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西安事变亲历记》《杨虎城将军传》《回忆杨虎城将军》《怀念母亲谢葆真》《各界导报》2016年4月19日《杨拯英：杨门虎女中学入党 博大宽容考证历史》、息烽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相关档案、1951年昆明军管会公安部审讯李家杰等涉案特务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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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西安，一间陈设简朴的客厅里，已经82岁的杨拯英坐在灯下，手边是她整理了几十年的文史资料。
来访的记者把相机放下，开口问她：作为杨虎城将军的女儿，这一辈子最难放下的事是什么？
老人沉默了片刻，说：最难放下的，是父亲差了不到一个月，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那一天。
杨拯英，1934年2月6日生于西安，是杨虎城将军与夫人谢葆真所生的第三个孩子。
西安事变爆发那一年，她只有两岁。
父亲的面孔，她完全记不住，对父母仅有的那点印象，全来自几张黑白老照片——照片里的父亲，戴着博士帽，穿着西装，神情从容，和那个在历史课本里手握兵权、发动兵谏的形象，几乎判若两人。
1937年，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出国考察，留在西安的孩子们从此再没见过父母。
谢葆真1947年在监狱里含恨而死，杨虎城1949年9月在重庆中美合作所被杀害，两个人加起来，用了整整十二年的囚禁岁月，换来了那个无法更改的结局。
父母被关押期间，杨拯英和姐妹们由外婆抚养，后来由养母张蕙兰照看。
那些年，外婆始终叮嘱她们：不许向任何人提起父母，有人问就说父母在外国。
"杨虎城的孩子"这个身份，在那段岁月里是不敢说出口的秘密。
1980年代，杨拯英开始系统追溯父亲在狱中的历史。
她走访亲历者，查阅军统档案，远赴贵州息烽实地寻访玄天洞旧址，参与编辑了《回忆杨虎城将军》，和姐姐杨拯美合写了《怀念母亲谢葆真》，1991年又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创建西安事变研究会。
她把后半辈子的大部分精力，都给了那段被遮盖了太久的历史。
在她晚年的多次访谈里，有一个判断始终没有改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父亲的命运走向，与张学良在1936年12月25日护送蒋介石回南京那个决定，有着直接的关联。
她说：要不是张学良非要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我父亲也不至于被监禁十二年。
【一】1936年的西北：兵谏从何而来，又因何而起
1936年，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整整五年。
五年里，东北三省沦陷，日本的侵略范围从东北蔓延向华北。
国内抗日情绪持续升温，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却始终没有松动。
驻扎在西北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奉命围剿陕北红军，打着打着，两支军队的意志都出了问题。
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九一八之后随他退入关内，背着"不抵抗"的历史包袱，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几乎抬不起头。
部队里弥漫的情绪，不是怕仗打不赢，而是不知道为什么打这场仗。
1935年，东北军被调入西北围剿红军，连打几仗，损失不小，军心越来越不稳。
张学良本人从1936年10月开始，数次面见蒋介石或去信陈情，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每次都遭拒绝。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情况又有不同。
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1893年生，从行伍底层一路打出来，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靠着一次次硬仗攒下的声望在西北站稳脚跟。
1930年10月，他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1933年就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了互不侵犯协议，1936年进一步与中共中央达成秘密合作协议。
他对抗日形势的判断，比外界看到的更清楚，对继续内战的厌倦，也比任何人都深。
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飞抵临潼华清池，这一次来西安的底牌摆得很明：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立即把部队开赴陕北大举围剿，就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
连续几天，张、杨二人多次劝说，蒋介石一概拒绝。
12月9日，西安各校一万多名大中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示威游行，学生队伍一度向临潼方向进发，张学良亲自赶去拦截，向学生保证一周内用事实答复他们的要求。
当天晚上张学良再度向蒋介石陈情，结果再次被斥责。
张学良对杨虎城说：对蒋也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
12月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宴请南京来陕的军政要员，宴罢各自回府，分头向所部高级将领宣布了次日凌晨行动的部署。
12月12日凌晨三时许，东北军外线部队分别在灞桥以东和骊山附近进入阵地，包围华清池。
凌晨四时，内线部队冲入二道门，与蒋介石卫队交火，蒋介石仓皇从寝室窗口跳出，摔伤后背，爬上骊山躲入山洞，被搜山士兵找到后活捉，送至西安城内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城内十七路军按原定计划控制各要害部位，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十余名南京军政大员被一并扣押。
12月12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各地及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上海被捕爱国领袖、释放全国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大计。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才以化名"李毅"向延安发去电报告知事变经过，请教"高见"。
中共中央事前并不知道这场行动。
在收到电报、紧急研判形势之后，中共中央才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随即应张学良邀请，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赶赴西安。
【二】十四天谈判：各方压力下的西安局势
蒋介石被扣的消息传出，南京国民政府立刻出现了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军政部长何应钦一派主张讨伐，他就任"讨逆军"总司令，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甚至已经派飞机轰炸了西安附近的地区。
宋子文、宋美龄一派坚决反对动兵，认为一旦开战，不仅日本会趁机大举入侵，蒋介石的人身安全也无法保证。
英、美等国的态度倾向于和平解决，以维护各自的在华利益。
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与张学良彻夜长谈，随即也拜访了杨虎城。
中共的立场在随后的谈判过程中起了关键的定向作用——保证蒋介石安全、促使事变和平解决、以蒋介石的权威来压制南京讨伐派，共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2月22日下午，宋美龄、宋子文携英籍顾问端纳专程飞抵西安，加入谈判。
宋美龄后来在回忆中记载，她抵达后严令驻洛阳国军：在未接到蒋介石本人命令之前，空军不得飞往西安，陆军停止进攻。
谈判在接下来几天里持续推进。
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反复磋商，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全权参与。
12月24日，各方基本就停止内战、撤出中央军、释放政治犯、联共抗日等九项协议达成一致。
蒋介石以"人格担保"接受了这些条件，但拒绝在任何书面文件上签字。
对于蒋介石口头保证但拒绝签字这件事，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反应并不相同。
张学良对于这个结果基本接受，认为谈判已经达到了发动兵谏的目的，可以收场。
但杨虎城对事变结局的判断，从一开始就比张学良悲观得多。
早在谈判期间，他就对友人、中共党员南汉宸说过那句话：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这不是一时感慨，而是他对自己处境的清醒预判——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在没有任何书面约束的情况下，一旦失去手里的筹码，西安方面将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
【三】12月25日，那架飞机与那个决定
1936年12月25日。
就在这一天，张学良做出了一个让几乎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亲自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
张学良在飞机旁边亲笔写下手令，大意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交于学忠统率，听从杨虎城副主任委员指挥。
随后，他在没有事先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登上了飞往南京的飞机。
这个决定有多突然，可以从一个细节看出来：连周恩来都不知道。
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离开了西安。
这意味着，即便是西安方面的重要盟友，也被这个决定甩在了身后。
张学良为什么要这样做，后世有过很多分析。
从他自己在1991年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来看，他认为亲自护送是对蒋介石的一种信任表达，也是为了证明西安方面送蒋回京出于诚意，而非软禁或陷害。
从更现实的角度看，张学良也可能预判到，如果他不亲自护送，南京的讨伐军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西安将面临一场代价高昂的军事冲突。
不管出于哪种判断，这个决定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他把杨虎城一个人留在了西安，留在了那个随时可能面临清算的局面中。
飞机落地南京，张学良即被扣押，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旋获特赦，但随即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软禁生涯。
这一判断，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任何人事前都能预料到的结果，却是张学良选择接受的代价。
而杨虎城，留在了西安。
【四】张学良走后：孤立无援的六个月与被迫出走
张学良离开之后，西安的政治格局骤然失衡。
从兵力上说，东北军约有25万人，十七路军只有约6万人。
张学良临走时留下手令，要东北军听从杨虎城节制，但实际上杨虎城根本无力指挥这支与自己平级的庞大部队。
南京方面也心知肚明，抓住这个空档，一边以军事压力向西安逼近，一边通过政治手段拉拢分化东北军各部。
张学良被扣押的消息传回西安，东北军内部大乱。
1937年1月5日，蒋介石正式以顾祝同、孙蔚如等人取代张学良、杨虎城原有的职务，从行政上彻底拆散了"三位一体"的格局依据。
更严重的打击来自1937年2月2日。
那天，东北军内部以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坚决主张开战营救张学良，他们闯入王以哲府邸，将张学良临时委任的东北军统领王以哲杀害，并在城内追杀所谓的妥协派。
这就是史称"二二事变"的东北军内讧。
何柱国军长当时躲在杨虎城公馆才幸免于难。
这场内讧直接把东北军打烂了，大批部队随即投靠南京中央军，少壮派头目孙铭九等人仓皇出逃，"三位一体"名存实亡。
杨虎城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处境。
一方面，南京要求他表态、要求他配合"善后"；另一方面，事变后的各方舆论已经把他推到了最显眼的位置上。
蒋介石事后曾对人说，应把杨虎城看作是西北"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这话既是对杨虎城作用的评价，也预示着他将成为最主要的清算对象。
就在这种极度孤立的状态下，杨虎城仍然坚持将"释张"列为与南京谈判的首要条件。
1937年元旦，他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官兵书》，明确提出"拥护张副司令出兵抗日"，在公开场合仍然维持着对"三位一体"格局的支持姿态。
1937年2月4日，他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联名发表《和平宣言》，拥蒋抗日，接受南京方案。
这份宣言是他以大局为重做出的妥协，但他自己对妥协的后果心里有数。
他曾在谈话中明确说过：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
1937年4月30日，蒋介石公开免去杨虎城全部军政职务。
1937年6月16日，蒋介石任命他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以此名义解除了他的兵权。
6月29日，杨虎城携夫人谢葆真、次子杨拯中及秘书一行，从上海乘坐美轮"胡佛总统号"启程，前往美国，随后辗转英、法、德等国。
出发之前，他在多方书信和电报中反复表达同一个意思：随时准备回国抗日，等待国家召唤。
这不是外交辞令，是他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道门。
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枪声响起，全面抗战开始。
杨虎城在欧洲坐不住了，立即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战，没有回音。
再发电报，依然如此。后经宋子文从中斡旋，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回信，称"弟意宜自动返国"。
这句话，后来被证明是一个陷阱。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
他在给宋子文的电报中写道："愿以戴罪之身效命前线，任何职务，任何阶级，皆所不计。"
三天后，他动身北上，辗转前往武汉，打算去南昌面见蒋介石。
然而戴笠早已在南昌布好了局。
军统特务队长李家杰带着三十余名便衣特务，加上一个宪兵连，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别墅里等着他。
而杨拯英多年后在追溯这段历史、翻阅当年军统档案时，看到了一份关于杨虎城回国时处置方案的文件记录——
当她读到戴笠给李家杰那道命令原文时，才真正明白父亲踏上那班飞机之前，已经注定走进了一张没有出口的网。
而在那份文件里，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细节，与张学良的那个决定直接相关，与父亲后来整整十二年的命运走向牢牢锁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