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恰逢世界杯赛事火热进行，绿茵赛场上的热血竞技牵动无数观众目光。把时间拉回到100年前，中国也曾经有过一位令举国球迷为之疯狂的“球王”李惠堂。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赵峥与《不懂球》播客主播、资深体育媒体人陈萌、历史学者沙青青在上海真宝艺术空间，围绕赵峥新书《“球王”：李惠堂和他的时代：1925-1945》，展开讲述这位民国时期“球王”的传奇人生。
百年前的中国“球王”
当下大众熟知的世界球王多为贝利、马拉多纳等国际巨星，而绝大多数人并不知晓，百年前的中国也曾诞生过一位“球王”李惠堂。
在广东梅州五华县，有一座以李惠堂命名的“惠堂体育场”。“这是国内罕见的以人物命名的专业体育场。”赵峥说，这是李惠堂家乡对这位“球王”的最高认可。
沙龙现场
赛场上，李惠堂缔造了近代中国足球的黄金时代。赵峥指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力积弱、饱受“东亚病夫”偏见的背景下，李惠堂数次带领中国足球队征战远东运动会，屡获佳绩。尤其1934年最后一届远东运动会，正值日寇侵华、伪满洲国妄图借体育合法化侵略成果的特殊时局，李惠堂在赛场少一人作战的绝境下，顶住压力罚入制胜点球，绝杀日本队拿下冠军，助力中国足球队实现远东运动会九连冠，以赛场胜利捍卫国家尊严，成为近代国人提振民族自信的重要精神符号。
晚年的李惠堂跻身国际足坛核心圈层，出任国际足联副主席，成为中国人在国际足联的最高任职者，还曾现场见证贝利世界杯夺冠，与世界球王结下深厚渊源。
上海成就了李惠堂的传奇
上海是李惠堂职业生涯的蜕变之地。
“李惠堂‘球王’的称号正是在上海获得的。”赵峥介绍，1925年，李惠堂从香港远赴上海，在此深耕五年，完成了职业生涯的蜕变与突破。上海成就了李惠堂的传奇，而他也重塑了上海乃至中国足球的面貌。
为什么李惠堂在1920年代来到上海之后，能够成为市民为之疯狂的足球明星并赢得“球王”的称号？
正如赵峥所言，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从体育史入手，还要与当时上海的时代背景相联系。
彼时的上海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五卅运动掀起民族觉醒浪潮，国人的民族尊严与独立意识空前高涨。民族情绪、城市政治、租界治理、青年教育与新式媒体都在重新塑造公共生活。足球在此时不再只是“洋人游戏”或校园消遣。
立足这片土壤，李惠堂组建乐华足球队，在1926至1928年间打破上海足坛原有秩序，多次击败西方球队。这给足球运动以新的意义：足球不再是单纯的娱乐炫技运动，更成为国人彰显民族志气、凝聚家国情怀的载体。
1926年，李惠堂 （右二）与复旦大学足球队合影照片收录于1926年《复旦年刊》 图/复旦大学档案馆
除了赛场荣光，赵峥还挖掘出一个极具新意的历史细节：李惠堂是近代上海体育商业化、大众化的先行者，更是民国上海“摩登文化”的核心符号。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流传着“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的佳话，他与电影皇后胡蝶、京剧名角等并列成为上海滩顶流，影响力横跨体育、文化、商业多个领域。
1936年8月31日，英国伦敦，中华足球队队长李惠堂（右）与阿森纳足球队队长亚历克斯·詹姆斯交流
这种流行文化甚至越过了上海本地。《南华日报》记载，1935年沪中华足球队抵达巴达维亚时，沿途侨胞和当地人不断高呼“上海”和“李惠堂”。到1939年，上海报纸谈到请李惠堂北来参加慈善赛时，又有“饭可以不吃，球王不可以不看”的说法。报纸当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它至少说明，李惠堂已不只是一个运动员姓名。他在很多人那里，代表着上海、足球、胜利和一种被想象出来的现代中国。
李惠堂和他获得的奖杯
“以往学界研究民国上海摩登时代，多聚焦文学、电影、建筑领域，却常常忽略体育的重要价值，而李惠堂、杨秀琼等体育名将，正是摩登时代的体育名片，是近代中国城市现代性转型的重要见证者。”彼时，李惠堂登上《良友》等顶级时尚文化杂志，深耕教育、商业、传媒等多个领域，不仅任职复旦大学体育指导员，助力上海高校足球发展，还凭借超高人气引领全民足球热潮，京剧名角、影视明星皆为其忠实球迷，影响力彻底突破体育圈层。
“今天我们再去回顾上海的这段历史，也应该看到李惠堂和他的时代影响，这应该成为上海这座城市重要的一份历史遗产和文化遗产。” 赵峥表示。
本次真·沙龙由真宝艺术空间BAO ROOM、南翔书苑、“边角聊”播客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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