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创作评论】中国动物科普创作：在历史与未来之间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动物资源之一，从甲骨文中对鸟兽虫鱼的分类雏形到《诗经》“关关雎鸠”的记载，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了对动物的观察与记述。动物科普创作是一座桥梁，连接了物种的生存现实与大众的感性认知，其发展呈现出清晰的阶段性特征。

一、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动物科普创作的特征

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已记载了百余种动物，《尔雅》更设“释虫”“释鱼”“释鸟”“释兽”等篇，构建了朴素的动物分类体系。这些典籍中的记载，多与农事、医药、文化象征相连，同时关注动物的实用价值和伦理地位。但受限于时代，其直观想象成分多，科学研究不足。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西方近代动物学知识通过传教士、翻译著作和新式学堂系统传入。现代意义上的动物科普创作，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萌芽。文坛先贤如叶圣陶、郑振铎、冰心、周建人等，不仅是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也是科学普及的先行者。叶圣陶的《稻草人》被鲁迅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其中对自然与社会的观察已初具科普的现实关怀。周建人参与编纂《复兴自然教科书》，开创了“科学中国化”的先河，创造性地将二十四节气等本土知识体系融入科学教育。及至顾均正创办《科学趣味》杂志，贾祖璋撰写《生物素描》《萤火虫》等科学小品，一种用文学笔调讲述科学知识、兼具趣味与思辨的“科学小品”文体逐渐成熟，成为中国科普的一大特色。此时期的动物科普，内容上侧重基础生物知识的传播和生产实践的指导，风格严谨而质朴。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动物科普创作迎来了真正的春天。其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战略，公众对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关注空前高涨；二是科研队伍壮大，大批一线科学家，有感于知识“锁在象牙塔”的局限，主动投身创作，我本人就是这样；三是传播媒介革命，从图文书籍到纪录片、融媒体节目，创作形式极大丰富；四是民间自然爱好者数量迅速增加，使得自然博物类创作更加丰富多彩，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中国动物科普创作的思想流变，从以人类为中心的功利性认知，转向对生命内在价值的尊重，最终迈向对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深刻体认。

传统动物知识多源于农耕文明的生产生活需求。无论是《齐民要术》中记载的畜牧经验，还是古籍中驱蝗护鸟以保收成的法令，其核心思想是辨识动物特性并加以利用或规避。这种“为人所用”的视角，是认识的初始阶段。另外一个层面，中国文人赋予了动物独特的文化内涵，这是与实用视角并行的。梅妻鹤子、松鹤延年、鲤鱼跃龙门……动物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寓意和情感寄托。

二、当代动物科普创作者的使命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尤其是和动物相关的生态学、保护生物学等学科的引入与发展，促使中国动物科普创作的内涵发生了质的飞跃。当代中国的动物科普创作，其核心价值与时代使命愈发鲜明。它已成为连接前沿生态学研究与公众环境意识的关键桥梁，是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软实力”。科普的重点从“它们是什么”“它们有什么用”，转向了“它们的生存状况如何”“我们如何与它们共存”。例如，我在《西域寻金雕》（科学普及出版社2014年版）、《雪豹下天山》（科学普及出版社2015年版）、《红唇美猴传奇》（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版）中揭示金雕、雪豹、滇金丝猴等濒危动物的生存智慧的同时，必然要揭示其面临的栖息地破碎化威胁，希望唤醒保护意识，推动生态正义。

科普应当在物种多样性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2025年，在第十二届中国西部动物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曾论述濒危物种“三位一体”保护模式，是指将科研、科普与智库报告（政府咨询）三者深度融合，形成协同作用的濒危物种保护模式。科研是起点，深入的科学研究是了解物种、发现问题的基础。科普是桥梁，一方面，它将深奥的科研成果传递给公众，提升保护意识；另一方面，公众的反馈和关注也能为科研指明方向、汇集资源。智库报告是出口，基于扎实的科研和广泛的公众共识而形成的政策建议更具说服力和可操作性，能更有效地推动保护措施落地。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升华，超越了单纯的物种保护，强调人类与野生动物、植物、微生物共处于一个紧密关联的生态系统之中，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我曾在《光明日报》撰写文章《野生动物，它们也在守护人类》：“人们对野生动物的感情总是有些矛盾——一方面，觉得它们弱小、无助，需要人类的保护，同时，人们也认识到野生动物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的保护力度逐渐加强；另一方面，又觉得有点恐惧，毕竟，无论是非典型肺炎，还是近几年肆虐的新冠肺炎，病毒的原始宿主都是野生动物。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野生动物其实也在守护着人类，是抵御病毒侵袭人类的一道屏障。”

科普创作可以塑造面向未来的生态文明伦理。优秀的动物科普应超越功利性的保护宣传，致力于引导公众建立一种基于生态整体观的价值观。它讲述的不仅是某个物种的存续，更是关于栖息地、食物链、气候变化以及人类在其中位置的复杂故事。它倡导从“人类中心”到“生命共同体”的视角转换，这与我国大力弘扬的生态文明理念高度同构。

在我看来，卓越的科普工作，应是以传递确凿的科学知识为基石，进而迈向培养严谨的科学思维，最终抵达塑造理性、求真的科学精神与价值观的巅峰，概括来说，就是“科普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是知识的准确抵达。这是科普最基础，却至关重要的层面，构筑认知的基石。我的《滇金丝猴生活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对滇金丝猴的习性、生存策略的描绘，无不建立在坚实的野外观察与科学研究之上。可靠的事实是一切讨论的起点。失去准确性，科普便如空中楼阁。不过，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单纯的知识灌输已远远不够。当公众能轻易搜索到无数答案时，科普人若仅满足于充当“知识的搬运工”，其价值必将日渐式微。

第二重境界，是科学思维的授之以渔。比传授结论更重要的，是揭示科学得出结论的过程与方法。优秀的科普应如一位向导，带领公众亲历质疑、观察、求证、推理的逻辑之旅。我在讲座与文章中，常关联社会热点，其目的绝非简单揭晓答案，而是示范一种思考方式——如何像科学家一样提问与论证。例如，阐释生态位概念时，将复杂的生态学思维，转化为可理解的现实逻辑。这重境界的目标，是赋予公众一双“慧眼”，使其能在纷繁信息中自行辨析真伪，获得终身受益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第三重境界，是精神的化育与价值的引领。这是科普工作最高远，也最深刻的追求。它超越了知识与方法，关乎科学何以成为科学的内在品格：那是对真理的纯粹热爱、对未知的无畏探索、对事实的绝对尊重，以及基于理性的人文关怀。我在讲述金丝猴或雪豹的故事时，是在表达对生命奇迹的敬畏与对万物平等的倡导；我通过展示科研工作者在极端环境中的坚守，诠释了何为科学家精神。这重属性旨在抵御社会的功利与浮躁，播种下理性、求真、合作的种子，最终塑造一种尊崇科学、相信理性、负责任的社会文化氛围。

“科普三重境界”论，是一个动态衔接、相互滋养的有机整体。知识是构建思维大厦的砖石，思维是淬炼和运用知识的工具，而精神则为整个求知过程提供了最深层的动力与伦理坐标。科普工作从一种单向的、浅层的“知识副业”，转向为一项关乎民族思维品质与文明底蕴的“价值主业”。

当前，中国动物科普创作的繁荣景象，是由一群背景多元的创作者共同绘就的，大致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科学家领衔的“硬核科普”。这是我所属的群体。我们拥有扎实的科研训练和一线野外工作经验，能确保科普内容的精准与前沿。如，我的《鸟国：动物学者的自然笔记》（科学普及出版社2016年版）直接脱胎于多年的科考经历。我们的优势在于科学性，能将最新的研究成果、最真实的野外故事带给公众；挑战则在于如何将“行话”转化为大众能够理解的“白话”，这需要完成从科学家思维到传播者思维的转换。

第二类是专业作家与媒体人主导的创作。他们拥有敏锐的受众洞察力和高超的叙事技巧，擅长将复杂的科学知识包装成引人入胜的故事，通过大小知识点串联、强化故事性与趣味性，实现有效的跨屏传播。从《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到各类自然纪录片团队，他们保证了科普产品的传播效力和艺术水准。他们是科普产品的“金牌编剧”和“资深导演”。

第三类是跨界融合的“新生力量”。这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群体，包括自然摄影师、艺术家，甚至资深“驴友”和观鸟爱好者。他们或许没有系统的科学背景，但凭借对自然深沉的热爱、独特的艺术视角或长期的实地观察，贡献了极具个性与感染力的作品。他们的加入，极大地拓展了动物科普的表现形式，为这一领域带来更多情感温度。

这三股力量日益交融——科学家为创作注入灵魂（科学性），作家和媒体人为其塑造形体（可读性），跨界者为其增添光彩（艺术性与亲和力），三者共同奏响了中国动物科普的华彩乐章。

四、中国动物科普创作展望

站在新的起点，中国动物科普创作前景广阔，但也面临挑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向持续深耕：

一是深化科学内涵，避免娱乐化、浅薄化。在追求“有趣”的同时，必须守住“科学求真”的底线。动物科普不是简单的“卖萌”，其内核是严谨的科学精神。创作者需要不断学习，跟上动物行为学、保护遗传学、宏观生态学等学科的最新进展，为公众提供经得起推敲的知识盛宴。

二是发挥中国动物科普创作最独特的优势与魅力，与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度结合与创造性转化。从文化基因中汲取养分，构建具有中国气派和东方智慧的生态叙事。我们所拥有的与动物相关的文化遗产历史悠久、传承有序、内涵丰富。创作者要从古代典籍、农耕智慧、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汲取养分，用全球公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中国独特的生态故事与生存哲学。这是文化自信的体现，也是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

三是激活古典文学与哲学中的生态意象。我们的文化宝库中充满了对自然的诗意凝视与哲学思考，创作者可以加以利用。比如，我的《一鸟一世界：鸟国奇趣之旅》（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年版），将鸟类世界“人格化”。基于野外考察的真实经历和科研背景，巧妙地借用“王、侯、僧、隐、医、儒、勇、情、智、丐”这10个源自人类社会的标签，为约50种鸟类分门别类，构建了一个与人类社会类似的鸟类国度。这种构思旨在打破人类对鸟类的传统误解（如“鸳鸯忠贞”等文化印象），引导读者以平等、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鸟类世界。

四是挖掘民俗与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智慧。许多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农谚节气中，都保留了古人观察自然、与万物相处的朴素智慧。例如，云南作家可结合当地特色，在创作中融入“草木染”等传统物象。

五是注重现实关联。动物科普创作应当积极回应野生动物保护、生物安全（如人兽共患病）、国家公园建设、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议题，通过有深度、有温度的科普，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夯实民意基础。

中国动物科普创作是充满希望的事业。因为我们所讲述的，不仅是飞禽走兽的奥秘，更是我们对这颗星球的理解、尊重与责任。当越来越多的公众通过我们的作品，开始关心窗外鸟类的名字，思考盘中“野味”的代价，理解保护一片栖息地的深远意义，我们所播下的种子，终将生长出一片更具生物多样性与文明包容性的茂密森林。而这，正是所有科普创作者负重前行时，心中最亮的灯塔。

通信作者：

赵序茅，兰州大学生态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保护生物学。

本文转自《科普创作评论》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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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齐　钰

审核：邹　贞

终审：陈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