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鲁迅日记》《两地书》《许广平·最后一天》《鲁迅全集》百度百科·鲁迅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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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天色还没有完全透亮。
二楼的卧室里，许广平已经守了整整一夜。
她坐在床边的木椅上，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床上那个人。
鲁迅的呼吸越来越浅，每一次胸口的起伏，都像是在和什么东西做最后的较量。
屋子里只有挂钟的摆动声，一下，一下，把夜的寂静切成一段一段的。
凌晨五点刚过，床上的人忽然动了动。
许广平立刻俯下身，把耳朵凑到他嘴边。
鲁迅竭力睁开眼睛，攥住了她的手，用极其微弱却咬字分明的声音，把一句话送了出来。
就是这句话，让许广平在这间昏暗的卧室里，第一次当着他的面，无声地哭了出来。
1936年，鲁迅五十五岁，与许广平携手走过了将近十年的共同生活。
外面有人说，他们晚年感情已经淡了，鲁迅常在深夜独自枯坐，对许广平日渐冷淡。
然而，当许广平把鲁迅临终前那句话完整地记录下来之后，所有读到这句话的人，都久久无法释怀，再也说不出"感情淡薄"这四个字了。
那句话里藏着的东西，远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沉得多，也重得多，让无数人读完之后，在心里压了很久，很久，始终放不下来。
1925年3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的一间课室里，下课的铃声刚刚响过，同学们陆续收拾书包往外走，许广平却留了下来。
她走到讲台前，对着正在整理讲义的鲁迅开口说道："先生，我有个问题，课上没来得及问。"
鲁迅抬起头，看了她一眼，说："说。"
"先生讲的那些，我听完心里反而更堵了。"
许广平把书抱在胸前，站在原地，"我们这些人，读了书，明白了道理，可出去之后，还是要被那些道理以外的东西压死。读书，到底有什么用。"
鲁迅把讲义放下，沉默了片刻，说："你自己觉得有没有用。"
"我是在问先生。"
"我要是知道答案，我就不在这里教书了。"
许广平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出来。
这个回答，和她预期里一个先生应该给出的话，差了十万八千里。
这一天之后，许广平提笔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信里没有客套，没有铺垫，开门见山谈的是她对那个时代、那种处境的困惑，谈她觉得自己在哪里走不通，谈她想要什么样的答案，却找不到任何地方去要。
她在信的结尾写道，不知道先生愿不愿意回这封信，如果觉得这些问题太蠢，不回也没有关系。
鲁迅收到信，当天就回了。
信里写道，他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给她，但她提的这些问题，他自己也问过，还没问完，还在问，既然还在问，那就继续问下去，问本身，就已经不是蠢事。
就这样，一来一往，停不下来了。
两人的通信越来越密，话题从最初的学业与社会问题，渐渐延伸到彼此更私密的内心世界。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里，用了一种他在别处极少使用的语气——不设防，不拿腔拿调，把自己真实的疲惫和困惑摊开来写。
他谈自己长年累月在黑暗里摸索的感受，谈自己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失望与期待，也谈到了自己生活里那些压在心底、平日里绝口不提的事情。
有一封信里，鲁迅写道，他有时候觉得自己写的那些东西，像是在黑暗里喊话，喊完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见，喊着喊着，有时候自己也不确定，这喊声究竟是要给别人听的，还是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在。
许广平收到这封信，当天回信说："我听见了。"
就这三个字，鲁迅在回信里沉默了很久才落笔，写道，知道了，那就继续喊。
这批信后来经两人共同整理，于1933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题为《两地书》，收录信件共一百三十五封。
书出版之后，读到的人都能感受到，这不只是一段师生之间的通信，这是两个在同一个时代里彼此找到的人，用文字把对方留住的过程。
1925年这一整年，北京女师大校园里的风潮愈演愈烈，学校当局与学生之间的冲突一再升级。
许广平是学生运动里的积极参与者，站在最前头的那一批人里有她。
鲁迅在这件事上公开表态支持学生，为此与教育当局正面交锋，最终丢了教育部的职务。
事情闹到最激烈的阶段，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里写道："先生，这一次，我们怕是真的站在对的地方了，但好像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鲁迅回信："对的地方，往往是最危险的地方，这不稀奇。稀奇的是，还有人愿意站在那里，不走。"
这段经历，让两个人之间的联结从书信层面进入了现实层面，他们不再只是在信纸上谈论抽象的问题，而是在同一件具体的事情里，肩并着肩站到了一起。
这件事对许广平来说，是一次彻底的确认——这个人，和她是一路人。
1926年8月，鲁迅接受厦门大学的邀请，离开北京南下，赴厦门任国文系教授。
许广平在几乎同一时间离开北京，回到广东，在广州培正中学谋得了一份教职。
临行前，两人在北京见了最后一面。
许广平说："先生，厦门和广州，不算太远。"
鲁迅说："信还是照写。"
"那是自然。"
火车站的月台上，人来人往，两个人各自提着行李，站在人群里，没有再多说什么。
许广平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到这一幕，说，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一时不知道从哪里说起，最后就什么都没说，就这么各走各的了。
分开之后，信件比在北京的时候更密。
鲁迅在厦门的生活并不舒适，宿舍条件差，气候闷热，学校里的人情世故让他疲惫，夜里睡不着，就坐起来写信。
他在给许广平的信里毫不掩饰地写道，厦门这个地方让他感到处处陌生，唯一让他觉得还能撑下去的事，是还有信可以写，还有人在等他的信。
许广平收到这封信，回信说："先生写信的时候，广州这边也还没睡。"
鲁迅回信："你也失眠。"
"不是失眠，是等信。"
这封信鲁迅收到之后，在回信里破例写了很长，把厦门这段时间所有积压的感受都倒了出来，最后写道，知道广州那边有人在等，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让厦门的夜不那么难熬了。
1927年1月，鲁迅离开厦门，抵达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此时已在广州，两人在这里正式汇合。
在广州重新见面的那天，许广平在后来的回忆里写道，鲁迅下了船，走过来，两个人站在码头上，谁都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就那么站了一会儿。
但那种感觉，她说，就是知道了，这个人，以后就是一起走的了，不会再分开了。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抵达上海，在景云里落脚，开始了两个人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生活。
搬进来的头几天，许广平把新住所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
鲁迅在旁边看着，说："书架那面墙留给我，其他的你来安排。"
许广平说："书放哪边，先生来定，我怕放错了。"
"窗户旁边，采光好，查东西方便。"
"那睡觉的地方就挪到另一边了。"
"行。"
就这样，两个人把这个地方变成了家。
没有仪式，没有声明，就是这样搭起来的，两个各自带着行李和书稿的人，把东西往屋子里一放，日子就开始了。
上海的生活，外人看来平淡，里头却装着许多细节。
许广平把家里日常的一切全部接了下来——三餐、采买、往来信件的整理，以及鲁迅文稿的誊抄。
鲁迅的字迹潦草，赶稿子的时候尤其厉害，常人很难辨认，许广平却久而久之练出了辨认他笔迹的本事，写了什么，改了哪里，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来，几乎没有出过错。
有一回，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许广平端了一碗热汤过来，放在书桌旁边，没有说话，转身要走。
鲁迅头也没抬，说："放着，等一会儿喝。"
许广平站在原地，说："先生，上午那碗，我是放凉了才知道你没动过。"
鲁迅停了笔，转过头，把汤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说："烫了。"
"我刚热的，当然烫，稍微等一下。"
鲁迅把汤放回去，重新拿起笔，说："知道了。"
许广平把那碗上午没动过的冷汤端走，没有再说什么。
这样的事情，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这些年里发生过很多次，她早就摸清楚了他的规律——催没有用，放在那里才有用，等他自己注意到了，自然会停下来。
鲁迅在上海这段时期，写作量依然庞大。
杂文、翻译、编辑，加上各方约稿和往来通信，每天能真正安静坐下来写东西的时间，反而是夜里。
他有一个习惯，夜里写到最专注的时候，会把台灯拨亮，整个人向前倾，几乎把脸贴到稿纸上去。
许广平每次走进书房，看到他这个样子，就知道不要出声，先退出去。
1929年9月27日，周海婴在上海出生。
孩子出生的那天，鲁迅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字迹比平日里工整许多。
过了几天，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里提到这件事，用的语气，是他平日里极少在信里流露的那种——有一种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但同时又被另一种什么东西托起来的感觉。
周海婴稍大一些之后，鲁迅会带着他和许广平一起去看电影。
上海的电影院在三十年代已经相当普遍，各类外国影片和国产影片轮番上映，鲁迅是这些影院的常客，他的日记里关于电影的记录从不间断。
有一回，许广平在整理鲁迅的日记，翻到某一页，停下来，说："先生，你这个月看了五次电影。"
鲁迅说："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我就是数了一下。"
"下次你去数海婴吃了多少颗糖，比数这个有意义。"
许广平忍着笑，低头继续整理。
除夕夜，鲁迅有时会带着周海婴爬上楼顶放烟花爆竹。
上海的除夕夜声响很大，弄堂里四面八方都是炮仗声，楼顶上能看见附近几条街同时升起的烟火，在夜空里炸开，一层一层地散开来。
海婴每次站在楼顶上，都要把脑袋仰得高高的，盯着天上看，一声响一声惊叫，鲁迅就站在他旁边，一言不发地陪着他看完。
许广平在楼下等着，听见楼顶上孩子的笑声，跟着在心里也笑了。
这些日常，是鲁迅在那段岁月里留下的最真实的一面，与他在杂文里的那个形象，相差很远，却是真实存在过的。
1930年之后，鲁迅的身体状况开始明显变差。
肺病的症状愈发明显，持续的咳嗽和低热开始在他的日常里占据越来越大的分量，体重也在逐年往下掉。
许广平为此多次催促他去看医生，但每一次的结果，几乎都是一样的。
有一天，许广平拿着一张写好地址的纸条走进书房，说："先生，今天下午，我陪你去看病。"
鲁迅没有抬头："我知道，过几天去。"
"你上次也说过几天，上上次也是。"
"这次真的过几天。"
"先生。"许广平把那张纸条放在稿纸旁边，"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是什么情况。我不跟你说什么大道理，就一句话，海婴还小。"
书房里安静了一会儿。
鲁迅把笔放下，看了那张纸条一眼，说："明天去。"
第二天，他真的去了。
但看病这件事，始终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药拿回来了，不一定按时吃，医生叮嘱的休息，更是基本不听。
许广平管不住他，劝了多少次，结果都一样，她能做的，也只有把药摆在他看得见的地方，其他的，管不了。
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事爆发，炮火波及上海北区，鲁迅一家被迫离开住所，辗转借住于友人家中，前后转移数次，历时月余，直至局势稍稳才重新安顿下来。
那段颠沛的日子里，有一天夜里，借住在友人家中，海婴睡着了，许广平坐在窗边，低声问鲁迅："先生，你觉得，我们还能回去住吗。"
鲁迅沉默了一会儿，说："会回去的。"
"你确定吗。"
"不确定，但是，会的。"
许广平靠在椅背上，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窗外夜色里的上海，没有再问。
那段时间，她自己心里有多少忐忑，从来没有在鲁迅面前细说过，她知道，说了也解决不了什么，能做的，只有等。
1933年4月，鲁迅一家迁入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定居于此。
这是一栋三层砖木结构楼房，地处租界范围之内，周围相对安静，比之前住过的地方都更适合安家。
鲁迅的书房在二楼，房间不大，书架沿墙排开，桌子对着窗户，窗外是弄堂里的梧桐树，到了秋天，叶子会一片一片地往下落，把弄堂铺得黄灿灿的。
搬进来的那天，鲁迅站在二楼书房的窗边，往外看了一会儿，说："这里比景云里安静。"
许广平在旁边说："书架先生自己来排，我不敢乱放。"
"书架我来，其他你安排。"
"好。"
大陆新村9号，成了他们最后的家。鲁迅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三年多时间。
这三年多里，有一件事始终压在他心里，从未解开过，而这件事，与许广平无关，却与她的整个余生，深深地缠在了一起。
外面一直有人说，鲁迅晚年情绪低沉，对许广平愈发冷淡，两人感情大不如前。这种说法流传颇广，但追究起来，依据并不充分。
鲁迅晚年确实话少了，深夜里有时候会在书桌前枯坐很久，烟一根接一根，不写东西，就那么坐着。
许广平走进去，看见他那个样子，有时候问他在想什么，他只是摇摇头，说没什么，让她先去睡。
但这种状态，更多来自他身体的衰败，和心里积压已久的另一件事——北京的朱安。
1906年7月，鲁迅奉母亲鲁瑞之命，从日本回到绍兴老家，与朱安完婚。
朱安，1878年生，浙江绍兴人，是家族为鲁迅安排的妻室。
这桩婚事完全由家族包办，鲁迅对此没有意愿，但在那个年代，以违抗母命的方式拒绝这桩婚事，代价是他当时无法承担的。
婚礼办完，鲁迅很快再度离家，此后长期在外，与朱安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
朱安在绍兴老家守着，后来随鲁瑞迁居北京，住在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再后来迁至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
无论住在哪里，她的日子都是一个人过的。
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开始共同生活之后，每月定期汇钱回北京，维持朱安的日常生活，从未间断。
这件事许广平知道，也从来没有在这件事上说过什么。
大陆新村9号里，有一个夜里，鲁迅写稿写到很晚，许广平端了茶进来，看见他没有在写东西，只是坐在那里，对着窗外发呆，手里的烟已经燃到了头，烫到手指才察觉。
许广平把茶放下，说："先生，烫了。"
鲁迅看了一眼手指，把烟蒂按掉，没有说话。
许广平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过了一会儿，轻声说："你又在想北京的事情。"
鲁迅沉默了片刻，说："她一个人，没有孩子，身边也没有人。"
许广平没有接话。
"我每个月寄钱过去，但那有什么用。"
鲁迅低下头，"我给不了她一个正常的日子，这件事，是我亏欠她的，还不清楚的。"
这句话说完，书房里安静了很久，两个人都没有再开口。
许广平没有说任何宽慰的话，因为她知道，宽慰解决不了这件事。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没有解法，只能压着，一直压着。
那天夜里之后，鲁迅很久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但许广平知道，那件事从来没有从他心里搬走过，只是他不说出来，两个人都把这件事压在最底下，继续过日子。
1936年，鲁迅的病情急转直下，体力快速流失，进入秋天，已经明显撑不住了。
10月17日，鲁迅完全卧床，无法起身。
许广平把卧室里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夜里她自己守着，白天有人轮流照看。
海婴那段时间被安排在楼上，许广平不让他总往卧室里跑，她怕孩子看见父亲这个样子，心里留下什么。
10月18日下午，许广平坐在床边，鲁迅忽然睁开眼睛，看着她，低声说："海婴呢。"
许广平说："楼上，睡着了。"
"让他好好睡，别叫他下来。"
"好。"
"你也去睡。"
许广平说："我不困。"
鲁迅没有再说话，把眼睛闭上了。
许广平守在那里，一直守到深夜，守到凌晨。
屋子里只有他的呼吸声，越来越浅，越来越轻，轻到让她每一次听见，都要屏住自己的呼吸，才能确认那声音还在。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会在沉默里慢慢离去的时候，鲁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忽然开口说了话，说出了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那几个字。
而许广平把这几个字，原原本本地记了下来，此后数十年流传开去，让所有读到它的人，都在那一刻沉默了下来，久久没有办法开口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