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出何方？去往何处？——不“东”不“西”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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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贰》

俄罗斯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它能使人神魂颠倒，也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那里永远可以期待意外事件的发生，它最能激起对其热烈的爱，也最能激起对其强烈的恨。

——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在大名鼎鼎的荷裔美国作家房龙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搞清过俄罗斯属于欧洲还是属于亚洲，在他的《房龙地理》中，俄罗斯受地理位置之影响，“人们甚至需要查看地图才知道它究竟是欧洲的一部分还是亚洲的一部分的国家”，“当然，最终你还得爬上乌拉尔山，在所有地图上，这儿都标明它是欧洲和亚洲的分界线。对那些首次扛着小木船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的俄国探险家们来说，此山并非真正的障碍”，离开了乌拉尔山，房龙建议你乘上牛车，再走半年左右，就可以抵达波罗的海。“你会惊奇地发现，你还没有离开那个宽广的大平原，就已经从太平洋到了大西洋。”

《三勇士》 瓦斯涅佐夫作

不知身出何方的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19 世纪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曾下了断言：“斯拉夫人从来不知道是由他们的领袖把他们从亚洲带到东欧的，但是他们的祖先生活在多瑙河畔的传说却世代相传，传说告诉他们：由于外敌的袭扰，他们被迫从那里向北方、而后向北部和东部迁徙。在多瑙河沿岸留下了斯拉夫人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遗址和其他明显的痕迹。”

根据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可知，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斯拉夫人的各个部族已经散居在欧洲中部和东部的平原上了。他们的居住范围西起易北河流域，东至顿河、奥卡河、伏尔加河上游地区，北起波罗的海地区，南达喀尔巴阡山麓。斯拉夫人是欧洲最为古老和庞大的部族集团，它是东欧绝大多数民族的“母亲”。但是对于斯拉夫人起源于何处这一问题，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他们起源于北欧的大森林之中，有人认为他们起源于欧洲南部的多瑙河流域，也有人认为他们起源于今天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一带。

斯拉夫人身材高大强壮，能忍受寒冷和饥饿，并且灵活机巧，擅长攻城掠地。西欧的一些民族往往谈斯拉夫人而“色变”，公元1世纪至2世纪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陀曾惊魂未定地写道，“他们没有固定的栖身之所，他们有盾，而且喜欢步行，矫捷善走”，以“劫掠为生”。这个时期的斯拉夫人居住在维斯瓦河流域，足迹还到达波罗的海沿岸。

早期斯拉夫人所定居的东欧平原是欧亚游牧民族活动的必经之处，因此斯拉夫人经常受到马萨格特人、萨基人、萨尔马特人、匈奴人和阿瓦尔人等游牧民族的袭扰。但斯拉夫人也经常进犯拜占庭帝国属下的多瑙河地区的领土，掠夺战利品和掳获战俘。在与拜占庭的经济交流和军事斗争中，斯拉夫人逐步接受了拜占庭较为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生产技能。到公元六世纪时，斯拉夫人已不仅是进犯拜占庭帝国的领土，而且开始定居在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之上了。斯拉夫人占领了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北部，直至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附近，甚至还深入拜占庭帝国的内陆腹地。公元7 世纪时，游牧的保加利亚人入侵多瑙河流域斯拉夫人的居住地，但最终被文化和经济方面占优势地位的斯拉夫人同化。从公元6世纪开始， 斯拉夫人各部族与拜占庭的经济交往和军事冲突越来越多，因此，在拜占庭的历史著作中就比较多地留下了对斯拉夫人各部族活动的记载。

从公元6 世纪起，斯拉夫部族集团已经开始分化。在拜占庭的历史著作中已经能把西斯拉夫人、南斯拉夫人和东斯拉夫人区分开来，他们称西斯拉夫人为“维涅德人”，称东斯拉夫人为“安特人”。东斯拉夫人居住在德涅斯特河和第聂伯河两河的下游之间，直至黑海沿岸以及更东的地区，从事农业、畜牧业和渔猎经济。他们已经会加工和使用铁器。他们居住的房子外墙用树枝或芦苇编成，并涂有泥土，而且集中居住的村落四周设有防御用的壕沟、土墙。东斯拉夫人在公元6世纪时还没有国家，其社会制度大体上处于由原始的氏族公社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时期，在东斯拉夫人的经济活动与日常生活中已经出现了奴隶，但都来源于战俘，即外族人，当时的社会道德标准禁止将本民族的成员变为奴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仍带有较浓厚的军事民主制的色彩，社会基本组织是氏族联盟，重大事件由部落会议(Вече，俄文音译“维彻”)讨论决定，遇到重大问题，如王公和重要职务的任免、战争与和平以及税收等。所有自由民皆可参与讨论，以拥护和反对方的呼喊声音高低作为简单的表决方式。拜占庭的历史学家普罗柯比乌斯记载：东斯拉夫人“不是由一个人独裁，而是过着民主的生活，凡属一切重大事情，均提交人民讨论”。

自公元7 世纪始，由于操突厥语的阿瓦勒人和哈扎尔人大举向西进军，迫使斯拉夫各部族开始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其中一支逐渐向西迁移，最后定居在维斯瓦河、奥德河和易北河流域，他们被称作西斯拉夫人，后来发展成为现今东欧的捷克族、斯洛伐克族、摩拉沃族、波兰族、匈牙利族( 马扎尔族)。东斯拉夫人也开始迁移，最东到达伏尔加河左岸和奥卡河上游流域，最西到达涅曼河右岸和布格河右岸，最北到达楚德湖、伊尔明湖地区，最南到达第聂伯河口地区和德涅斯特河流域。他们发展成为后来的俄罗斯族、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另外，东西斯拉夫人的部族都有大量人员向南迁移，涌入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成为南斯拉夫人，后来发展成为今天的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保加利亚族和部分阿尔巴尼亚族。

12 － 13 世纪所建谢尔基耶夫镇教堂群

东斯拉夫人部族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民族集团。据成书12世纪、被认为是俄国最早的历史著作《往年纪事》记载，东斯拉夫人共有三十多个部落，包括南部和西部地区的波利安人( 意即“草原居民”)，定居在第聂伯河中游，中心为基辅；波利安人以西居住着维累尼安人；其西北为德列夫里安人( 意即“林中居民”)，居住在第聂伯河支流普里庇亚特河流域以南地区，中心为伊斯科罗斯坦；居住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斯洛文人，中心在诺夫哥罗德；居住在奥卡河及其支流莫斯科河地区的维亚提契人；居住在第聂伯河左岸及其支流索日河流域的拉迪米奇人；居住在第聂伯河支流德斯纳河谷地带的塞维里安人，中心在车尔尼哥夫；居住在西德维纳河、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三条河流域上游的克里维奇人、波洛茨克人；居住在涅曼河上游的德列哥维奇人(“沼泽居民”)；等等。在公元10 世纪以前，东斯拉夫人各部族仍然处于流动和迁移的过程之中，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认为东斯拉夫人“在这个平原上并不是用繁殖的方法逐渐扩展的，不是分布开来，而是迁居各地，像飞鸟般从一端迁居到另一端，抛弃了住腻的地方，在新的地方居住下来。每迁居一次，他们就处在新的环境的影响之下，处在新地区的自然特点和新的对外关系的影响之下。每一次新的定居产生的这些地区特点和关系，都带给人民生活独特的趋向，独特的气质和性格”。因此，在公元8 世纪前东斯拉夫人各部落还处于彼此分散的状态。东斯拉夫人部落是后来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这三个民族的祖先，相近的血缘、地缘关系和长期的共同生活为上述三个民族奠定了历史、语言和文化亲近的基础。

俄罗斯民族作为东斯拉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大的一支，在公元9世纪前已处于形成过程的萌芽状态。伴随着东斯拉夫人社会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俄罗斯国家的建立和疆土的不断扩大，到17 世纪，随着全俄统一市场的形成，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意识最终产生并逐渐强化。“大约从这个时候起，国家经济生活中发生了缓慢而不经常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逐渐引起人们精神面貌的改变。民族觉醒表现在空前未有的俄国人民的政治运动中”，一个拥有共同语言、共同生活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心理的民族──俄罗斯民族形成了。“18 世纪中叶俄罗斯民族的一切特征……获得了自然的发展，后来进一步巩固起来”。

双头鹰将飞向何方？

由于靠近西方，历任沙皇政府在西方的影响和压力下，总能不失时机地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尤其是当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愈演愈烈，危及统治者政权的时候，求助于西方文化以有益于本国稳定，以强大的思想、措施乃至技术来调和社会秩序，往往成为俄国统治者的明智选择。但同时，由于专制主义的传统根深蒂固，沙皇在权力问题上又不肯让步，于是，改革便走向了反改革。反改革若不能持久，其结果不是引起人民起义、造成动乱，就是引发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不过，动乱或革命常常由于反抗者的落后、无知以及统治者的强大而遭遇失败，到最后还是建立了新的、进一步强化了的国家机器。俄国留里克王朝（862—1598 年）和罗曼诺夫王朝（1603—1917 年）覆灭后的情形如出一辙。这正是俄国地缘政治地位制约的结果。如是，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历程就表现为以下模式：改革—反改革—动乱或革命—国家机器的强化。

彼得大帝的夏宫

20世纪初，腐朽的沙皇专制制度终于被推翻，经过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反复论战，以及长期曲折而痛苦的实践，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获得了长足的生命力，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了。然而，由于教条式地理解“帝国主义腐朽论”和受到“两个平行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俄罗斯再次对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观念采取了封闭的态度。集权主义、暴力统治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新的政治体系中继续生根发芽，而且被苏联领导人及其统治集团进一步发挥。

20世纪90年代初，被各种矛盾折磨得疲惫不堪的苏联，最终在无奈中结束了自己的发展历程，退出了世界历史舞台。而作为苏联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在历史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再次面临着是去往东方还是西方的痛苦选择，“俄罗斯往何处去”仍然是俄罗斯人关注的话题和争论的焦点。

彼得堡伊萨基辅教堂精美的穹顶

独立之初的俄罗斯社会呈现出一种严重的亲西方情绪，“向西方一边倒”的“大西洋主义”一时占了上风。为摆脱经济困境，俄罗斯把希望寄托于经济的全面转轨上，叶利钦采取激进改革派主张的“休克疗法”。同时，俄罗斯领导人几乎对所有西方大国进行了旋风般的访问，所到之处无不强调俄罗斯要同西方国家建立伙伴和同盟关系，甚至不惜在削减核武器、对伊制裁和经济政治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但是，俄罗斯一厢情愿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其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仅西方的资金、技术援助可望而不可即，而且在外交方面，也常常被排斥于国际重大事务的决策之外；全盘西化的经济转轨并没有带来俄罗斯的全面复兴，相反地，国内危机却在不断加深。俄罗斯不得不重新考虑调整内政和外交策略。正是在这期间，以卢金和斯坦科维奇为代表的“新欧亚主义”思潮重新抬头，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赞赏和支持。他们认为，俄罗斯应当利用其地跨欧亚，包括多种文明、多种宗教的独特地位，在东西方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起到其他国家无法替代的协调作用，使俄罗斯再次跻身于世界“领导”行列。“俄罗斯代表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他们强调指出，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俄罗斯的进步和周边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上述思想的影响下，1992 年，俄罗斯政府提出，“东西方都应该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向西方一边倒”的策略被“东西方兼顾”的双头鹰政策所取代。

还是那位预言家房龙告诉人们：“时间将向我们展示这个由亚洲神秘主义与欧洲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光怪陆离的实验的具体结果。但是俄罗斯大平原将仍旧如故，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当然也会密切关注其发展，因为布尔什维克主义可能仅仅是个梦，但俄罗斯却是一个谁也不可忽视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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