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词条"朱玫""查传侠""林乐怡"、澎湃新闻《逝者｜金庸的三次婚姻》、人民网《"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金庸的三次婚姻》、光明网《金庸家事》、界面新闻《金庸与他的查氏家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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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香港北角英皇道，《明报》报馆的编辑室里，金庸正坐在桌前写稿。
桌上摆着烟灰缸，桌边堆着厚厚的稿纸，窗外是维多利亚港的灰白色天光。
这一幕对他来说再熟悉不过，十七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坐在这里，白天写社评，深夜写武侠，把一本又一本的故事送进千家万户。
电话铃突然响了。
是从美国打来的越洋长途。
金庸接起来，电话那头的话说完之后，他放下话筒，就那么瘫坐在椅子上，久久没有动。
报馆的同事后来说，眼泪沿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打湿了桌上那张还没写完的稿纸。
他的长子查传侠，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上吊死了。那年，这个孩子才19岁。
那天报社的社评照常要出，金庸没有走，坐在那里一边哭，一边写，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
这件事后来被他自己在多个场合提起，说"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悲剧，它是一条链条上的最后一环。
在查传侠死去之前，这个家已经有很多东西裂开了很久——一段维持了二十年的婚姻，一段隐藏了整整十年的秘密，还有一个孩子对整件事最后的、最彻底的反应。
从这通越洋电话开始，事情走向了最后的摊牌。
婚姻终结，补偿谈妥，条件开出。
而那个条件，刻进了林乐怡此后整整四十二年的生命里，直到金庸2018年去世。
【一】1956年5月1日，她顶着全家反对嫁给了他
朱玫，原名朱璐茜，1935年出生。
她这个人，用今天的话说，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家境殷实，毕业于香港大学，通晓英文，长相出众，在报界做新闻记者，脑子快、有主见、能独当一面。
朱家给她安排的人生轨迹，原本应该是嫁个门当户对的年轻人，稳稳当当地过日子。
结果她看上了查良镛。
1955年，朱玫从香港大学毕业不久，在报社工作期间读到了《新晚报》上连载的《书剑恩仇录》，被这部小说吸引，后来辗转认识了作者——笔名"金庸"的查良镛。
那时候查良镛的情况摆在台面上不太好看：32岁，离过婚，第一任妻子杜冶芬1948年随他来港，两人1953年办了离婚手续，分手的过程并不体面。
钱也没什么积蓄，在《大公报》做副刊编辑，用"林欢"的笔名兼写影评维持收入，住的是在半山坚尼道租的房子。
朱家父母听说女儿在谈恋爱，对象一打听，直接反对：二婚的、前妻跑了的、一穷二白的，朱家的女儿嫁这种人，亏不亏？
朱玫不听。她认定了查良镛，顶着父母的全部压力，要嫁。
朱家最终没有拦住，心疼女儿，嫁妆给得很丰厚，算是给她留了条后路，也算是无声的叮嘱。
1956年5月1日，两人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
《长城画报》刊登了消息，到场祝贺的有《大公报》社长费彝民，还有一批新闻界和电影界的朋友。
那年，朱玫21岁，查良镛32岁。
婚后，两人在坚尼道2号租房住下，房东就是后来在《明报》写专栏的简而清。
很快，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了。
当时，《明报》还没有影子，查良镛还在《大公报》做事。
朱玫生完孩子，家里多了一张嘴，但日子还过得去。真正考验开始的，是1959年那一步。
1959年，查良镛离开《大公报》，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
查良镛出资8万港元，沈宝新出资2万，报社设在香港北角春阳街，门面窄小，设备简陋，两个人就这样把摊子支起来了。
沈宝新负责销售，金庸主管编务，朱玫成了报社的唯一记者——不领薪水，白干。
《明报》创刊初期，处境极为艰难。
报纸卖不出去，销量上不来，钱流出去容易、流进来难。
整个报社几度险些关门。
金庸的应对办法，是在报上连载自己的武侠小说来拉动销量，为此他常常熬到凌晨两三点，天不亮又要起来。
最难的时候，《明报》日销量只有几千份，勉强维持不倒。
朱玫那时候一边带着孩子，一边跑新闻、写稿子，还要负责报社的日常杂务。
家住九龙，报社在港岛北角，每天的路程来回要花大量时间，但她照样每天从家里做好饭，坐车送到报社，给丈夫当午饭。
报社最难熬那一段，钱账上实在撑不住了，朱玫把自己嫁妆里的首饰全部变卖，填进了账里。
两个人穷到什么程度？据当时共事的人回忆，连坐巴士都舍不得，能走路就走路。
偶尔两人一起喝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一杯，这件事后来被人记录下来，成了那段历史里被反复提起的细节。
金庸后来在1976年1月为《明报月刊》十周年写的纪念文章里，亲自写下这段话："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
这句话带着温情，但等到这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婚姻已经走到了最后的边缘。
《明报》初创期间，四个孩子相继出生：长子查传侠、次子查传倜、长女查传诗、次女查传讷。
四个孩子加上一份随时可能倒闭的报纸，全靠朱玫一个人撑着日常运转。
【二】报纸起来了，两个人之间却出了问题
1962年，《明报》日销量突破三万份，算是站稳脚跟，进入了良性运转的轨道。
此后几年，随着金庸武侠小说在港台、东南亚华人圈的影响不断扩大，《明报》的地位跟着上升，从一份差点关门的小报，成长为香港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报纸。
金庸的名字，在华人世界里越叫越响。
朱玫在这段时间里，也把自己的事业推向了另一个层次。
她不只是停留在家属的角色上，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中，明确留有她以"查太"身份出席的记录。
《华人夜报》创刊，她出任社长；之后还出任《明报晚报》采访主任。这些都是实职，不是挂名。
1969年5月20日，《明报》十周年报庆，在文华酒店举行宴会，朱玫身着玫瑰红礼服，烫了头发，和丈夫一起迎接嘉宾，看起来是一对事业双丰收的夫妻。
但这张体面的合照背后，裂缝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问题从哪里开始的？外人说法不一。
金庸后来在采访里提到过，朱玫"对工作非常认真，甚至有些固执"，两人经常因为报社的事情大吵。
他说"或许伤了我的自尊心"——这句话很直白，意思是他受不了一个在工作上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妻子。
两个都有主见的人，一旦生活进入稳定轨道，各自对彼此就不那么迁就了。
这是很多夫妻共同患难之后反而出问题的常见原因。
而在这段关系悄悄松动的时候，另一个人出现了。
北角丽池附近，有一间金庸经常光顾的餐厅。
报馆做累了，他就往那里走，喝一杯咖啡，松一松。
这个习惯在《明报》的老员工里人尽皆知，这间餐厅，是他日常生活里少有的消遣。
1966年，金庸某天又去了那里。
当时他的心情不好——《明报》因发表了几篇时评，搅进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他正处于相当大的压力下。
一个年轻的女侍应走过来。
这个女侍应看出面前的人情绪低落，主动上前打招呼，认出了金庸，表达了对他武侠小说的喜爱，还好心为他点了一份吃的。
金庸离开时，多留了十元小费，那个年代，十元不是小数目，女孩受宠若惊，追上来要还给他，两人因此又说了几句话。
这个女孩，叫林乐怡。
那一年，林乐怡16岁。
她是越南华裔，家里在越南经商失败，父母带着她举家逃难来到香港，一家人靠她在餐厅做侍应生撑着过日子。
她比金庸小整整29岁，一个46岁的成名作家，一个16岁的侍应生，按照常理，这只是一次普通的餐厅偶遇，不该留下任何后续。
但后来发生了后续。
金庸开始频繁去那间餐厅，成了常客。
两人的来往越来越密切，后来金庸出资，送林乐怡去澳洲读书。
据林乐怡本人事后的说法，她曾试图离开，在澳洲期间也和别的人交往过，但金庸追到了澳洲。
1966年到1976年，整整十年，这段关系一直在暗处进行，从未曝光。
这十年里，朱玫在报社以"查太"身份出席编辑会议，在家里操持四个孩子的成长，对外代表着金庸夫人的体面身份，完全不知道丈夫在跑马地另有藏身之所。
她是记者出身，察言观色是饭碗里的本事。
发现这件事，不是靠直觉，是靠追人。
她注意到金庸有一段时间每晚不回报馆写社评，改成派一个年轻后生把稿子送过来。
朱玫追问那个后生，后生起初不肯说，追急了，才说去跑马地取稿。
朱玫让那个后生带路，亲自去了跑马地，找到那栋楼，按响门铃，门开了，她看见丈夫和一个年轻女孩坐在一起。
金庸当时没有解释，没有争辩，直接带着朱玫下楼，回了报社，继续写稿，一个字都没多说。
沉默，有时候比任何话都要伤人。
朱玫知道了，金庸也知道她知道了，但两个人都没有立刻摊牌。
这种僵持，又延续了一段时间，直到1976年。
而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场婚变的故事已经明朗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