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真纪事：离开媒体之后，才真正开始追求“新闻理想”丨对话自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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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B站上出现了一个叫“遇真纪事”的账号，简介里写着“偏爱小地方和小人物，让被忽视的，得以被看见”。“遇”是镜头前的赵玉顺，“真”是镜头后的袁贞贞。5年时间，靠着一台战损相机，他们走向田间地头，将镜头对准洪涝灾害、农村老人、留守儿童，以微纪录片的形式持续探讨农民养老金、村小撤并困境等有关村镇的公共议题。

在成为村镇纪录片创作者之前，赵玉顺和袁贞贞曾在北京、深圳和广州的媒体行业工作多年。无论是在报社、传媒公司还是影视公司，他们无不感受到理想和现实的张力，也意识到自己始终与城市叙事存在着隔阂。他们感到困惑与迷茫，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思考自己的来处。最终，他们选择将视角落回“村镇”和“村镇青年”。

2026年，他们出版了第一本书《看见中国村镇》。在广州的新书分享会上，赵玉顺聊到自己过去对广州的想象：腰挂八串钥匙、脚踩凉拖的大老板、精致味鲜的早茶和流光溢彩的广州塔。但当他真正站在这片土地之上，他意识到，社会的目光如同一束灯光，照亮的永远都是光鲜与繁华。珠三角之外，仍有许多渺小不被看见，仍有许多寻常需要记录，需要有人为之驻足。

那天，袁贞贞也少见地坐到了台前。过去几年里，她更多时候都待在镜头与电脑之后：采访、剪辑、改文案、整理素材，很少公开表达自己。在本次采访中，我们听到了更多来自袁贞贞的声音。聊到这些年做“遇真纪事”的感受时，她说，自己其实很难去比较哪一个作品更重要，“每个视频我都喜欢，每个视频都像怀胎十月的孩子。”

如果你对“遇真纪事”一路以来的故事感兴趣，或者也希望以影像的方式关心具体的人，欢迎阅读本文。

袁贞贞（左）和赵玉顺（右）

2012年夏天，伦敦奥运会即将伴随暑假走向尾声。

“一场狂欢落幕了，人们在闭幕式载歌载舞，尽情享受奥林匹克带来的快乐。”电视里的主持人说道，“但狂欢散去，贫穷、饥饿、次贷危机带来的经济困局、连绵不断的战乱，这些缠绕人类的难题不会跟着一届奥运会消失，现实的苦难依然留在世界各个角落。”

赵玉顺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内心忽地感到震颤。那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对于当时高二的他来说，像主持人那样看见宏大狂欢下渺小的痛苦，并为其发声，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一年后，他在高考志愿表上写下了“新闻”，并成功被录取。

大学期间，他开始读文学，产生兴趣。

文学与小说让他看见了人的成长与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爱恨交织。他记得在卡夫卡的笔下，K终其一生也未能进入城堡，“城堡是进不去的，这就是宿命。”

他过起了“翘自己的课、蹭中文系的课”的日子，也产生过想转到中文系的念头。蹭的课多了，中文系的老师忍不住问他：“你为什么总是在这，不用上原专业的课吗?”

那段日子里，他读了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还乡》和《苔丝》，看见故事里的人物“被困在一个荒原里面，想要逃脱，好像又逃脱不了”。他认为自己是宿命论者，很多东西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有趣的是，正是这种对宿命的感知，让他更理解了人，尤其是那些被困住的、想逃却逃不掉的、想进又进不去的普通人。

多年后，他遇到了中文系毕业的袁贞贞。聊起文学和新闻的关系，他们的共识是：文学与新闻，都关注人的处境。

大二暑假，赵玉顺被学校派往海口的报社实习。那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触新闻行业。

他被分到了社会口的热线组。每天接听爆料电话，报道社区纠纷、邻里矛盾。这些工作听起来琐碎简单，但每篇稿子都要求记者跑现场。赵玉顺不喜欢“坚持跑现场”的表述，就像不能说每天要坚持吃饭一样。对记者来说，跑现场应该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两个月的高强度实习后，再回到课堂时，赵玉顺发现自己和身边的同学不一样了。实习后，他能更轻松地去进行采访、写作稿件。做新闻是实操性极强的工作，实习给了他第一套工具箱。

但也是那段时间，他开始隐约察觉到一些自己与新闻业的“不契合”。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赵玉顺选择了做记者。然而，算上实习的时间，他在报社只待了不到一年。

转正后的第七天，他就辞职了。

辞职前，他被报社主任派去做一个选题。操作之初，他预判稿子发不出来。主任劝他：“你这么年轻，为什么这么畏手畏脚？”他被说动了，充满热血地完成了报道。

结果，稿子真的没有发出来。

他没有再进入传统媒体。

离开报社后，赵玉顺去了海南西岛的一家文创公司。在那里，他写了不少当地人和渔村的故事。文章发在公众号“西岛XI ISLAND”上，流量惨淡，但他写得自在。

后来，他去深圳打工，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遇到了袁贞贞。再后来，因为袁贞贞想做影视工作，他们一起去了北京。在北京时，赵玉顺的工作是制作政务视频。

在他看来，这几份工作和自己没有太大关系，有点无聊。

一种疏离感始终围绕着赵玉顺。在深圳时，他觉得自己像活在电影《楚门的世界》里——每天坐同一路公交车、乘同一趟地铁，走同一条路线，久到他甚至记住了哪一站会有哪一张脸、哪一个包上车。城市的生活无限循环、和工作高度绑定。身处其间，人也更容易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楚门的世界》剧照

“你的工作对一部分人有意义，但它跟你没有关系。”于是他开始思考：什么跟我是有关系的？

地铁车厢里的一张张面庞浮现在他的眼前。这些年轻人绝大部分来自村镇，从四面八方被虹吸到大城市，和赵玉顺、袁贞贞共享着相似的命运。

答案出现了——村镇。

2021年，“遇真纪事”诞生了。“遇真”意为“遇见真实”。这个名字是袁贞贞想的，象征两个年轻人的一拍即合。

由于缺少启动资金，他们分期 12个月，买了一台相机。那台相机后来跟着他们走过1000多个村镇，拍了170多个视频，机身磕碰得不成样子，被他们叫做“战损机”。

第一期视频是《飘象北方》。2020年，一群云南的大象一路向北，闯进了全国人民的视野。袁贞贞把新闻里大象迁徙的画面剪辑在一起，配上《飘向北方》的音乐，并在简介写道：“一路向北，象极了背井离乡拼搏奋斗的我们，最后还是要被赶回老家。”

那群大象后来被人为引导南返。

“这句话也是我们当时的想法。你不可能一直在北京工作，总有一天会回到家乡。”袁贞贞说。

账号起步之初，他们工作日上班，周末出去拍视频。第一年下来，账号只有1万多粉丝，但他们乐得自在。“有一个平台，你发东西出去，有观众看你的创作内容，是很自豪的事情。”

赵玉顺后来回头看，觉得那段时间才是自己真正开始理解“新闻”的时候。过去在媒体和传媒公司里，他更在意的是“把稿件写漂亮”，得到同行、领导的认可；而做“遇真纪事”之后，他开始更在意一个作品是否真的具有公共价值，是否真的能够替一些人发声。“反而是离开媒体之后，我才真正开始追求新闻理想。”他说。

遇真纪事的大多数选题都能在他们自己的生命经验里找到源头。

赵玉顺小时候上学，赶上了“撤点并校”。从那以后，九岁的他要和八岁的堂弟每天走一个半小时的路去学校，再走一个半小时回来，中间还要穿过一片坟山。冬天出门，要打着手电筒。

二十多年过去了，撤点并校依旧在发生，农村孩子的上学路依旧艰难。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村镇的孩子共享着相似的处境。2026年6月，遇真纪事发布标题为《农村孩子，为什么坐上黑校车》的视频。他们走访多地，梳理和呈现了黑校车背后村小面对的结构性问题。

袁贞贞对农村老人的关注，则源自她的阿嬷。阿嬷名叫梁秀珍，1940年出生于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杨柑镇，在年轻时与30万人一同参与修筑鹤地水坝。如今，修坝的人已经老去。这群人的青春岁月与国家建设紧密相连，而他们老去后的处境却很少被看见。

《看见中国村镇》中梁秀珍的照片

童年走过的山路、家中老人的命运，都成为遇真纪事理解世界的起点。他们回望自己的生命经验，也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在个体记忆与时代变迁之间寻找联系。这也形成了遇真纪事持续创作的动力：“把自己作为方法”，去看见那些被时代抛下的人。

账号自2021年起步后，一直流量惨淡，不过他们保持着平常心。转机出现在2022年，遇真纪事发布了一期名为《7.6亿中国农民不需要被赞美》的视频。素材来自广西多个村庄的走访，是他们实拍一年半之后的一次总结。走过许多村庄，他们意识到，农村是多样的，农民的处境却是单一的：年轻时外出务工，年老后被遣返，只能回家务农。然而，面对着高昂的农药和化肥成本，农民难以完全仰赖土地生存。

《7.6亿中国农民不需要被赞美》视频封面

这条视频火了，播放量近500万，帮账号涨了十几万粉丝。评论区里，许多村镇青年开始主动讲述自己的家庭：有人提起父母种地一年挣不了多少钱，有人谈论粮价与化肥，也有人第一次认真讨论“农民养老金为什么这么低”。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遇真纪事”的评论区里辨认彼此。那些原本分散在不同村镇、不同县城里的生活经验，因为一条视频重新连接起来。有人留言说，“终于有人把这些事讲出来了”；也有人说，“你们拍的就是我的父母。”

同年，他们拍了一集关于公粮和养老金的纪录片，并给农业部和人社部写信呼吁提高农民养老金。当时，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是98元。4年过去，月最低标准提高到了163元。

视频发出的前一晚，他们犹豫了很久，担心炸号，害怕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粉丝一夜归零。但是“这个选题，不得不做”，晚上十一点，他们按下发布键。直到凌晨三四点，还有6000多人在线观看。

近年来，多位人大代表在两会上提交了“提高农民养老金”的提案。“我不知道他们看没看到我们的视频。”袁贞贞说，“但你总要尝试让社会、让人大代表看到吧？他们每年都要找选题，不能让他们选题枯竭。我们就是要做到让他们听见，让他们知道。”

如今，“遇真纪事”的账号已积累了50多万粉丝。《看见中国村镇》出版后，武汉农业局、信阳网信办和乌兰县税务局在公众号上进行了推荐。

遇真纪事把这些视为一种确认。确认他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

总有人问他们：“你们只记录，不解决问题，有什么用？”一些观众说，你们的视频太沉重了，看了止不住眼泪，不敢看。

“我们一点都不沉重。”他们说，“我们反而是最积极的一批人。”

“遇真纪事”将自己定位为“记录者”，是把问题摆到台面上的人。他们相信“看见”本身的力量，记录下了许多具有价值的瞬间。

2025年，他们回访了湖南团洲垸。一年前，这里发生溃堤，洪水淹没了整个村庄。当时他们不被允许进入溃堤现场，只能在远处放飞无人机进行航拍。

次年再去，情况变了。洪水退去之后，由于围湖造田的区域容易再被冲垮，威胁村民的生命安全，政府决定把村庄迁走。

工程车来来往往，老房子正在被拆除。赵玉顺站在路边，看着一面熟悉的院墙被推倒。那面墙他去年航拍时见过，墙根下晾着渔网，旁边停着一辆三轮车。现在只剩一堆碎砖。

2025年，遇真纪事回访团洲垸

他们拍下了那个村庄最后的影像。

一个老人站在家门口，不肯走。他说：“我住了四十六年，从围湖那年就来了。楼房住不惯，没有院子。”

袁贞贞问他：“那你会搬吗？”

老人沉默了一会儿，说：“搬，不搬也不行。”

在剪辑的时候，袁贞贞把这段留了下来。这是遇真纪事要记录的东西——那种“不得不”的沉默。

“以后的人想知道这一片土地以前是什么样子，看我们的视频就知道了。”赵玉顺说。看着一个个村庄消失，他有些感慨，但更在意的是，这些影像留下了。

在做“遇真纪事”的五年中，他们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生命边界，从拍摄“珠三角外的广东”（1.0阶段），到“走遍全中国”（2.0阶段），再到如今的“看见山川湖海”（3.0阶段），他们持续延伸着对农业、农村、农民的理解。通过拍纪录片，他们的生命体验变得更加丰富，对于山川湖海、农作物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

导演杨德昌在电影《一一》里借胖子的口说“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至少延长了三倍。”作为制作纪录片的人，赵玉顺认为自己的生命可能延长了五倍。

他们还想开一个叫“遇真万物”小号，用来记录山川湖海。《西江逆流而上》是一个开篇。日升月落，万物有灵，村庄里的一切都值得被记录。

问及遇真纪事还会做多久，赵玉顺说：“至少要护送最后一批农村老人离开，把他们的故事讲完。”

采访快结束时，我们问赵玉顺和袁贞贞：对想进入新闻行业的学弟学妹有什么建议？

赵玉顺认为，相较于所学专业，自己喜欢什么很重要。学新闻不一定要当记者，不学新闻也不一定不能当记者。如果真的想做记者，最重要的是善良，要有同理心。

他停顿了一下，语速慢下来：“要把人当人看，而不是把人当符号看，或者把人当宣传任务看。”

袁贞贞在旁边点了点头。我们问她想不想补充什么，她笑了笑，说：“他说的就是我想说的。我们俩在这件事上，从来没有不一样的想法。”

现在，他们依然觉得人生很多东西从一开始就设定好了。但宿命论者未必悲观，正因相信命运自有定数，他们才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他们想把自己能做的那一环，做到极致。

那一环，叫做看见。

——看见宏大叙事之下、灯光照耀之外，那些渺小的、寻常的、不被看见的，且至关重要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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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谢一磊 许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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