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百度百科《杨文翰》词条、《裴月山》词条、百度百科《弋横起义》词条、《赣东北革命斗争史》《皖浙赣边区革命史料汇编》《中国共产党地方史资料集》《弋阳文史资料》、宣城市委党史地方志室《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38年5月，弋阳县境内，磨盘山脚下有一条山路蜿蜒向上，隐入密林深处，林梢之上，只剩一抹寥寥的天光。
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个叫关英的男人，时年32岁，江苏无锡人。
他带着两名警卫员和一名地下交通员，怀揣着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开具的正式公函，从南昌一路辗转赶来，专程奔着这座山来的。
一路上，关英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开群众大会，公开宣讲抗日统一战线的道理。
路过横峰县、葛源区，当地国民党县长、区长听说此人是中共方面来的，不仅没有为难，还好吃好喝地招待，甚至专程派了人护送一段路程。
关英走过村头，过了小桥，踩着松软的山土一步一步往上走，秋日的薄雾在山腰间缭绕不散。
国共合作之下，不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但有人从暗处盯着他。
磨盘山上有一双眼睛，把关英这一路的每一顿饭局、每一段送行、每一次与国民党官员的寒暄，都一字不落地看在眼里，然后一五一十地回报给山里头那个叫杨文翰的人。
关英走进了那片山林。
他身后的那名地下交通员，在半路被哨兵拦下，没能跟进去。
再往后，关英也没有走出来。
那之前，已经有四批、共五个人，走进过这片山林，再也没有走出来——李春望、一位姓邹的区委书记、余明兴，以及各自的随行人员，都永远留在了那座山里。
这件事此后在赣皖史学界压了整整数十年。
不是没人知道，而是没人敢轻易落笔，因为每一落笔，就要面对一个在历史书里极难定性的死局……
【一】磨盘山：一块地方，两段历史
磨盘山，坐落在今天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境内，信江北岸，山势绵延，林深路险。
这不是一座高山，甚至算不上险峻，但在整个赣东北革命史的坐标里，它的分量远超它的海拔。
1927年12月，弋横起义爆发。
起义的导火索其实颇有几分偶然——横峰县娄底蓝家村的税警上门征税，激怒了当地居民引发反抗，方志敏当机立断，决定就此举事。
数日内，弋阳县漆工镇、邵家坂和横峰县青板桥、葛源等地的农民相继起义，起义区域迅速扩大到纵横各50余公里，一个月之内参加暴动的农民达七八万人。
起义之后，方志敏认识到一件事：没有正规武装做支撑，农民暴动再轰轰烈烈，也撑不过几个回合。
1928年2月，他在漆工镇齐川源村把挑选出来的骨干正式命名为工农革命军第2军第2师第14团第1营第1连——赣东北红军从零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6月，国民党军联合地方武装向弋横根据地发动大规模进攻，仅有40余支枪的工农革命军退入了磨盘山区。
局势万分危急，有人主张把枪埋起来分散隐蔽，方志敏在弋横两县交界的方胜峰上召开紧急会议，力排众议，确立了"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并存亡"的方针。
磨盘山，由此成了赣东北革命武装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
此后几年，这支队伍从磨盘山出发，越打越大。
到1930年，江西红军独立第1团已经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0军，苏区纵横五百余里，人口约百万，涵盖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上饶、余干、乐平、浮梁等地，被称为"方志敏式的坚强苏维埃阵地"。
方志敏这个人，在赣东北的老战士们心里是有特殊分量的。
他是弋阳漆工镇人，从这片土地里走出来，在这片土地上把农民武装带成了正规红军，用地雷战打得敌人叫苦连天，把磨盘山这块山地经营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根据地。
他写的《可爱的中国》，字字都是在南昌狱中用钢笔蘸着泪写的，在赣东北的山间辗转流传。
这就是磨盘山第一段历史的底色——热烈的、生长着的、有着清晰来路的。
然而，1934年之后，一切急转直下。
当年11月，红七军团改编的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闽浙皖赣根据地，与新红十军合编，组成红十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继续北上。成军之时，周围已经布满了国民党的重兵，二十余万之众，把这支队伍死死围住。
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遭到合围。
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等相继被俘，寻淮洲在战斗中阵亡。
方志敏被押解南昌，当年8月6日在下沙窝被秘密枪决，时年36岁。
仅有粟裕带着不足800人突破重围，向浙南方向转移，离开了这片老根据地。
这是磨盘山第一段历史的落幕。
留下来的，是那些既没有跟上撤退队伍、也没有被敌人抓住的散兵。
他们三三两两地往山里钻，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还能等到什么。
这些人后来写成了磨盘山历史上的第二段故事——一段更曲折、也更沉重的故事。
【二】从30人到500人：杨文翰把这支队伍撑了起来
红十军团溃败之后，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把余部重新收拢，上磨盘山开展游击战。时任苏区葛源区委书记的杨文翰，就在这支队伍里。
关英，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党，参加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1931年被中央派往赣东北工作，1934年10月接任赣东北区省委书记，是这一带党组织的核心人物之一。
他在政治工作上有一套，但军事不是他的强项，这个缺陷在接下来的战斗里造成了代价高昂的失误。
1936年初，关英决定主动出击，带着收拢起来的几百人去攻打弋阳县城。
弋阳县城是国民党的重兵据守之地，关英的这个决定在事后看来几乎是以卵击石。
一仗打下来，对手是十倍于己的敌军，独立团几乎打得伤亡殆尽。关英在与部队失散后独自突围，一个人跑了出来，队伍就此打散。
这一仗之后，关英和磨盘山上这批人失去了联系。
但打散不等于消亡。
那些被打散的游击队员，在赣东北的山岭间东躲西藏，三三两两地重新找到了彼此，慢慢聚拢，又凑出了一支队伍。
在这批人里，杨文翰的资历最高，他顺理成章地成了这支重组队伍的核心。
杨文翰，江西横峰县金鸡山大麦村人，1897年生。
他出身佃农家庭，母亲和弟妹早亡，自小靠着在横峰、弋阳、铅山等地做皮匠维持生计，在旧社会的底层摸爬滚打了多年。
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由邵式平介绍入党。
之后历任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上横弋德中心县委书记，是弋横起义的亲历者，算得上赣东北红军的老兵。
重组之初，这支队伍实在寒酸。最多不过40人，枪少得可怜，粮食靠野菜草根野洋姜撑着，住的是树枝茅草搭的窝棚，常年昼伏夜出，不敢在一处久待。
条件是这样，但杨文翰没有垮。
他有一套自己摸索出来的打法：从不和敌人硬碰硬，专挑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下手，打完就跑，绝不恋战，每一仗都先算划不划算。
活动范围在弋阳、德兴、横峰、上饶各县之间游走，专打落单的目标，打完就消失进山里。
赢了几仗，名气就起来了。周边的老百姓看见了，红军还在，还打赢了，粮食、消息、人手陆续往山上送。
国民党那边对这个杨文翰头疼不已，据他们自己的记录，此人"从不干赔本买卖，也从不死打硬拼，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
裴月山，江西贵溪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4月起主管磨盘山游击区的军事工作，是队伍里的猛将。
1937年5月，裴月山正式担任赣东北游击大队司令。他管打仗，杨文翰管方向，两人分工合作，把这支队伍一点一点带大了。
1936年4月，杨文翰、裴月山在弋阳磨盘山正式成立上横弋德中心县委，活动范围拓展至信江北岸的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余江、万年、上饶等广大地区。
这一带是原闽浙赣根据地的中心区域，革命基础深厚，群众基础好，两人在这一带打击恶霸、消灭小股敌军，在老百姓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到1937年10月，游击队已经发展到500余人，地下党员也达到400余人。
队伍正式改称赣东北游击大队，裴月山任司令，杨文翰任政委。队伍的装备也有了些模样——从最初的几十支破枪，变成了200多支步枪加1挺轻机枪。
500多人，400来个地下党员配合——在这片山区里，这已经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但这支队伍有一个致命的短板，而且自己也没有意识到。
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于1937年5月在乐平牺牲之后，这支队伍与省委、特委的联系全部断掉，更无法和中央取得任何联系。
西安事变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他们不知道。
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他们不知道。其他地方的红军游击队陆续走出大山、改编成新四军奔赴前线，他们还是不知道。
1936年年底到1937年，整个中国的局势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磨盘山的密林深处，一切的参照系都停留在数年前：国民党是敌人，山是家，枪在手里，仗要打。
【三】下山打探：一次让全队都记住的惨痛教训
要理解杨文翰后来为什么一听改编就杀人，有一件事必须先说清楚。
1937年，国共合作的消息一点一点地渗入磨盘山。
有人捎话进来，说现在局势变了，两党不打了，要合起来打鬼子，让他们下山来谈谈改编的事。
杨文翰对这个消息是半信半疑的——他在山里打了多年的游击，知道国民党的手段五花八门，天上掉馅饼的消息向来要多打几个折扣。
他想了个法子：大队留在山上，先派一支小队下山打探，用脚步去丈量这个消息究竟是真是假。
小队出门没多久，就遭遇了伏击。当场阵亡多人，其余人被缴械，侥幸跑回山上的寥寥数人，浑身是血，带回的消息只有一条——山下等着他们的是刀枪，不是什么合作。
这一仗把杨文翰打痛了，也把他最后一丝侥幸彻底打光了。
《弋阳文史资料》里有一段记录，那之后杨文翰对队伍立下了一条死规矩："以后不管什么人来说都不能听，我们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山。"
这条规矩，后来成了5个人走向死亡的伏笔。
1937年9月末，闽赣省委书记黄道与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达成协议，将闽赣地区的红军改编为"闽赣边抗日义勇军"，后更名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其他地方的红军游击队，一支接一支地走出大山，接受改编，奔赴前线。
磨盘山上那面旗帜，没动。
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开始接连往山上派人，传达改编指令。
1937年9月，皖赣特委派县委书记李春望一行两人上山做动员工作。
李春望进了山，把改编的指令传达给了杨文翰，话说得清楚，条件也说得明白。
杨文翰认定此人已经变节，不听任何解释，下令处决，两人无一活着下山。
写信劝说，裴月山拿到信，当场撕毁，一字未回。
1937年11月，党组织又指派了一位姓邹的区委书记，带着一行人再次进山。
这一次同样有去无回，全部被当做叛徒枪毙在了山里。
1937年12月，丁山区委原书记余明兴上山传达上级指示，再度遭到处决。
三批，五条人命，一个没回来。
消息传回新四军驻赣办事处，黄道等人陷入两难。
再派普通干部上山，几乎是确定无疑的死路；不派人，这支队伍就那么孤悬山中，与组织彻底隔绝，后果同样不堪设想。
就在这个僵局里，一个意外的消息让黄道看见了一线希望——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还活着，而且已经找到了组织。
关英当年在1937年2月部队被打散之后，化名"上海客商"，用省委的活动经费在玉山县开了一间榨油坊，一边维持生计，一边等候组织的消息。
七七事变之后，他从外面流传进来的零星消息里判断出了大局的走向，随即变卖油坊，只身赶到南昌寻找组织。
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听完关英的汇报，当即交给他一项新任务——进磨盘山，亲自去劝说杨文翰和裴月山下山接受改编。
关英是杨文翰的直接上级，两人在皖浙赣苏区共过事多年，关英的脸孔和声音杨文翰认识。
前三批陌生人杨文翰不信，老上级亲自来，黄道和关英都认为这次把握极大，至少没有生命危险。
然而，他们谁也没想到——关英出发之前，告别了刚在乱世中重逢不久的妻子汪菊媛。
他说了一句话："你在家里等我，今天夜边就回来。"
汪菊媛站在山边等了很久，很久，关英再也没有回来，这句轻巧的话，成了他们永别时的最后一句话，也成了这整段历史里最压人的一个细节。
然而也彻底的改变了这支队伍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