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赣东北革命斗争史》《江西党史资料》《弋阳县志》《横峰县志》《贵溪县志》、中国军网《杨文翰：最后一支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人民网《揭秘：最后一支红军游击队如何消失》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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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弋阳磨盘山脚下的某条山路上，一支四人队伍正在向山里走。
领头的是关英——皖浙赣省委书记，当年亲手把杨文翰留在这片山里的人。
他手里捏着一份加盖了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公章的正式公函，身边跟着原赣东北少共省委儿童局书记方旋声和2名警卫员。
这是组织第四次派人进山，前三次共有5名同志上去，一个都没有回来。
关英知道这趟进山的风险，但他认为自己不一样——他是杨文翰的老领导，两个人在同一支队伍里共过事，见过同样的血，埋过同样的同志，这层情分在那里，别人劝不动的，他也许能。
一路上经过横峰县城和葛源，国民党地方当局按照两党合作框架下的外交礼节，对这位共产党正式代表大加款待，在葛源村头，关英还亲自召开了一场群众大会，公开宣传抗日统一战线。
他没有意识到，杨文翰早就在山下布了内线，这一路上的每一个细节，都被盯得一清二楚。
关英进山，在山上吃了一顿接风宴，谈了几天话，越谈越崩，最终被扣押、被搜身、被严刑逼供。
从他身上搜出的200块钱和一枚金戒指，成了"叛变投敌"的铁证。
关英那年32岁，连同随行的方旋声等3人，全部被枪杀在磨盘山上。
随着这声枪响落地，组织与这支孤军之间最后一条联络线就此断绝。
而当建国后，党史部门翻开这段卷宗，最终做出那份定论的时候，看过全文的人沉默了很久......
【一】留在原地的人
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整个赣东北根据地随即陷入最艰难的处境。
国民党的"清剿"部队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根据地的县委、区委一个接一个遭到破坏，大量干部被捕牺牲，原本严密的地下联络网络在极短的时间里几近瓦解。
留下来的人，处境比走了的人要复杂得多，也危险得多。
方志敏是留下来的人里最为世人所知的一个。
这位赣东北根据地的缔造者，在1934年11月率领红十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强行突围，试图打出一条血路。
1935年1月，红十军团在皖南怀玉山区被国民党军彻底围歼，军团长刘畴西被俘，方志敏随后在藏身地的草堆里落入敌手，于1935年8月6日在南昌就义，年仅36岁。
方志敏牺牲之后，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余部重新收拢整合，在弋阳磨盘山和贵溪三县岭一带建起了红军独立团的架子，继续与国民党军周旋。
杨文翰和裴月山，就都在这支队伍里。
杨文翰是横峰县人，1897年生，农民出身，1927年11月经邵式平介绍正式入党，此后在赣东北根据地历任葛源区委书记、乐西中心区委书记、小河特区司令员、赣东北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算得上根据地的老人了。
他个子不高，留着短须，原本主要做的是文职宣传工作，不是行伍出身。
裴月山比他年轻许多，1914年生于贵溪古港乡裴源村，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直在关英部下主管军事，打仗的经验比杨文翰丰富得多。
1936年初，关英带着省委机关和独立团主力向婺源鄣公山一带转进，开辟新根据地，临走时把一支队伍交给杨文翰和裴月山，让他们在原地坚持武装斗争。
那时候，这支留守队伍只有三十来人。
磨盘山在弋阳、横峰交界处，山高林密，地势险峻，国民党军打进来困难，守住了却相对有依托。
杨文翰没有退路，也就没想过退路。
他很快摸索出一套实用的游击战原则，自己总结成几句话："没有情报不动手，没有内线不动手，抢不到枪不动手，决不干赔本买卖，决不死打硬拼。"
靠着这套打法，专门挑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下手，每一仗都要确保有把握再打，打赢了缴枪补充装备，绝不跟大股部队硬碰。
这在当时南方各路坚持游击的队伍里，是一种极为冷静的战术选择。
局部胜利一个接一个叠起来，消息在周边各县传开，散落的红军战士和倾向革命的青年陆续上山投奔，队伍越滚越大。
到1936年4月，杨文翰和裴月山在弋阳磨盘山正式成立了上（饶）弋（阳）横（峰）德（兴）中心县委，活动范围覆盖信江北岸的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余江、万年、上饶等广大地区。
到1937年10月，队伍扩展到了500余人，还另有地下党员400余人，配备有一挺轻机枪和200余支步枪。
游击队正式改称赣东北工农红军游击大队，裴月山任司令员，杨文翰任政委兼上横弋德中心县委书记。
在当时南方各省坚持游击的队伍里，多数处于"人员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的状态，赣东北游击大队三年内从30人扩张到500人，堪称异数，杨文翰的贡献居功至伟。
然而，就在队伍发展到鼎盛的同时，他们与上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几近断绝。
1937年5月，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在乐平牺牲，通讯网络随之彻底中断。
杨文翰不知道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不知道国共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更不知道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全国的形势早已天翻地覆。
他知道的，只有磨盘山上还在的枪，和山下国民党军还没停过的追剿。
【二】一颗再难拔出的刺
1937年2月，国共谈判尚在进行中，全面合作的框架还没有最终敲定，但国民党方面已经开始向磨盘山上的这支游击队传话——双方可以谈谈，说是要合作了，可以下山接触。
杨文翰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直接答应，他只先派了十几个人的小队下山探探虚实。
这支小队出了磨盘山，在半路上遭到国民党军的伏击，当场损失十余人，侥幸逃回来的人寥寥无几。
这一刀，砍在了杨文翰最敏感的地方。
他把这件事记死了，从此对任何以"合作"为由的下山建议彻底关死了门。
他对部下说的那句话，后来在各种史料里反复出现："以后不管什么人来都不听，我们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去。"
这道心防一旦砌上，就再也没有人能从外部把它打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举国形势急转。
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两党联合抗日被确定为大政方针。
同年9月24日，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案由两党商定，南方各地的游击队将统一整编，下山集结，开赴抗日前线。
各路游击队收到消息，陆续从深山里走了出来。
磨盘山上，没有任何动静。
上级党组织发出的信件一封封进山，裴月山看都不看，直接撕毁。
杨文翰的态度同样清晰：国民党的人凭什么来跟他谈合作，把这些年打死的同志、抓走的干部，一个个交出来再说。
1937年9月，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判断，写信已经彻底没用，必须派人进山面对面传达中央指示。
皖赣特委当月派出了第一个进山的人：德兴县委书记李春望，带着身份文件和中央指示的转达任务，走进了磨盘山。
杨文翰认定他是变节投敌的叛徒，当场下令枪杀。
1937年11月，党组织再次安排人进山——一位姓邹的区委书记，带着5名同志一同上去，全部被当作敌人的说客处决。
1937年12月，原丁山区委书记余明兴主动请缨，一个人进山，试图靠同乡情分打动杨文翰，同样没能走出来。
前三批，共计5名奉命执行任务的党内干部，牺牲在磨盘山上。
黄道收到消息，反复在心里权衡，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靠普通联络员进山，已经没有任何希望，只剩下最后一条路——让关英去。
【三】最后一次进山
关英，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1929年5月参加革命，曾任皖浙赣省委书记，是杨文翰和裴月山当年真正意义上的老领导，彼此之间有过共同作战的情分。
黄道的判断是：资历在，情分在，换了任何别人去都不如关英去，胜算最大的就是他。
但这个判断，建立在一个没有被充分估计的基础上——杨文翰对关英早就有了怀疑，而且这种怀疑，绝不只是一个理由。
1936年初，关英率红军独立团向浙江强行突进、试图与粟裕部会合，结果遭国民党军队14个团的围攻，全团几乎全军覆没，关英本人因当时患病，躲在山洞养伤，才侥幸未死，随后在江西玉山一带潜伏。
在玉山潜伏期间，关英为掩护身份，拿党的经费在当地开了一家榨油坊，打听组织下落，打听外面的消息。
这件事传到杨文翰耳朵里，已经完全变了味——一个共产党书记打了败仗，失联之后去开油坊做买卖，这在杨文翰看来，怎么解释都解释不清楚。
杨文翰在心里把这件事压着，没有表露。
但心结已经结下，后来就没有再解开的机会了。
1938年5月，关英携正式公函，带着原赣东北少共省委儿童局书记方旋声及2名警卫员从南昌出发，向弋阳磨盘山方向行进。
路过横峰县城和葛源的时候，国民党地方当局按照两党合作的规矩，对关英这位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给予了热情接待，县区官员出面招待，还安排人沿途护送。
在葛源的村头，关英还特意召开了一场公开的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统一战线，讲解两党合作的背景和意义。
这一路上的每一个细节，杨文翰布在山下的内线都盯着，都报了上去。
关英到达磨盘山脚下后，传话进山，要求双方在山脚下找个地方面谈。
杨文翰和裴月山商量了一番，坚持让关英上山，否则免谈。
关英估量了一下，决定进去——他是老领导，他相信两人之间的情分能压住场面；
而且他此行的任务就是劝说，要是为了自身安全就缩手，无法向组织交代。
关英刚到山脚，游击队哨兵就把他随行人员的武器全部缴了，只允许他带2名警卫员、1名地下交通员上山，方旋声和另一名警卫等在山下。
关英憋了一肚子气，强压住，跟着上了山。
杨文翰设宴接风，饭吃得客客气气。
饭后，关英把公函摆出来，正式传达中央指示，建议杨文翰把部队移驻到枫林坞和槎源坞两处，随后跟自己下山到南昌报到，与已经集结的饶守坤部会师，一同整编为新四军。
杨文翰没有立即表态，要求关英在山上再等几天，说得把所有人马召集起来开个大会，问问大家同不同意。
关英说自己要马上回南昌交差，还要看病，等不了那么多天。
杨文翰疑心更重了。
两人之间的气氛从这一刻开始迅速恶化，你说一句，我顶一句，越说越对立。
关英在情急之下怒斥杨文翰"违背了党的指示，与党闹独立性，已没有资格称为共产党，是党的异类，将来要受到党纪的严厉制裁"。
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杨文翰，当场下令关押关英，对其进行搜身。
从关英身上搜出了200块钱和一枚金戒指。
这就是所谓的"证据"了——被敌人收买的人才会带这么多钱和贵重物品，这在当时那个思维框架里逻辑自洽。
杨文翰随即下令对关英严刑逼供，要他承认叛变。
关英自始至终没有低头，在刑讯中持续怒斥对方违抗中央、脱离组织、自误误人。
几天后，杨文翰下令将关英连同3名随行人员全部枪杀。
关英牺牲时年仅32岁。
加上此前已经牺牲的李春望、姓邹的区委书记、余明兴等5人，前后合计9名党内干部命丧磨盘山。
消息传出去之后，黄道在南昌翻看着那份被原路退回的公函副本，沉默良久。
他知道，这件事到这里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这支队伍，从此从党组织的视线里彻底消失。
【四】黄道案头的那份陈述，和没有人预料到的那句批示
关英被杀的消息，让整个东南分局的气氛骤然沉重。
从1937年秋到1938年5月，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党组织前后派出四批人员进山，全部有去无回。
前三批共5名干部牺牲，第四批关英一行4人牺牲，合计9条人命交代在那座山里。
面对这个结果，东南分局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能做的选择已经极为有限。
国共合作的大框架不允许用武力解决内部问题，而再派人进山等于把人往死里送，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接受这种任务。
黄道陷入了一种两难困境：不处理，这支队伍等于彻底失控；处理，手里没有任何可以用的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来了，而且来得格外迅速。
1938年底，国民党军以"非法武装，扰乱后方秩序"为由，从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余江等周边各县调集正规军和民团武装，总计约1.7万人，将磨盘山团团围住，大规模"清剿"正式开始。
对比数字：磨盘山上是不足500人的游击队，山外是1.7万的围剿兵力。
国民党军这次来势，比历次"清剿"都要彻底和凶猛——因为这支队伍已经彻底失去了党组织的保护，国民党打它，中共方面没有任何名义进行干预，更不可能公开出兵援救。
这是历次围剿中处境最孤立、最凶险的一次。
而比这件事更让熟悉内情的人心惊的，是黄道后来向上级写的那份详尽陈述报告——
把这支队伍从诞生到关英被杀的全部经过，一字不落地写了出来，送往延安，等待上级做出定性。
这份陈述在延安的相关负责人手里传阅，看完之后，有人沉默，有人摇头，没有人说话。
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件事没有一个现成的框架可以套用，无论按照哪一套习惯性的定性逻辑去处理，都会在另一个方向上留下说不通的漏洞。
最终，那份回复里只写了一句话。
而当那句批示的内容，被知情者一字一字读完之后，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沉默了很长时间——
这句话的意思，从此决定了这段历史将以一种怎样复杂的面貌，在赣皖两省的档案室里沉寂数十年，再难被人以一个简单的结论讲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