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年了黑人仍在哀悼！道格拉斯：停止哲学辩论，开始承担责任

美国迎来250周年之际，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话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现实意义。围绕7月4日，美国“伟大”的叙事铺天盖地。但这些叙事是谁建构的，又是为谁而写？在美国纪念建国250周年之际，人们会想起詹姆斯·鲍德温的一句话。

他写道，真正追求正义的人，不会去倾听那些致力于维持权力的人，而是“走向那些没有受到保护的人——恰恰是那些最需要法律保护的人！——倾听他们的证词”。

如果听从鲍德温的呼吁，去倾听那些未受法律保护、甚至正是被法律去人化的人所作的证词，就会回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52年7月5日对美国提出的那份有力控诉。当时他发问：“对于美国奴隶来说，你们的7月4日意味着什么？”

道格拉斯毫不畏惧地揭示了美国一面高举理想、一面深度依赖对黑人残酷奴役这一制度的虚伪。他写道：

“你们先辈留给你们的那份正义、自由、繁荣与独立的丰厚遗产，是由你们分享，而不是由我分享。给你们带来生命与疗愈的阳光，给我带来的却是鞭痕与死亡。这个7月4日是你们的，不是我的。你们可以欢庆，我却必须哀悼。把一个戴着镣铐的人拖进那座灯火辉煌的自由圣殿，还要他和你们一起唱起欢乐的颂歌，这是一种不人道的嘲弄，也是一种亵渎性的反讽。”

在这个7月4日，一个事实仍需被直面：这个国家的黑人仍在哀悼，仍在反黑人主义之下承受痛苦，仍在经历并反抗深重的被贬抑处境、政治威胁以及反民主实践的现实。

正视这一现实，并不意味着失败主义。目标恰恰如鲍德温所强调的那样：拒绝幻象，直面人的苦难，与美国那套以白人为主的“正义”叙事周旋。当这个国家庆祝独立250周年时，道格拉斯的勇气仍应延续下去——他拒绝参与空洞的政治话语和国家庆典表演。

乔治·扬西：你能否谈谈，道格拉斯强调“奴隶的视角”，在美国奴隶制下黑人遭受残酷暴力这一冷酷存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

蒂姆·戈尔登：当詹姆斯·鲍德温强调必须从受压迫者的证词出发时，他所处的是黑人政治行动主义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道格拉斯，甚至更早。实际上，你所说的“奴隶的视角”这一传统，在18世纪就已经出现在菲利斯·惠特利、奥劳达·埃奎亚诺、朱庇特·哈蒙和本杰明·班纳克等人的作品中。进入19世纪，这一传统又延续到玛丽亚·斯图尔特、亨利·海兰·加内特，当然也包括道格拉斯的行动之中。

道格拉斯运用“奴隶的视角”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既展示了奴隶的人性，也动摇了白人的凝视。要证明前者，就必然摧毁后者，因为奴隶制与人性在概念上彼此冲突。正是这种概念上的不一致，意味着黑人的人性会生成一种白人凝视无法理解的现实。于是，白人凝视只能转向一种关于白性的神话，把白性塑造成人性的唯一所在，以维持自身在概念和存在论上的一致性。

你在问题中引用的道格拉斯那段独立日演讲，提到他拥有“灵魂”，也关切这个国家的“品格与行为”。这些表述都显示出一种与白人凝视不相容的黑人主体性。因此，为了维持其伪造的存在论，白性便诉诸一种虚假却强有力的神话。毕竟，这种形而上与道德层面的思考，不可能属于一件“动产”，只能属于一个人。

道格拉斯对“奴隶视角”的运用，很像弗里德里希·尼采所说的“用锤子做哲学”。锤子的一面用来建造，另一面则用来拆毁。道格拉斯正是如此：他一方面确立黑人的人性，另一方面摧毁白人凝视所构建的世界，而后者只能退回神话之中。今天，黑人身体仍在与这种神话搏斗。

乔治·扬西：弗朗茨·法农在理解人在种族恐怖与压迫条件下如何受苦时写道：“我希望我的声音是刺耳的，我不希望它美丽，我不希望它纯净。”道格拉斯同样毫不含糊。他写道：“我将使用我所能掌握的最严厉的语言；但我说出的每一个字，任何一个判断未被偏见蒙蔽、或者内心并非奴隶主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它是正确而公正的。”今天，在美国，许多来自“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把针对美国虚伪的政治异议和批判性言说斥为“反美”。在这种背景下，尤其考虑到独立250年后黑人所面临的处境，请你谈谈，为什么我们仍需要使用“最严厉的语言”来对权力说真话？

只要诉诸一种把结果当成原因的表面道德，许多最需要听到这些尖锐话语的人，往往恰恰不会去听，甚至还会因为表达方式而觉得自己有理由置之不理。我之所以说这是“把结果当成原因”，是因为黑人艺术中那些被人抱怨的粗鄙表达，并不比最初催生这些表达的现实处境更粗鄙。

因此，人们可以批评说唱歌词鼓吹犯罪，甚至杀人，却不去批评导致黑人社区长期处于警方监控和大规模监禁之下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失业、教育缺失等结构性条件。这样理解的话，“最严厉的语言”确实带有一种风险和可能：因为白性很容易借助表面的道德“愤慨”来掩饰自身，而这种愤慨本身其实是不道德的，于是这些语言最终可能根本无人倾听。

另一种理解“最严厉的语言”的方式，是看它造成的效果，而不是它的表达形式。后者有可能加深疏离，前者则常常借由反讽、也就是间接表达来实现。它在预期效果上同样尖锐，但可能更有效。

这里我想到的是道格拉斯在独立日演讲中对反讽的运用。他一开头先自我贬低，说自己在公开演讲方面“经验不多”。这显然不是真的，因为到1852年时，道格拉斯已经有多年公开演讲经验。他并不是要撒谎，而是在修辞性的反讽中隐藏自己。通过这种“自我贬抑”，道格拉斯卸下听众的防备，让他们对他产生怜悯与同情。

而美国周年纪念这样的场合，恰恰需要这种反讽。道格拉斯说：“在这样的时刻，需要的是灼人的反讽，而不是令人信服的论证。啊！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我能让国家听见我的声音，那么今天，我将倾泻出炽烈的洪流——尖刻的嘲讽、毁灭性的谴责、枯槁般的讽刺……国家的情感必须被唤醒。”道格拉斯正是通过自己所能调动的“最严厉的语言”——尽管是间接的——借助修辞上解除听众戒备的方式，唤起了国家的情感，也让自己的话语与当时那个时刻的要求相契合。

乔治·扬西：作为哲学家和法律理论家，你认为这个国家在其自我宣称的理想与其对待黑人的方式之间，存在哪些重大矛盾？黑人持续受苦，正是因为这些宣称的理想与他们在一个仍把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甚至次等人的国家中所承受的苦难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你认为，道格拉斯1852年演讲中的那种愤怒，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的今天，是否仍然适用？

蒂姆·戈尔登：是的。道格拉斯在修辞性自我隐藏之后所释放出的愤怒，以及他把白人从权威位置重新安置到共情位置的做法，今天仍然迫切需要。其来源必须来自黑人的话语形式和黑人艺术作品。

马尔科姆·艾克斯曾批评黑人社区让运动员和艺人充当民权发言人或领袖。虽然我在很多问题上常常同意马尔科姆·艾克斯，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他在这里的意思，但我们仍然必须看到黑人艺术在黑人解放斗争中的作用。政治辩论中说不出来的话，常常可以在挽歌中说出来。比莉·哈乐黛的《奇异果实》就是如此。它既是审美作品，也同样深刻地具有道德和政治力量。这首歌对私刑这种道德、精神和政治上的可憎之物的谴责，本身就是一种领导行为，而不仅仅是娱乐或审美。

乔治·扬西：把今天的问题直接套用到过去，总有“今人论古”的风险。但你认为，如果道格拉斯那篇著名的1852年演讲有一个当代版本，它会对正在以强烈民族主义自豪感庆祝7月4日的白人美国说些什么？

蒂姆·戈尔登：只要把当年的动产奴隶制替换成它今天留下的遗产——对黑人社区的警方监控、大规模监禁、警察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政治极化、白性在政治理论中为自我保护而进行的遮蔽、财富差距、教育差距、住房歧视，以及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中的白性宗教，等等——那么，道格拉斯对7月4日的批判在今天的版本，仍会以一种批判性的、精神性的、深具道德力量的语调，直指当下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与他1852年那篇修辞杰作惊人相似。

为什么？因为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深度投入于维护动产奴隶制的遗产。因此，处理前者，也就是在处理后者。在那篇7月4日演讲中，道格拉斯在说国家的良知必须被“唤起”、国家的“情感”必须被“加速激发”之前，曾从三个方面批评把哲学辩论当作解决动产奴隶制问题的方式。

首先，他说：“你们是要我论证人有权享有自由吗？论证人是自己身体的正当主人吗？我还必须论证奴隶制的错误吗……难道这要按照逻辑和论辩规则来裁定，把它当作一个极其困难、涉及正义原则适用是否存疑、难以理解的问题吗？”他说：“难道我要去论证，把人变成牲畜……把他们饿到只能服从和顺从主人，是错误的吗？”第三，他又追问，自己是否还要论证奴隶制并非神意。

在这三种情形中，道格拉斯都在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诉诸哲学论证，本身就存在道德问题，因为它会把本不该成为辩论对象的事，变成辩论对象。

对道格拉斯来说，人类自由作为自然法问题本就是真实的。揭示人天然自由的那种理性，也不应被拿来反复证明这种不言自明的真理。对他而言，去论证奴隶的人性，或论证奴隶制在道德上的错误，就像去辩论“单身汉是否未婚男子”一样荒谬.

因此，对道格拉斯来说，我们必须停止把宝贵时间耗费在争论黑人的人性上，而应转向更具主体性的事务，比如“唤起良知”和“激发情感”。今天，道格拉斯的话穿越时代而来，构成了对某些哲学论证方式的斥责——对权利话语的斥责，对新自由主义政治安排中对称性与互惠性的斥责，对约翰·罗尔斯“原初状态”的斥责，也对抽象伦理与法律教义辩论的斥责。

简而言之，道格拉斯今天会对美国的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说出他1852年说过的话：不要再躲在抽象的哲学辩论后面，开始承担责任吧。这个7月4日，他会要求进行深刻的现象学反思，要求美国种族关系和公共政策发生真实的存在性改变，以此唤起国家良知、激发国家情感。

他会要求让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那种君士坦丁式基督教成为过去。他会提醒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他们在精神和道德上存在深重失败，并要求一种能够带来有意义制度变革的激进责任，而不是继续用哲学上的抽象遮蔽来维持压迫性的现状。

“够了，不要再进行哲学辩论了！”仿佛能听见道格拉斯在一场网络直播中这样说。“我们需要的是承认黑人的人性，然后制定计划，消除任何扭曲这种人性的法律、政策或做法，就这么简单。”

道格拉斯不仅会对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发出信息，他也会向整个国家——尤其是黑人——发出唤起良知、激发情感的呼吁。道格拉斯会告诉我们，美国宪法属于所有人。他会慷慨陈词，说明把“德雷德·斯科特案”的逻辑当作存在论意义上的现实，是多么愚蠢。对一些人来说，德雷德·斯科特代表的是一种异常的、种族主义的逻辑，但它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标准。

是的，美国法律体系存在问题。但正因为我们把这些情形称为“问题”，就已经意味着现实低于某种正义标准，而这个标准本身就是宪法。今天，仿佛能听见道格拉斯对我们说：为了激发我们的国家情感、唤起我们的良知，问题不在宪法本身，而在于我们如何执行它。德雷德·斯科特案或许代表了宪法曾被如何误读，但某些人的误读和扭曲，并不意味着它对所有人都毫无希望。

愿道格拉斯在2026年7月4日这个星期六本可能发表的那篇独立日演讲，能够唤起我们的国家良知，激发我们的国家情感。我们太需要这两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