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建平,在一家事业单位的后勤部门干了大半辈子,还有两年就要退休了。妻子六年前因病去世,女儿远在广州安了家,一年到头也回不来两次。
这六年里,我习惯了下班后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只有一百二十平米的三居室。开灯,烧水,下点面条对付一顿,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直到打瞌睡。
屋子里的空气常常是静止的,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我以为,我这辈子剩下的日子,也就这样如一潭死水般度过了。
直到三个月前,单位的同事苏琴搬进了我家。
苏琴比我小五岁,今年五十三。我们在同一个大楼里工作了十几年,平时见面也就是点头微笑,或者在食堂打饭时寒暄两句。她是个很体面、做事利落的女人,平时总是穿着剪裁得体的职业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单位里的人都知道她十年前离了婚,独自把儿子拉扯大,如今儿子在上海读研究生。
那天下午,我在单位楼下的花坛边抽烟,看到苏琴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抹眼泪。平时那个要强的女人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这让我有些无措。
走过去递了张纸巾,我才知道,她租住了五年的房子,房东突然要卖房,勒令她三天内必须搬走。那个地段的租金这些年涨得飞快,她又要供儿子读研,一时之间根本找不到合适又便宜的住处,急得情绪崩了盘。
不知是出于老同事的同情,还是我内心深处对那间常年空置的次卧感到厌倦,我脱口而出:“你要是不嫌弃,我家里还有一间空房,我女儿以前住的。你先搬过去应急,房租按市面上一半给就行。”
苏琴当时愣住了,红着眼睛看了我很久,最后咬了咬嘴唇,说了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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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开始了同居生活。
起初的日子,我们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彼此的边界。她是个极有分寸的人,把次卧收拾得干干净净,买菜做饭也总是坚持和我AA制。家里的卫生她包揽了大半,洗手间的台面上永远没有水渍,阳台上也多了一些散发着淡淡清香的衣物。
这种变化对我来说是微妙的。每天下班推开门,迎接我的不再是一室冷清和黑暗。厨房里会有抽油烟机轻微的轰鸣声,空气中弥漫着青椒炒肉或者排骨汤的香气。玄关处多了一双女士拖鞋,鞋柜上偶尔会放着一束她下班路上买来的便宜鲜花。
有那么几次,我坐在餐桌前,看着她系着围裙端着菜从厨房走出来,心里会莫名地生出一种恍如隔世的错觉。就好像时间倒流,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家又回来了。
但我立刻会把这种荒唐的念头压下去。我都五十八了,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人家只是租我的房子,我不能有那种为老不尊的龌龊心思。
后来我们渐渐熟悉起来,饭桌上的话也多了。我们聊单位的八卦,聊现在的物价,聊各自远在他乡的孩子。我发现,褪去单位里那层干练的外衣,苏琴其实是个很柔软也很容易缺乏安全感的人。她会因为儿子几天没回微信而整晚睡不好觉,也会因为在菜市场买到了新鲜便宜的鲫鱼而开心半天。
日子如同流水般平静地滑过,直到深秋的那个雨夜。
那天恰逢周末,冷空气骤然降临,窗外的秋雨下得又急又密,狂风扯着树枝拍打着玻璃。我因为白天吹了冷风,头有些疼,早早就洗漱完躺在了床上,手里拿着一本旧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屋外的雨声很大,掩盖了屋内的宁静。
大约晚上十一点多,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极其轻微的敲门声。
“老林,你睡了吗?”苏琴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我愣了一下。这三个月来,只要我关上卧室的门,她从来不会来打扰我,这是我们之间不言而喻的默契。
“没睡,怎么了?”我一边应答,一边披上外套,走过去拉开了门。
门开的那一刻,我的心猛地漏跳了一拍,随后便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慌乱之中。
站在门外的苏琴,没有穿平时那套得体严实的家居服,而是穿着一套浅粉色的纯棉睡衣。睡衣洗得有些旧了,软绵绵地贴在她身上。她没有化妆,头发略显凌乱地散落在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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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昏黄的走廊灯光下,她看起来那么单薄,那么脆弱,完全不是那个在办公室里雷厉风行的苏姐。那一瞬间,我作为一个五十八岁男人的某种保护欲和深深的怜惜,像被一阵风突然吹起的火星,瞬间在胸腔里燃烧起来。
“老林……”她看着我,眼泪又一次毫无征兆地夺眶而出,“我能不能……进去坐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