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骨灰盒比我想象中要轻很多，抱在怀里，像是一阵风就能吹走。我坐在灵车里，看着车窗外绵延不绝的阴雨，脑子里始终是一片空白。晚晴就这么走了，三十四岁，从查出胃癌晚期到离开，只用了短短七个月零九天。
处理后事的那几天，我像个提线木偶，别人让我磕头我就磕头，让我答谢我就答谢。真正忙前忙后、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是晚晴的妹妹，我的小姨子，晚宁。
晚宁是个标准的职场女强人，自己开着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身价早就过了千万。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西装，戴着墨镜，踩着平底皮鞋在殡仪馆里穿梭。交费、选墓地、订答谢宴，刷卡时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和晚晴结婚七年，只在逢年过节时和晚宁一起吃个饭。在我的印象里，她永远在接电话，永远在谈几十上百万的单子，哪怕是大年三十的饭桌上，她的手机也会时不时亮起。
我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我只是个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拿着死工资，晚晴生前在图书馆工作，我们俩加起来的收入，可能还不够晚宁买两个包。
晚晴在世时，曾多次试图拉近我和她妹妹的关系，但我总是觉得别扭。晚宁气场太强，看人时目光锐利，似乎总带着一种商业谈判时的审视。所以，除了寒暄，我们几乎没有其他交流。
葬礼结束那天，宾客散尽。墓园里只剩下我和晚宁。她站在墓碑前，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姐姐的照片，然后转过身，从包里掏出一张卡递给我。
我愣了一下，没有接。她语气平静地说，这里面有五十万，算是把之前姐看病的钱补上，你一个人以后日子还长，留着防身。
我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不用了，看病的钱我们自己有积蓄，没借外债。你留着吧，公司运转也需要钱。”
晚宁举着卡的手僵在半空中，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她似乎想说什么，但看着我颓废的样子，最终还是把卡收了回去。她转身走向那辆黑色的保时捷，拉开车门时停顿了一下，回头对我说：“有事给我打电话。”
我点了点头，看着她的车尾灯消失在雨幕中。我以为，那大概是我们这辈子最后一次交集了。晚晴是连接我们唯一的纽带，如今纽带断了，我们自然会回到各自的轨道上，继续过两条平行的生活。
回到那个空荡荡的家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万念俱灰。玄关处还摆着晚晴没来得及收起来的棉拖鞋，阳台上的绿萝因为无人浇水已经有些发黄，冰箱里甚至还有半瓶她吃剩下的辣椒酱。我坐在沙发上，从白天坐到黑夜，连灯都没有开。
随后的三个月，我活成了一具行尸走肉。学校那边我请了长假，每天唯一的活动轨迹就是在卧室和客厅之间游荡。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吃饭，饿极了就抓一把饼干，或者泡一碗面。晚晴的衣服还挂在衣柜里，我甚至不敢去碰，生怕破坏了上面残留的洗衣液的味道。
一天傍晚，门铃突然响了。我本来不想理会，但按门铃的人显得极有耐心，一声接一声，固执得让人心烦。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去打开门，愣住了。
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晚宁。
她手里提着两个大号的超市购物袋，没等我开口，便径直挤了进来。她换上鞋，把东西放在餐桌上，转头打量着屋子。原本温馨的家已经被我造得像个垃圾场，外卖盒、泡面桶堆在茶几上，地上到处都是灰尘。
晚宁的眉头皱得死紧，但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挽起袖子，开始收拾茶几上的垃圾。
我呆立在原地，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干涩地问了一句：“你怎么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