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日本特务三次暗杀于学忠,结果毒药和杀手都送到了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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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于学忠回忆录》、抗日战争纪念网·于学忠简介、百度百科·于学忠词条、《何梅协定》相关史料、《1933年中国大事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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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1933年。

日本驻屯军的士兵骑着军马,大摇大摆地在中国界内横冲直撞,随意踢开街边的摊贩,拦下路人翻包搜身,在河北省政府大门口当众小便,连个遮挡的意思都没有。

稍微有胆子的岗哨上前制止,对方直接抬手把卡宾枪抢了过去,大笑着扬长而去。

整个天津城,从南开到河北区,弥漫着一种说不清楚的窒息气息——不是战争的气息,是欺负人的气息。

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日本驻屯军武官柴山,两个人联袂登门,坐到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对面。

来的目的不复杂:拉于学忠入伙。

名目叫"华北自治",包装得冠冕堂皇,实质是要把河北从南京政府手里切出去,由日方来主导。

话说得不算难听,两个人也摆出了足够客气的姿态。

于学忠一个字没接,把两个人打发走了。

这扇门关上之后,天津日本特务机关那边的运转方向变了——从拉人变成了杀人。

三次,三套方案。

每一次,都在最后那一步断掉了。

而当最后一包毒药被完整地送到于学忠手里,当他沉默地把那个包裹放在桌上看了很长时间——没有人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

他接下来做的那个决定,不是任何人能预料到的,而这个决定一旦走出去,整件事的走向,便彻底拐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一】此人为何非死不可

于学忠,字孝侯,1890年生,山东蓬莱人。

他父亲于文孚是北洋毅军宋庆部将领,跟张作霖有旧——当年正是于文孚把张作霖从一个在辽西打转的土匪头子收了起来,提拔成哨长,两家算是有渊源的。

于学忠本人1908年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1911年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之后从北洋左军排长、连长干起,历经直皖战争,跟着吴佩孚在湖北、四川一线混战多年。

1923年接任第十八混成旅旅长,1927年下野后投奔张作霖、张学良麾下,担任东北军第二十军中将军长。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主力撤入关内,1932年8月,于学忠正式出任河北省主席,兼北平军分会委员。

1933年6月,又兼任了天津市市长,手底下握的是东北军第五十一军。

这支部队是东北军里出了名的能打,从东北带出来的老底子,历次整编下来保住了建制和基本战斗力,比不少中央军的部队都要扛得住。

日本驻屯军在天津驻扎已久,从辛丑条约算下来,驻兵权有正式条约依据,但这批人的行事方式,早就远超条约的范围。

1931年3月,土肥原贤二正式出任天津特务机关长,把天津日租界当成了一个小型的阴谋策源地,从拉拢、收买、组织便衣队制造事端,到往更高一层的"华北自治"布局,一套一套地推进,从来没有停过。

于学忠出现在这个棋盘上,成了日方最大的变量。

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他不接茬。

土肥原贤二和驻屯军武官柴山亲自登门,说的是"华北自治"的事,于学忠当面拒绝,一个字没给对方留面子。

土肥原在华北的多年经营里,见过的软骨头不少,碰上这种直接顶回来的,确实少见。

第二,他动了真的。

1932年8月,五千日本驻屯军把大炮和坦克拉到河北省政府门口,打着"阅兵"的名号挑衅。

于学忠让二十名士兵把手榴弹和炸药包捆满全身,横着躺在省政府门口的水泥地上——你要进来,先踩过这堆人试试。

日军大炮对着一排随时能炸响的肉盾,进退两难,最后悻悻收兵。

这不是表演,是真的准备豁出去的那种姿态。

第三,他把日方的施压行为认真记录在案。

日军士兵多次骑马冲入中国界内横行,抢夺岗哨武器,于学忠每次都向日租界驻军正式提出抗议,一封接一封地发出去,留着备案。

这种有意识留存痕迹的做法,说明他不只是靠血气应对,他在下一盘稍微长远一点的棋。

这三条放在一起,日方的处置逻辑就清晰了——拉不动他,那就清除他。

于是,白坚武和何庭流被推到了前台。

白坚武,曾任吴佩孚的政务厅厅长,北洋时代在政军两界都有人脉。

他和于学忠早年都在吴佩孚麾下效力,私下还有过结拜兄弟的交情。

但北洋时代过去后,白坚武越混越落魄,手里没兵,位子也没了。

于学忠身居高位,多次拒绝了他举荐亲信进省府做官的请求,两人关系早就撕破了。

1933年初,白坚武通过日本特务何庭流的引荐,正式跟日本方面接上了线,拿日方的钱,开始在天津替日本人做中间人。

何庭流的身份是天津市政府外事秘书,这个位子让他方便地接触各方情报,又不容易引起注意,是传话和中转的理想角色。

两个人搭档,成了日方在天津针对于学忠的主要操盘手。



【二】白坚武的第一刀——三千大洋买来一包毒药

白坚武接了日方的任务,头一件事就是找进于学忠内部的路子。

他摸了一圈,锁定了一个人:第五十一军的司号官傅鉴堂。

这个人长期在于学忠的部队里活动,有接触于学忠本人的机会,知道他的作息规律,也不是大人物,不在于学忠的核心信任圈里,相对容易打通。

白坚武给出的价码是三千大洋。

计划不复杂:傅鉴堂找机会在于学忠的饭菜里下毒。

毒药从日方带来,无色无味,发作后症状近似急病,不容易引起怀疑。

傅鉴堂拿了钱。

但他没有下手。

在实际动手之前,他把这件事暴露出来了——找到于学忠的亲信,把整个来龙去脉交代了一遍,白坚武在中间传递、日方出钱出药、计划的具体细节,全部说清楚。

那包毒药,被原封不动地带到了于学忠面前。

日本特务机关花钱买来的杀人工具,就这样摆在了要被杀的那个人的桌上。

白坚武这条线在天津迅速失去了立足之地。

毒杀事件败露之后,他的活动空间急剧收缩,最终不得不跑路去了伪满洲国。

在那里,他仿照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模式搞了一个所谓"正谊社",自任总裁,号召"打倒国民党之蛮子",靠利诱吸收了一批失意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式组织。

1935年前后,他在北平策动"丰台事件",企图以北平军分会铁甲车队攻打永定门占领北平,但此事已被北平方面事先侦知,严阵以待之下,军功亏一篑。

日方对他越来越不信任,认为他办事不力,且并非真心投靠。

1937年,白坚武在冯玉祥的诱骗下遭到逮捕,随后被枪杀,一个从"北洋政客"滑向"汉奸掮客"的人,就此收了场。

白坚武跑了,但他在天津打通的那条中间人网络,日方没有放弃。

何庭流仍然活跃,通过新的渠道重新布了第二套方案,这一次换了执行人:王玉珍。



【三】二马路上的十三条枪和浴室门口的副官

王玉珍曾任"胶东王"刘珍年的参议,在山东和天津的江湖上混迹多年,认识不少能为钱出力的人,属于那种手头能组织起一批亡命之徒的中间人。

日方通过新的传递路径找到他,交代了任务——在于学忠每天上班的路上动手。

王玉珍接下来,开始踩点。

于学忠每天早上八点整出门,走的是天津河北二马路这条线路,从住所到省府,沿线要经过若干街口。

王玉珍把这条路摸了个熟,从沿线选出了若干伏击位置,组织了十三名暴徒,每人手里配着手枪和炸弹,分散埋伏在二马路到省府之间的各街口,等于学忠的车队进入伏击圈,一齐发动。

这套方案在纸面上看不算粗糙——多点分散,同时出击,目标路线固定,时间可预判,就算护卫在场,短时间内应对多个方向的攻击也会力不从心。

那天早上,王玉珍把人都布置到位了,按照时间表等着。

于学忠的车没有出现。

那天他因为别的事提前了半小时出门,早早进了省府。

王玉珍那边的人还在街口干等着,时间一分一分过去,目标迟迟没有出现。

埋伏的人东张西望,行迹越来越反常,引起了保安队的注意。

保安队立即封锁了二马路沿线各路口,当场捕获王玉珍等三名主犯,缴获手枪三支、炸弹十二枚。

其余参与者随后陆续落网。

第二次,又断在了执行环节上。

日方没有就此收手,第三次行动随即展开。

这一回,执行人选换成了两个于学忠身边最近的人:随从副官巫献廷,以及第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此处的傅鉴堂与第一次行动中被收买的司号官同姓不同人,是另一条线上单独打通的,两人各有来历,各有被收买的过程。

巫献廷是于学忠的随从副官,日常形影不离,比任何外人都更清楚于学忠的起居规律——几点起床,几点洗澡,哪扇门,哪个房间,走哪条路线。

日方给出的价码极高,整整四十万元。

巫献廷没敢报那么高,跟对方讨价还价之后压到了八万元,事先每人先拿三千元定金,巫献廷已将其中一部分汇回了河南老家。

计划是在于学忠洗澡的时候动手。

浴室是相对封闭的地方,时间有规律可循,护卫距离较远,是一个难得的窗口期。

巫献廷负责以"浴盆已备好"为由把于学忠引进浴室,另一个人藏在大门外接应,两个方向同时把住,里外配合,不给对方任何退路。

这套方案的危险程度,远超前两次。

前两次的执行人在于学忠的圈子外边,还需要制造机会接近他。

巫献廷不一样——他本身就是于学忠身边的人,进出书房、卧室、浴室,都是天然合法的,没有人会对他产生疑心。

计划推进到了实施那一天。

巫献廷通知于学忠,说浴盆已经安置好了,可以入浴。

于学忠跟着走进去,进了浴室门,走了几步,停下来了。

巫献廷的神色,出了问题——脸色发白,眼神飘忽,站的位置也不对劲,整个人有一种刻意压制着的紧绷感。

于学忠往里走的步子停住了,退出浴室。

就在这时候,警卫排长来报:大门外有一个第五十一军的人,正在跟巫献廷说话,两人举止可疑。

于学忠把脑子里最近几天的细节翻了一遍——巫献廷这几天坐汽车时,多次出现神色张皇的情况,有几次回头看得不自然,当时没有在意,现在想来,全是苗头。

于学忠叫来巫献廷,当面开口。

巫献廷没撑住,全招了。

他交代了日方的授意、白坚武和何庭流的中间人角色、收了多少钱、钱汇去了哪里,一五一十。

卫兵从巫献廷身上搜出两支手枪,其中一支是日方专门交给他用来行刺的。

大门外接应的人随即也被拿下。

巫献廷说,他本意不是真心要动手,只是想借这个名目骗日本人一笔钱,事情做不成,钱先拿到手再说。

【四】最后的毒药,和一通没人预料到的电话

三次行动,拼出来一幅完整的图。

第一次,毒药从内部打通。

第五十一军司号官傅鉴堂拿了三千大洋,毒药已经到手,就差放进于学忠的饭菜里,结果他自己在最后关头把毒药原封不动交了出来。

第二次,王玉珍组织十三名暴徒在天津河北二马路沿线布下口袋,等了半天,目标提前半小时进了省府,口袋扎了个空,人被当场搜出来。

第三次,随从副官巫献廷和接应的人把计划推进到了浴室门口,在最后那一步,巫献廷自己的神色先泄了气,于学忠从他脸上看出了苗头,退出来,叫人,全招了。

三次,全部失手。

日方在幕后拿着钱,前后折腾了这么久,换来的是线人落网、暗杀暴露、计划尽数瓦解。

而就在第三次暗杀失败之后不久,一份让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电文出现了——

何应钦打来的一个电话,开口第一句,不是询问,不是慰问,而是一个让于学忠感到寒意的请求。

这通电话背后,是比三次暗杀更深的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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