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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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一个下午，纽约，李宗仁坐在家中的椅子上，对着几位来访的老友，缓缓开了口。
"你们说，当年老蒋几十万大军，愣是没把那三万多人围死，这事儿搁你们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屋子里一时安静下来。
其中一位老友轻声说："那是红军能打。"
李宗仁摇了摇头，把茶杯放在桌上，发出一声轻响。
"能打是能打。但你别忘了，湘江那一仗，八万六千人打完只剩三万。这还叫能打赢？"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下去。
"红军能活着走出来，老蒋自己要负一半的责任。他心里装的事太多了，每多装一件，红军就多一条活路。"
这番话，从一个与蒋介石周旋了几十年的老对手嘴里说出来，分量截然不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开始了那段此后被反复讲述的漫长跋涉。
彼时，国民党军队已在四周构筑起一道接一道的封锁线，兵力数倍于红军，从纸面上看，这支被围困的队伍几乎没有任何生还的可能。
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支队伍即将走投无路的时候，某些人做出了某些选择，让整个局面悄悄发生了偏转。
那些选择背后的真实逻辑，在几十年后终于从李宗仁口中一点一点地说了出来，而这背后牵扯出的历史细节，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复杂得多。
【1】湘江边上：八万六千人打到三万
1934年11月下旬，广西全州、兴安一带，湘江边上。
国民党军已经在这里等了很久了。
蒋介石给各路将领发出的命令只有一个意思：把红军堵死在湘江以东，一个都不能让过去。
四道封锁线里，湘江这一道是最关键的，只要守住这里，红军就是瓮中之鳖，插翅难逃。
然而就在红军的先头部队抵近渡口的前几天，守在全州至兴安这段关键渡口的桂军，悄悄撤了。
没有激烈交火，没有正面阻拦，渡口的缺口就这样出现了。
红军从这个缺口冲了过去，但代价极为惨烈。
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日，湘江两岸打了整整数日。国民党军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施压，试图把渡江中的红军拦腰截断。
红军各部在湘江两岸展开了极为激烈的阻击战，以血肉之躯顶住了数倍于己的压力，为主力渡江争取时间。
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在湘江东岸承受了最为惨烈的压力。
全师在弹药告急、粮食断绝的情况下，与国民党军死战数日，将士伤亡殆尽。
师长陈树湘在腹部中弹、身负重伤后被俘，随后以断肠方式壮烈牺牲，年仅29岁。
战役结束，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短短一个多月，这支队伍已经折损了超过一半的兵力。
当地老百姓后来说："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这句话在湘江沿岸一带流传了很久，每次提起，老人们都会沉默片刻。
就在这场战役打得最惨的时候，后方的蒋介石发来了一封电报，措辞严厉，质问桂军为何让红军从渡口溜过去，为何在关键渡口出现了如此明显的缺口。
电报发到白崇禧手里，白崇禧看完，把电报放在一边，没有立即回复。
他身边的参谋忍不住开口："司令，委员长这边催得很急，是否需要回电解释？"
白崇禧抬头看了参谋一眼，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只说了一句话："红军过了广西就走，中央军可不会走。"
参谋一时没接上话，站在原地没动。
白崇禧又低下头，继续看地图，不再说话。
屋子里沉默了很久。
这一句话，就是桂军让路的全部逻辑。
白崇禧的判断不是没有道理。
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的经营下，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地方军政体系。
这套体系能够维持的前提，是广西地盘不被外部力量介入。
而在当时，最大的外部威胁从来不是红军，而是跟在红军身后、随时可能借剿共之名渗透进来的中央军。
红军不过是一支借路西行的疲惫之师，真正让桂系寝食难安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军。
红军渡过湘江之后，李宗仁给前线下达了一道追击令，但这道追击令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只尾随，不拦截，把红军送出广西境内就算完成任务。
这道命令在前线执行得相当彻底。
桂军的追击部队始终与红军保持着一段距离，追得不紧，也不停下，目的只有一个——尽快把这支队伍送出广西，让战火不在广西境内蔓延，让中央军失去跟进的借口。
事后，蒋介石再度发文批评桂军消极怠战，措辞相当严厉。
李宗仁接到批评文件，在回忆录里记下了自己当时的想法：守住广西，比完成围剿命令更重要。
这不是李宗仁一个人的想法。
在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之前，粤军陈济棠就已经通过秘密渠道与红军方面达成了默契。
1934年9月，双方经过接触，确认红军借道北上，粤军不予主动拦截，双方各取所需。
红军过境时，粤军象征性地朝天鸣枪，实际上把路让开了。
一个参与这次接触的粤军军官后来回忆，谈判结束后，他问上级："这样做，委员长那边怎么交代？"
上级沉默了片刻，说："委员长的事委员长自己交代。我们的事，是把广东守好。"
第二道、第三道封锁线，湘军、粤军、桂军的表现如出一辙，消极布防，没有人真的要把红军拦死。
各路将领心里都在打同一笔账：红军是过路的，中央军才是真正的威胁。
拼命打红军，打赢了中央军进来，得不偿失；打输了，兵力折损，更加被动。
怎么算都是让路划算。
就这样，红军在一道接一道本应将其全歼的封锁线上，一次又一次地钻过了缺口。
三万余人的队伍，带着湘江战役留下的累累伤亡，在1934年12月进入贵州境内，继续向西推进。
前方等待他们的，是另一段更为艰难的旅程。
而那段旅程背后，是一系列远比战场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正在同时悄悄发挥着作用。
那些因素，从蒋介石发出的一封密电开始，一点一点地浮出了水面。
【2】"整理黔政"：密电里藏着的另一盘棋
红军进入贵州境内之后，蒋介石给嫡系将领发出了一封密电。
密电里，追剿命令只占了一半篇幅。另一半，是六个字："一面追剿，一面整理黔政。"
这六个字，很快在各路地方实力派中传开了。
这六个字传出去没多久，贵州的王家烈就坐不住了。
他把几个心腹叫到跟前，在地图前站定，沉默了片刻，开口问："你们说，委员长这六个字，是什么意思？"
一个幕僚想了想，低声说："整理黔政，是要接管贵州。借追红军的名义，把中央军的人、中央的钱粮体系都带进贵州来。"
另一个接着说："要是我们把红军打干净了，中央军跟进来，咱们还有地方站吗？"
王家烈听完，把手从地图上收回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说："要是打输了呢？"
那个幕僚说："打输了，兵打光了，一样完。"
屋子里沉默了下来。
王家烈在地图前站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话："那就别打太猛。"
此后，贵州方面的追剿，一直保持着不温不火的节奏。
王家烈的部队出工不出力，在后面跟着红军走，保持距离，既不让红军觉得没有压力，又不真的往死里打。
红军在贵州境内的行动，由此得到了相当大的腾挪空间。
王家烈后来的命运，印证了他当时的担忧。
1935年，随着红军逐渐离开贵州，蒋介石开始对贵州的地方军政架构进行调整，王家烈被一步步架空，省主席之位没坐多久就被撤换。
那个曾经劝他"别打太猛"的幕僚后来私下里说了一句话："打也好，不打也好，结果都一样。"
这话说的，是那个时代许多地方实力派共同的处境。
贵州以外，四川方面的刘湘，同样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
1935年初，红军试图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在川北建立立足点。
这个方向，直接触动了刘湘对四川地盘的核心关切。
刘湘把几个师长召集起来，在作战室里摊开地图，用手指划了一条线："红军要过长江进四川，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四川境内打他，是把他挡在四川门外。让他往西走，往云南走，别让这场仗在四川境内打起来。"
一个师长问："如果拦不住呢？"
刘湘说："你的任务就是拦住。打疼他，但别追进去，把他往西赶。"
1935年1月，土城战役在四川赤水县土城一带爆发。
川军郭勋祺部在这场战役中打得相当顽强，布置严密，给红军造成了较大的伤亡，成功打乱了红军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
土城战役结束后，郭勋祺接到了刘湘的命令：保存实力，维持距离，目送红军离川。
郭勋祺随即放缓了追击节奏，与红军始终保持着大约一天行程左右的距离，追得不紧，也不远离，最终目送红军转入云南境内。
郭勋祺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始终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追敌人还是在送客人，总之红军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直到红军出了四川地界。
云南的龙云，手里握着一支训练有素的滇军，在整个追剿过程中，同样没有把主力部队投入正面追击。
龙云对部下的交代，比刘湘说得更直白："红军只要不打昆明，滇军主力就不出动。他们要去哪里，随他去。"
在云南境内，红军向昆明方向发动了一次佯攻动作，龙云随即把主力调回昆明护城。
等红军转向北方，不再威胁昆明，龙云又把部队收了回来，没有追击。
就这样，贵州、四川、云南，一省接着一省，各路地方实力派你推我让，相互观望，没有人真正把围歼红军当成压倒一切的任务去完成。
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对这段历史有一段简洁的记录：蒋介石战略部署将缺口开向西南，各路军阀洞悉此意，遂皆出工不出力，对红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只求将红军早点送出自己的地盘。
这段话，把那个时代地方实力派与中央之间的关系，说得入木三分。
四十万国民党军在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西南山地里来回奔命，却始终无法对三万余红军形成有效合围。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算到最后，给红军算出了一条活路。
红军在各怀算盘的对手夹缝里，艰难地向西、向北移动，三万余人的队伍，在严冬的山路上继续前行。
而就在这支队伍最疲惫、最困顿的时候，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在贵州遵义城里悄然召开了。
那场会议的影响，在接下来的每一场战斗里，将会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并彻底改变这支队伍此后的命运走向。
【3】遵义城里的那场会议
1935年1月15日，贵州遵义城内，一栋两层的砖木楼房里，一场至关重要的会议召开了。
这场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持续到1935年1月17日。
会议室里，各位领导人依次发言，气氛相当严肃。
争论的焦点，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问题。
博古在台上做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极为惨烈的伤亡，归结为客观原因——敌强我弱，形势不利。
台下有人沉默，有人皱眉。
轮到其他同志发言的时候，话说得相当直接。
一位与会同志站起来，说："湘江那一仗，八万六千人打完只剩三万，这不是客观原因能解释的。是打法出了根本性的错误。"
另一位接着说："我们放弃了运动战、游击战的传统，学着打阵地战，跟国民党军拼消耗，用血肉去撞钢铁。在装备和兵力都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这种打法只有一个结果——把自己拼光。"
这话说完，会议室里沉默了片刻。
李德坐在角落里，通过翻译听着这些发言，脸色相当难看。
此前，他作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在红军军事决策中拥有相当大的话语权。
正是在他的主导下，红军改变了此前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传统，转而采取正面阵地防御的打法，试图依托工事和阵地与国民党军硬碰硬。
这种打法的结果，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已经写得清清楚楚：惨烈的伤亡，持续的败退，一支越打越小的队伍。
会议开了三天，最终对红军的领导层和军事决策机制作出了重要调整，纠正了此前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失误。
会议结束之后，红军的打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不再正面硬碰，改为灵活机动的运动战——专门寻找对手防线上的薄弱环节，在运动中创造战机，打了就走，不恋战、不死守，让对手永远摸不清下一步的动向。
遵义会议结束没多久，四渡赤水的行动随即展开。
1935年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从四川方向撤回，向川黔边境地带机动，有意造成行踪不定的态势，使追击的国民党军无法判断红军的真实意图和行军方向。
国民党各路追兵在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命令后，开始大规模调动，向红军一渡赤水后的方向集结。
但红军已经不在那里了。
1935年2月下旬，红军二渡赤水，掉头东进，杀回贵州境内，迅速攻占娄山关，随后再度占领遵义，与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吴奇伟部展开激战，歼灭其两个师，俘获大量武器弹药。
这是长征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胜仗。
消息传开，全军士气大振。
遵义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从南北两个方向向遵义地区集中兵力，意图将红军再度合围。
但红军再度跳出去了。
1935年3月中旬，红军三渡赤水，西进入川，做出准备渡过长江北上的姿态，成功吸引国民党追兵大规模向长江一线集结。
就在追兵大举西移的当口，红军迅速掉头。
1935年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再度东进入黔，从国民党军在黔北构筑的合围圈里干净利落地跳了出去。
四渡赤水行动历时约三个月，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带大范围机动，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将兵力数倍于己的追击部队调动得疲于奔命，始终无法对红军形成有效的围歼态势。
参与追击的滇军将领孙渡晚年在回忆中说，那段时间，各路追击部队接到的命令朝令夕改，前后矛盾，全军上下都在茫然中跟着跑，谁都摸不清红军下一步要往哪里去，追击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疲惫奔命。
孙渡还说，有一天他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要他向东追，但追了半天，发现红军根本不在东边。还没等他回头，蒋介石又发电报来，要他转向西追。
他把那封电报放下，对身边的参谋说："委员长在后方，我在前方，他每天能收到多少条情报，我就能收到多少条相互矛盾的命令。"
这话道出了国民党追剿行动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蒋介石习惯于远距离越级指挥，前线将领没有任何临机决断的权限，一切军事行动都要等待后方的电报指令。
而电报从后方发到前线，再等待回复，往往已经过了最佳的处置时机。
就在国民党各路追兵还在赤水河一带跟着红军来回奔跑的时候，红军的主力已经悄悄南渡乌江，向云南方向挺进，随即转向大渡河。
而在大渡河边上，等待红军的，将是一段比四渡赤水更加惊心动魄的经历。
蒋介石在给前线将领的电报里，把大渡河称为红军的葬身之地，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与他的预判彻底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