦，见到陌生男人会问我妈。”

我们走在深水埗的街上，两边是卖二手电器、廉价衣物、金饰的铺头，霓虹灯招牌密密麻麻地叠在一起，把整条街照得红红绿绿的。地上湿漉漉的，不知道是空调水还是什么，空气里有股混着鱼腥和烧腊的味道。

阿May走在我左边，肩膀偶尔碰到我的手臂。

“你介意俾人知你同我拍拖？”我问。

她想了想，说：“唔系介意，系麻烦。”

“咩麻烦？”

“解释好麻烦。你内地人，我阿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阿爸可能会黑面，亲戚会讲闲话。我唔想烦。”

她说得很平淡，像是在讲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

我沉默了大概三秒钟。

她察觉到了，侧头看我一眼：“嬲啊？”

“冇。”

“真冇？”

“真冇。”

她“哦”了一声，继续往前走，经过一家卖鸡蛋仔的铺头，停下来买了两个，递给我一个。

“热嘅好食。”她说。

我咬了一口，外脆内软，蛋香很浓。

那一刻我想，算了，不公开就不公开吧，反正谈恋爱是两个人的事。

后来我才知道，我错得离谱。

谈恋爱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尤其是在香港。

我在香港的工作是IT狗，在一家中型企业做系统维护，月薪两万五，租住在太子一间一百二十呎的㓥房，月租七千。房间小到什么程度呢，床贴着墙，桌子贴着床，椅子塞在桌子底下，人要上床得先拉开椅子，侧着身子挪进去。

阿May第一次来我房间的时候，站在门口愣了三秒。

“你住呢度？”她问。

“系啊。”

她没说话，脱了鞋走进来，坐在床沿上，膝盖几乎顶着桌子。她环顾了一圈，目光在贴在墙上的日程表、堆在角落的书、挂在门后的衣服上一一扫过。

“好细。”她最终说。

“够住。”我说。

她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们叫了外卖，坐在床上吃。塑料饭盒搁在膝盖上，筷子碰到饭盒边缘发出轻微的声响。她吃得很慢，我吃得很快，吃完自己的那份，看着她把剩下的叉烧一片一片夹进嘴里。

“你食唔食？”她夹起一片递过来。

“你食啦。”

“我饱啦。”

“你食得咁少。”

“减肥。”

她一百六十三公分，四十八公斤，瘦得像张纸，还要减肥。

我没跟她争，把那片叉烧吃了。

吃完外卖，她靠在床头刷手机，我坐在桌子前打游戏。房间很安静，只有键盘声和她偶尔的笑声——她在看IG上的搞笑视频。

大概过了半小时，她说：“我走啦。”

“咁早？”

“听日要返工。”

我送她下楼，在街口等小巴。小巴来得很快，她上车前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了句“bye bye”，然后车门关上，小巴轰隆隆地开走了。

我站在街口，看着小巴的尾灯消失在转弯处，突然觉得这个房间比刚才更小了。

那是我们交往的第一个月。

之后的日子差不多都是这个模式。

她下班来找我，或者我去深水埗找她。我们在街边吃饭，逛街，偶尔看电影。她从不让我去她公司楼下等她，也从不让我在她家附近跟她走得太近。

有一次我们在旺角朗豪坊看电影，散场出来的时候碰到她同事。

那个女同事眼睛很尖，一眼就看到阿May旁边的我，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两秒，然后笑着用广东话问：“男朋友啊？”

阿May的反应快得让我佩服。

“朋友咋，内地来嘅同事。”她说，语气自然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女同事“哦”了一声，眼神在我和阿May之间转了一圈，笑得意味深长，说了句“咁我走先啦”就走了。

等女同事走远了，阿May才松了口气。

“你同事会讲出去吗？”我问。

“一定会。听日全公司都知。”

“咁点解唔直接认？”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认咗之后呢？佢哋会问东问西，会背后讲你系咪为咗香港身份证先同我一起，会讲我系咪嫁唔出先揾内地人。我唔想听呢啲嘢。”

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我看着她，突然意识到，在她生活的环境里，“内地人”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一种负担。

不是她看不起内地人，是她身边的人看不起。

而她不想为了我去跟身边所有人解释、争辩、对抗。

我当时觉得可以理解。

现在回想起来，那不是理解，那是懦弱。

我应该跟她吵一架的。

但我没有。

我只是说：“OK，我明。”

她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种复杂的情绪，像是感激，又像是愧疚。

“多谢你。”她说。

我笑了笑，搂住她的肩膀。

她的肩膀很窄，锁骨突出，搂在怀里像搂着一把骨头。

那是2019年冬天。

香港的冬天不冷，但湿度高，那种湿冷钻进骨头里，比北方的干冷更难受。我的㓥房没有暖气，只能靠一个小暖风机取暖。阿May每次来都会抱怨冻，然后钻进被子里，只露出一个脑袋。

“你度真系好冻。”她说。

“买多个暖风机？”

“嘥钱，我挨下就惯。”

她就是这样，什么都怕浪费钱。

她一个月赚一万八，给家里五千，自己花三千，存一万。她说想在三十岁之前存够首期，买间两百呎的屋。

“两百呎好细㗎。”我说。

“够住就得。”她说。

这句话是我说过的，她记住了。

那天晚上她没走，留在我这里过夜。

㓥房的床是单人床，两个人睡很挤。她侧着身子，背贴着我胸口，我搂着她的腰，能感觉到她呼吸时肋骨的起伏。

“你谂过将来吗？”她突然问。

“咩将来？”

“我哋嘅将来。”

我沉默了几秒。

“谂过。”我说。

“点样？”

“一齐住，一齐生活，可能结婚，生小朋友。”

她没说话。

“你呢？”我问。

她又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睡着了。

“我唔知。”她最终说。

“唔知咩？”

“唔知我哋有冇将来。”

我想问她为什么，但没问出口。

因为我知道答案。

她的家庭，她的朋友圈，她的同事，她生活的整个环境，都不会接纳一个内地人。

除非我很有钱。

但我不有钱。

我只是一个住㓥房的IT狗，月薪两万五，没楼没车没香港身份证。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阶级”。

不是她看不起我。

是她身边的人会看不起她，因为她跟一个“下层”的内地人在一起。

而她承受不了那种眼光。

我搂着她的手紧了紧。

她感觉到了，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能看到她眼睛的反光。

“对唔住。”她说。

“冇嘢对唔住。”

“我有谂过同你一齐㗎，真系有。”

“我知。”

她伸手摸我的脸，手指还是那么凉。

“你系好人。”她说。

“好人冇用。”我说。

她笑了，笑声很轻，带着点苦涩。

“有用㗎。”她说，“起码我开心。”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开心”。

也是最后一次。

2020年初，疫情来了。

香港封关，街上的人突然少了，铺头一家接一家地关。阿May的公司开始放无薪假，她一个月只能拿到一万二，家用还是要给五千，剩下的七千块要撑一个月。

她开始焦虑。

焦虑的表现是不说话。

她来我房间，坐在床上刷手机，一刷就是两小时，刷完也不说话，就盯着天花板发呆。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

我知道有事。

她不说的东西，比说出来的东西多得多。

有一次她在我这里过夜，半夜我醒了，发现她不在床上。

她坐在桌子前，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屏幕上是一个Excel表格，密密麻麻的数字。

“做乜唔瞓？”我问。

她吓了一跳，回头看我，眼睛红红的。

“计紧数。”她说。

“咩数？”

“生活费。我计来计去都唔够。”

我走过去看那个表格。

租金、家用、交通、伙食、电话费、保险，每一项都列得清清楚楚。最下面一行的总数是负的。

“我借俾你。”我说。

她摇头。

“唔要。”

“点解？”

“借咗要还，我还唔起。”

“唔使还。”

她抬头看我，眼神突然变得很锐利。

“我唔系你养嘅。”她说。

那句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我唔系咁意思。”我说。

“我知你唔系。但我唔会要你钱。”

她关掉电脑，回到床上，背对着我躺下。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的背影，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天之后，她来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

从一周三次，变成一周一次，变成两周一次。

每次来都匆匆忙忙的，坐一会儿就走。

我问她是不是很忙，她说系啊，要返工。

但我知道她公司还在放无薪假。

她在说谎。

我没拆穿。

因为拆穿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真相。

2020年夏天，香港热得像蒸笼。

我的㓥房没有空调，只有一把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阿May来的那天穿了一件无袖背心和短裤，头发扎成马尾，露出细长的脖子。

她瘦了很多，锁骨更突出了，手腕细得我一只手能圈住。

“你瘦咗。”我说。

“天气热，食唔落。”

“系咪冇钱食饭？”

她顿了一下，然后说：“有食，食少啲咋。”

我看着她，突然觉得很无力。

我想帮她，但她不要。

我想对她好，但她推开。

我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方式去爱她。

那天晚上我们去街边吃车仔面。

她点了猪红、萝卜、鱼蛋，我点了牛腩、大肠、鱿鱼。两碗面加起来六十块，她坚持要AA。

“三十蚊。”她把三张皱巴巴的十块纸币放在桌上。

我没跟她争。

吃面的时候她很安静，吃得很快，像是饿了很久。

我把碗里的牛腩夹到她碗里。

她抬头看我。

“我食唔晒。”我说。

她没说话，低头把牛腩吃了。

吃完面，我们在旺角街头走。

人很少，很多铺头关了门，霓虹灯灭了一半，整条街暗了很多。

她走在我旁边，肩膀不再碰到我的手臂。

我们之间隔着大概十公分的距离。

那十公分，像一条河。

走到女人街的时候，她突然停下来。

“我有嘢同你讲。”她说。

我心里咯噔一下。

“咩事？”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

那双鞋是旧的，鞋头磨破了皮，露出里面的白色。

“我谂咗好耐。”她说。

“嗯。”

“我哋……不如算啦。”

她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砸在我耳朵里。

我站在旺角街头，身边是关了一半的女人街，头顶是灭了一半的霓虹灯，面前是这个瘦得像纸一样的女孩。

她说，不如算啦。

我张了张嘴，发现喉咙干得发不出声音。

“点解？”我最终挤出了两个字。

她抬起头看我。

眼睛红红的，但没有哭。

“我挨唔到。”她说。

“挨咩？”

“挨呢个世界。”

她说的不是“挨穷”，不是“挨苦”，是“挨呢个世界”。

这句话我到很久以后才真正理解。

她挨的不是经济压力，不是工作压力，是整个世界对她的期待和眼光。

她挨的是她妈问她“点解唔揾个香港男仔”，是她同事背后说“内地人系咪为咗身份证”，是她亲戚在群组里转发那些关于内地人的负面新闻。

她挨的是每次跟我出门都要小心翼翼，怕碰到熟人，怕被看到，怕被问。

她挨的是这种偷偷摸摸的日子。

而我，就是让她挨这些的源头。

“我明。”我说。

这两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轻得像灰尘。

她看着我，眼睛里的红色更深了。

“你系好人。”她又说了这句话。

“好人冇用。”我又说了这句话。

她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

“有用㗎。”她说，“起码我开心过。”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走了。

走得很快，像是怕自己会后悔。

我看着她走远，背影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旺角的街头。

我没有追。

因为我不知道追上去能说什么。

我能给她什么？

一间一百二十呎的㓥房？

一个月两万五的薪水？

一个让她被人指指点点的身份？

我什么都给不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㓥房，坐在床上，看着贴在墙上的日程表。

上面还有她写的字。

有一次她无聊，在我的日程表上画了一只猫，旁边写着“May’s cat”。

那只猫画得很丑，但我一直没擦掉。

我盯着那只猫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把它擦掉了。

擦掉之后，墙上留下一块干净的痕迹，在一堆字迹中间显得特别突兀。

就像她离开之后，我的生活里留下的那个空洞。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一遍一遍地回放她说的那句“我挨唔到”。

我想生气，但不知道该生谁的气。

生她的气？她没错。

生我自己的气？我也没错。

生这个世界的气？世界不会在乎。

最后我什么都没做，就那么躺着，直到天亮。

天亮之后，我照常起床上班。

生活继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只是我的㓥房更小了。

后来的日子里，我陆陆续续听到一些关于她的消息。

她换了工作，去了一家物流公司，月薪高了一点。

她弟弟毕业了，找了份工作，家里的负担轻了。

她搬了家，从深水埗搬到了葵涌，因为那边租金便宜。

这些消息都是从她IG上看到的。

我们没有互删，但也从不联系。

她的IG发得很勤，都是些日常——吃的饭、看的电影、去的公园。照片里她看起来气色好了一些，脸上长了点肉，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有时候照片里会出现一个男人。

不帅，但看起来很稳。

穿衬衫，戴眼镜，笑起来很温和。

他们在照片里靠得很近，肩膀贴着肩膀。

我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心里揪了一下。

不是痛，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像是被人轻轻捏了一把心脏，然后松开了。

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划过去了。

没有点赞，没有评论。

只是在心里说了一句：几好。

那个男人看起来像是个能让她不再“挨”的人。

大概是个香港人吧。

大概有份稳定的工作吧。

大概能让她妈满意，让她同事闭嘴，让她亲戚不再转发那些负面新闻吧。

大概能让她光明正大地牵手走在街上吧。

这些都是我给不了的。

所以我没资格说什么。

2021年，我开始办香港身份证。

过程很漫长，填表、面试、等审批、再面试、再等。每一步都像是在爬一座看不到顶的山。

每次填表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阿May。

想起她说“解释好麻烦”。

想起她说“我挨唔到”。

想起她说“我哋有冇将来”。

现在我明白了。

她说的“将来”，不是两个人的将来，是两个世界的将来。

她的世界和我的世界，中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

那道墙不是语言，不是文化，是身份。

香港身份。

内地身份。

两个身份之间，隔着她整个生活圈子的偏见和压力。

她不是不愿意翻墙，是翻墙的代价太大，她会摔得粉身碎骨。

而我不值得她粉身碎骨。

这个认知让我很平静。

不是愤怒，不是悲伤，是一种很平静的接受。

就像接受太阳从东边升起，接受海水是咸的，接受地心引力让我们站在地面上。

接受我和阿May不可能在一起。

2022年，我的身份证下来了。

拿到那张卡的时候，我在入境处门口站了很久。

阳光很猛，晒得我头皮发烫。

我看着那张卡，上面有我的照片、我的名字、我的香港身份证号码。

我想，如果这张卡早来两年，会不会不一样？

然后我自己回答了自己：不会。

因为问题的核心不是身份证。

问题的核心是，我从来就不是她那个世界的人。

身份证只是一张卡，改变不了我的口音、我的成长背景、我的一切。

我永远是一个内地来的。

即使有了香港身份证，我依然是内地来的。

就像你学会了一门外语，说得很流利，但母语者还是能听出你的口音。

那个口音，就是你的出身。

你永远抹不掉。

那天我回到㓥房——不对，那时候我已经搬了，搬到了深水埗一间一百八十呎的套房，月租九千。

房间大了一点，有独立的厕所，不用再跟其他㓥房户共用。

但我还是习惯叫它㓥房。

因为本质上没区别。

我坐在床上，看着墙上新贴的日程表。

上面没有猫。

我拿出手机，翻到阿May的IG。

她最新的照片是在迪士尼，跟那个戴眼镜的男人一起，两个人戴着米奇耳朵，笑得很开心。

配文是：Happy anniversary。

一周年。

我算了一下时间，他们在一起大概是从2021年初开始的。

也就是我们分手半年后。

半年。

她用了半年就找到了新的生活。

而我用了两年，还在看她的IG。

我把手机放下，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只猫。

我盯着那块水渍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梦里我站在旺角街头，周围全是人。

我在人群里找阿May，找了很久很久，终于看到她的背影。

她牵着一个人的手，往前走。

我喊她，她没回头。

我追上去，伸手想拍她的肩膀。

手伸到一半，我停住了。

因为我想起来，我们已经分手了。

我有什么资格拍她的肩膀？

我在梦里站了很久，看着她的背影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人群里。

醒来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块。

不知道是汗还是眼泪。

2023年，我换了工作，进了中环一家大公司，月薪四万二。

我搬到了红磡，租了一间三百呎的屋，月租一万三。

有独立的卧室、客厅、厨房、厕所。

我第一次在香港有一个像样的住处。

搬家那天，我收拾东西，在抽屉最里面翻到了一样东西。

一个鸡蛋仔的纸袋。

干瘪的，泛黄的，上面印着“旺角鸡蛋仔”几个字。

我愣了一下，然后想起来。

那是阿May第一次在深水埗街头买给我的鸡蛋仔。

我吃完了鸡蛋仔，把纸袋叠好，随手塞进了抽屉里。

一塞就是四年。

我拿着那个纸袋，坐在空荡荡的旧房间里，突然觉得很可笑。

我留着一个鸡蛋仔纸袋干什么？

它又不能让我回到过去。

我站起来，把纸袋扔进了垃圾桶。

纸袋在空中翻了两圈，落在垃圾桶底部，发出轻微的声响。

我看着垃圾桶里的纸袋，站了大概十秒钟。

然后弯腰把它捡了回来。

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留着跟她有关的东西。

我把纸袋塞进搬家箱的最底层，上面压上书、衣服、杂物。

眼不见为净。

搬完家那天晚上，我躺在新的床上，看着新的天花板。

天花板上没有水渍。

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我想，这大概就是新的开始吧。

然后我拿起手机，打开了阿May的IG。

她的IG更新停在三个月前。

最后一张照片是她和那个眼镜男的合照，配文是：New chapter。

新篇章。

我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然后做了我早该做的事。

我把她的IG屏蔽了。

不是删除，是屏蔽。

这样我不会再看到她的更新，但万一哪天我想看，还能找到。

我知道这个理由很可笑。

但我就是这么做了。

屏蔽完之后，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黑暗中，我睁着眼睛，看着什么都看不见的天花板。

心里有个声音在说：终于结束了。

但我知道，这不是结束。

这只是开始。

开始真正接受，她已经不在我的生活里了。

2024年，我在香港第五年。

五年。

一千八百多天。

我从一个住㓥房的IT狗，变成了一个住私楼的中环白领。

我学会了广东话，说得还算流利，点餐时不会再被伙计翻白眼。

我拿到了香港身份证，在法律上，我跟任何一个香港人没有区别。

我甚至开始习惯香港的生活节奏——快、挤、贵、焦虑。

但我始终没有交新的女朋友。

不是没有机会。

公司里有女同事对我示好，朋友介绍过几个女孩给我认识，甚至有一次在酒吧被一个鬼妹搭讪。

但我都没接。

不是她们不好。

是我自己有问题。

我总觉得，跟香港女孩谈恋爱，中间隔着一层东西。

那层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它就在那里。

像一块玻璃。

你能看到对面的人，能听到她的声音，甚至能感觉到她的温度。

但你想伸手碰她的时候，手指会碰到玻璃。

冰冷的，坚硬的，透明的玻璃。

我不知道这层玻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也许是从阿May说“解释好麻烦”的那天开始。

也许是从她说“我挨唔到”的那天开始。

也许是从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旺角街头的那天开始。

总之它就在那里，我跨不过去。

有一次跟朋友喝酒，喝多了，朋友问我为什么不拍拖。

我借着酒劲说了实话。

“我怕。”

“怕咩？”

“怕又要挨。”

朋友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你挨咩啊？你而家有楼有工有身份，挨咩啊？”

我摇摇头。

“唔系我挨。”

“咁系边个挨？”

我想了想，说：“佢挨。”

朋友没听懂。

我也没解释。

因为解释起来太复杂。

那种“挨”不是物质上的，是精神上的。

是她的家人、朋友、同事、整个社交圈对她的眼光和压力。

是每次介绍男朋友时要说“佢系内地来嘅”时的那种微妙尴尬。

是每次有人在群组里转发内地负面新闻时她心里的那根刺。

是每次走在中环看到那些西装革履的鬼佬和本地精英时，她心里那个“我男朋友不如人”的念头。

这些东西，我改变不了。

即使我有香港身份证，即使我月薪四万二，即使我广东话说得再流利，我还是改变不了。

因为我的出身，是我永远的一部分。

就像皮肤上的一个胎记。

你可以用衣服遮住它，但你自己知道它在那里。

别人脱掉你的衣服，也能看到。

所以我不敢再碰香港女孩。

除非只是生理需求。

生理需求简单。

开房、做爱、各走各路。

没有承诺，没有将来，没有那些复杂的、让人挨的东西。

但我不是那种人。

我试过。

有一次在Tinder上约了个女孩，在尖沙咀开了间房。

做完了，她躺在旁边刷手机，我在阳台上抽烟。

看着维港的夜景，我突然觉得很空虚。

那种空虚不是性可以填满的。

它需要一种更深的连接。

但我没有能力建立那种连接。

因为建立连接，意味着要让对方进入我的世界，我也要进入对方的世界。

而我的世界和香港女孩的世界之间，隔着那块玻璃。

那天晚上之后，我卸载了Tinder。

从此再也没有约过。

不是清高。

是觉得没意思。

身体爽了，心里更空。

何必呢。

2024年秋天，我在中环IFC的咖啡店碰到了阿May。

完全是偶然。

我排队买咖啡，她也在排队。

她排在我前面三个位置，我没注意到她，直到她回头看了一眼。

四目相对。

她愣了一下。

我也愣了一下。

然后她笑了。

“好耐冇见。”她说。

“好耐冇见。”我说。

咖啡店的队伍往前挪，她跟我之间隔着两个人。

那两个人像两座山，把我和她隔开。

排到她的时候，她点了杯拿铁，然后站到旁边等。

我点了杯美式，也站到旁边等。

我们之间隔着大概两米的距离。

两米。

伸手就能够到的距离。

但我没伸手。

她也没。

“你变咗好多。”她说，打量着我。

“变咗咩？”

“睇落……稳阵咗。”

稳阵，广东话里是“稳重、靠谱”的意思。

“多谢。”我说。

“而家做咩？”

“IT，中环返工。”

“几好喎。”

“你呢？”

“都系物流公司，升咗做主管。”

“几好。”

我们互相说着“几好”，像是两个很久没见的普通朋友。

但我知道我们不是普通朋友。

我们曾经在深水埗街头牵手，曾经在㓥房的单人床上挤在一起睡觉，曾经在旺角女人街的路口说分手。

我们之间有太多东西，多到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咖啡好了。

她拿她的拿铁，我拿我的美式。

我们站在咖啡店门口，面对面，手里各拿着一杯咖啡。

“你……而家有拍拖吗？”她问。

“冇。你呢？”

“结咗婚啦。”

她说得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我握着咖啡杯的手紧了紧。

“恭喜。”我说。

“多谢。”

她低头喝了一口咖啡，抬头看我。

“你系好人。”她说。

这句话她说了三次。

第一次在㓥房，第二次在旺角街头，第三次在IFC咖啡店门口。

每一次说，都是告别。

“好人冇用。”我说。

这是第三次了。

她笑了，笑得很轻，眼角有细纹了。

她老了。

我也老了。

我们都老了。

“有用㗎。”她说，“起码我开心过。”

这也是第三次。

说完这句话，她看了看手表。

“我赶时间，走先啦。”

“好。”

她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回头看了我一眼。

“take care。”她说。

“你一样。”

她点点头，然后走了。

我站在IFC门口，手里拿着一杯美式，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中环的人很多，每个人都走得很快，西装革履，面无表情。

她的背影很快就融入了这群人里，再也分辨不出来。

我喝了一口咖啡。

苦的。

美式咖啡不加糖不加奶，就是苦的。

我站在IFC门口，把整杯咖啡喝完，然后把杯子扔进垃圾桶。

转身往公司走。

走了几步，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她消失的方向。

当然看不到她了。

我只是看了一眼那个方向。

然后继续走。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红磡夜景。

红磡没有中环那么繁华，但也能看到一点海。

海对面是北角，灯火通明。

我想起阿May说的话。

“结咗婚啦。”

三个字。

轻飘飘的，像三片羽毛。

但落在我心上，重得像三块石头。

我知道她嫁给了那个戴眼镜的男人。

那个看起来稳阵的男人。

那个能让她不再“挨”的男人。

挺好的。

真的挺好的。

她不用再小心翼翼了。

不用再怕碰到熟人。

不用再听亲戚的闲话。

不用再挨这个世界。

我替她开心。

真的。

只是开心的同时，心里有个角落是空的。

那个角落曾经放着跟她有关的一切——鸡蛋仔纸袋、日程表上的猫、深水埗街头的牵手、㓥房单人床上的拥抱。

现在那个角落空了。

以后也不会再放东西了。

我拿起手机，打开了屏蔽列表。

找到阿May的IG。

犹豫了一下，点进去。

她的IG更新了。

最新一张照片是结婚照。

她穿着白色婚纱，那个眼镜男穿着黑色西装，两个人站在尖沙咀海滨，背后是维港夜景。

配文是：Thank you for making my world a little easier.

谢谢你让我的世界变得轻松了一点。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

然后明白了。

她要的是一个能让她的世界变轻松的人。

而我，只会让她的世界变沉重。

这就是区别。

不是爱不爱的问题。

是轻松和沉重的区别。

我把手机放下，躺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脑子里回放这五年的一切。

2019年，第一次牵她的手，旺角茶餐厅，冻柠茶的冰块叮叮当当。

2020年，她在㓥房说“我挨唔到”，旺角街头说分手。

2021年，我在入境处排队办身份证，她在IG上晒新男友。

2022年，我拿到身份证，她在迪士尼过一周年。

2023年，我搬进红磡，她开始新篇章。

2024年，我在IFC碰到她，她说“结咗婚啦”。

五年。

一千八百多天。

最后浓缩成IFC咖啡店门口的三分钟对话。

人生真他妈奇妙。

我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红磡的天花板很干净，没有水渍，没有猫的形状。

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

就像我接下来的生活。

干净的。

空的。

但至少，是轻松的。

我不用再挨了。

她也不用再挨了。

我们都轻松了。

只是轻松的方式不同。

她是找到了一个对的人。

我是放弃了对的人。

这就是我在香港五年的感悟。

除非生理需求，都不碰香港女友。

不是她们不好。

是太好。

好到我不想让她们因为我而挨这个世界。

好到我不想再经历一次旺角街头的分手。

好到我不想再听一个人对我说三次“你系好人”。

好人。

好人有什么用呢。

好人给不了轻松的生活。

好人只会让生活变沉重。

所以算了。

不碰了。

一个人过。

轻松。

2024年冬天，香港降温了。

湿冷钻进骨头里，跟五年前一样。

我躺在红磡三百呎的屋里，盖着厚被子，刷着手机。

刷到一个帖子，标题是：在香港待了几年，你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我想了想，在评论区打了几个字。

“除非生理需求，都不碰香港女友。”

打完，发送。

然后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黑暗中，我闭上眼睛。

脑子里最后一个画面，是2019年秋天，旺角茶餐厅，阿May的手指很凉，骨节分明，指甲剪得干干净净。

她说：“你手好暖。”

我说：“你手好冻。”

然后我们都笑了。

那个笑容，隔着五年的时光，隔着IFC咖啡店门口的三分钟对话，隔着她的结婚照和我的空房间，依然清晰。

清晰得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但它已经过去五年了。

五年。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

枕头是冷的。

跟她的手一样冷。

我闭上眼睛，慢慢睡着了。

梦里什么都没有。

没有旺角街头，没有深水埗的霓虹灯，没有㓥房的单人床，没有她的背影。

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片干净的、空的黑暗。

这大概就是轻松吧。

轻松，就是什么都没有。

连梦都没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