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凌晨5点，唢呐声准时响起来。
那声音就像一把生锈的刀，从我耳膜上剜过去。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但没用。
那声音穿透墙壁，穿透棉絮，直接扎进我脑子里。
三年了，每天都是这个时间，都是这首《百鸟朝凤》。
我从床上坐起来，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没有未接来电。没有短信。
我盯着窗外那栋楼，看着对面阳台上的老头穿着白背心，吹得满头是汗。他儿子是医生，他妻子是退休教师，全小区都说他“有点爱好很正常”。
我攥紧手机，深吸一口气。
那吹唢呐的姿势，我见过。
三年前，在医院的监控录像里，刘建国就是站在那个窗户前，用同样的角度拿起手机，朝窗外说话。
我拨通了物业的电话。
“李经理，那家又吹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一声叹息。
01
我叫程秀萍，今年46岁，三年前下岗后就没再找工作。
在这之前，我在一家纺织厂做了二十年的会计。
老公在钢厂上班，日子不算富裕，但也过得去。
我们有个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一年回来两三次。
三年前那个夏天，老公说肚子疼。
我陪他去了市人民医院，挂了个专家号。
接诊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医生，姓刘，叫刘建国。
说话斯文，笑起来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让人一看就觉得可靠。
他检查了一遍，说是阑尾炎，小手术，当天就能做。
我没多想，签了字。
手术做了两个小时。
我坐在手术室外面，看着门上的红灯亮着，心里还想着等他出来要吃点什么。
后来灯灭了，门开了，出来的不是我的丈夫，是刘建国。
他说：“对不起，病人术后大出血，我们尽力了。”
我当时就懵了。
我冲进去，看见我老公躺在手术台上，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发紫，肚子上的伤口裂开着，纱布上全是血。
旁边的护士正在收拾器械，她的手套上也是血。
那个护士叫徐嘉怡，长得挺秀气，眼睛特别亮。她看见我进来，赶紧低下头，把一叠纱布扔进了垃圾桶。
刘建国走过来，声音很轻：“程姐，这属于手术意外，我们会按程序走。”
我没说话。
后来他们让我签了一份协议书，说是“手术意外，医院无责”。
我当时脑子是乱的，签了。
等反应过来，追到司法局去问，人家告诉我：签字就是认可结果，打官司也没用。
我查了一个月的资料，找到一家做医疗官司的律师。律师看了病历复印件，说了一句：“这个病历，被人改过。”
他指着一处记录：“这里‘术中发现粘连严重’，后面应该还有一句‘术中损伤血管’，但被删了。”我盯着那行字，指尖发抖。
改我老公病历的人，就是那个叫小徐的护士。
她那天戴着手套，站在手术台旁边，看着医生操作。
她看见了什么，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什么都没说。
我起诉了。官司打了半年，输了。因为没有直接证据，病历被改得干干净净。
刘建国照常上班，小徐升了护士长。
我老公死了，他们什么都没损失。
我搬了两次家，一开始住在我妈留下的老房子里。
但那个地方离医院太近，每次路过都想起那天的事。
后来我把老房子卖了，在城东新小区买了一套小户型，想着换个环境，重新开始。
这个小区环境不错，绿化好，邻居也安静。我住在3栋502，对面是4栋，两栋楼隔着一个花坛，窗户对着窗户。
刚搬进来那会儿，我每天都睡不好。
吃安眠药，吃褪黑素，吃中药，都没用。
后来我去看了心理医生，说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开了点药，总算能睡上几个小时。
但也没睡安稳多久。
住进来第三个月，对面4栋搬来一家人。一对老夫妻，姓刘。
那男的六十多岁，秃顶，大肚子，嗓门特大。每天早晨五点，准时在阳台上吹唢呐。
我第一次被吵醒的时候，还以为是谁家放音乐。后来发现是现场演奏，雷打不动，每天都是《百鸟朝凤》，一段一段地吹，吹足十五分钟。
我去找过居委会。
居委会那个大姐姓孙，叫孙瑞芳，五十多岁，烫着一头卷发，说话笑眯眯的。
她听我说完，拍拍我的手：“小程啊，老刘就这点爱好，你体谅体谅。”
我说：“他早上五点吹，我睡不着。”
她说：“那你买个耳塞嘛。”
我又去找物业。
物业经理李洪亮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油头粉面，说话圆滑得很。
他当着我的面给刘万年打了电话，结果电话那头刘万年吼了一句：“嫌吵你搬走啊！”
李洪亮挂了电话，一脸无奈：“你也听到了，我也没办法。”
我说：“那报警呢？”
他说：“报警也没用，他儿子是医生，有关系。”
后来我才知道，刘建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硬。
他是市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在卫生局有人，在派出所也有人。刘万年那次去派出所调解，一进门就报儿子的名字，对方立刻换了一张脸。
我坐在调解室里，看着刘万年大摇大摆走出去，心里什么都没想，又好像什么都想了。
那天晚上，我翻出一张老照片。
是我老公的遗照。照片里他穿着工作服，笑得很憨。旁边站着我们的儿子，那年才上初中。
我把照片贴在枕头底下，闭着眼睛躺了半夜。
第二天凌晨五点，唢呐声又响了。
我从床上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着对面阳台上的刘万年。
他穿着白背心，站得笔直，腮帮子鼓得老高。
那姿势，那角度，那专注的神情——和三年前监控录像里的刘建国一模一样。
我心里突然“咯噔”一下。
不是因为这个姿势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
三年前那场手术的监控录像里，刘建国手术结束后，站在窗户前打了一个电话。
那个电话，他打了五分钟。
挂掉电话之后，他走到小徐身边，说了几句话。
小徐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进了护士站。
十分钟后，她拿出一份新的手术记录，把原件塞进了碎纸机。
我把这些画面串在一起，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刘建国那天打的电话，是给小徐的。他说服了她改病历。刘万年现在吹的唢呐，会不会也是某种通讯方式？
我不知道这个想法是怎么冒出来的。
但我决定，要查清楚。
我花了三天时间，在网上搜刘建国的信息。
他前年被评为“市先进工作者”，去年被推荐为“省医德标兵”。
他的诊所开在市中心，专门做微创手术，生意很好。
然后我又搜了搜小徐。
她今年29岁，从市人民医院离职后，去了刘建国的诊所当护士长。
她在社交平台上发过照片，照片里有她戴着口罩的工作照，也有她休假去海边玩的生活照。
我盯着那些照片看了一会儿，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
小徐的每张生活照，背景里都有一棵老槐树。那棵树的树干上刻着一个“刘”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用小刀刻的。
我放大照片，仔细看那个字。
没错，就是“刘”。
小徐和谁有关系？刘建国？
我心里有了一个猜想，但没有证据。我决定先不想这些，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唢呐上。
反正，我得歇一会儿。
我不去投诉了，不去报警了，不去找物业了。
我开始找房子。
02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星期，最后选定了一个地方。海边，离城三百多公里，一个靠海的小镇。那里有海景房，便宜，安静，空气好。
我打电话给中介，约好看房的时间。
中介是个女的，声音甜甜的，说自己是本地人，开了一家民宿，顺便做房产中介。她叫肖惜文，32岁，长得挺漂亮，说话直来直去，不拐弯。
我坐高铁到了那个小镇，下了车就给肖惜文打电话。她开了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来接我，穿一件花衬衫，戴墨镜，嘴里嚼着口香糖。
“你这气质不像本地人，”她上下打量我，“城里人吧？”
我说：“我刚搬出来。”
“搬出来？”她看了我一眼，“跟老公吵架？”
我说：“不是。”
“那就是邻居。”她笑了，“住我这儿的，十个有八个是因为邻居。”
我也笑了笑，没接话。
肖惜文带我看了几套房子。最后我选了一套靠海的二层小楼，一楼有院子，二楼有阳台，站在阳台上能看见海。便宜，一个月一千二。
“这房子以前是个画画的租的，”肖惜文把钥匙递给我，“后来不知道去哪了，空了一年。”
我直接签了合同，给了半年租金。
肖惜文走的时候，回头问了一句：“你那邻居，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说：“每天早上五点吹唢呐。”
她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那你跑得对。”
我也笑了。但我知道，我不是跑。
我是退。
退一步，才能看清全局。
我在海边住了下来。
每天早起去海边散步，看日出，听海鸥叫。晚上回来煮饭，看书，睡觉。没有唢呐，没有投诉，没有人敲门。日子过得平静得像一池死水。
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
我在这边待了三个月，几乎每天都要打电话给李洪亮，问问小区的情况。
一开始李洪亮还客气，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后来他语气就不对了，吞吞吐吐的，像是有话要说。
“李经理，出什么事了？”我问他。
“没事没事，”他说，“就是......”
“就是什么？”
“就是那家姓刘的，最近闹得有点厉害。”
我心里一动：“怎么个厉害法？”
李洪亮支支吾吾的，说电话里说不清，让我回来再说。
我挂了电话，坐在阳台上看着海，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三天后，我的电话响了。
是李洪亮。
“程姐！”他的声音发颤，“你赶紧回来一趟吧！”
“怎么了？”
“刘万年住院了！”
我愣了一下：“住院？什么病？”
“医生说他耳朵出了问题，一直说耳朵里有人在吹唢呐。他们一家人都快疯了！刘建国到处找你，还带了警察——”
我心里一跳：“警察？找我干什么？”
“他们说你......说你给他爸下了药！”
03
我挂了电话，盯着手机屏幕发呆。
说是我下的药？怎么可能？
我三个月没见刘万年的面，连小区都没回去过，怎么给他下药？
但我又想起一件事。三个月前我还在小区的时候，每天早上都坚持打110投诉。每次投诉完，都会在阳台站一会儿，看看对面的动静。
有一次，我看见刘万年接了一个电话，脸色突然变了。
他拿着手机进了屋，过了十几分钟才出来。
出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好像老了十岁，走路都不稳了。
我当时没多想。
但现在仔细想来，那次电话之后，刘万年的唢呐就换了曲子。
以前是《百鸟朝凤》，从那以后改成《二泉映月》。哀哀怨怨的，听着让人心里发酸。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儿子的电话让他不安了。说明那个“信号”出了问题。
我的心里冒出一个念头：如果刘万年的唢呐真的是一种通讯方式，那么它的中断，会不会给刘建国带来麻烦？
那我现在要做的，就是等。
等刘建国自己露出马脚。
第二天下午，李洪亮又打来电话，说刘建国已经报了警，说我“涉嫌对他人使用精神控制类药物”。
警察调了我最近的行程记录，查到我三个月前就搬走了，根本不在本地。
“那你就不用担心了，”我跟李洪亮说，“他们查不到我。”
李洪亮沉默了一会儿，说：“程姐，你不是律师吗？你知道什么叫‘嫌疑’吗？”
我说：“我没有嫌疑。”
“你怎么知道？”他说，“他们查到你以前是做声学工程师的，说你懂得‘声波武器’——”
“停。”我打断他，“李经理，你看过我的简历吗？”
“看了。”
“那你应该知道，我以前是纺织厂的会计，跟声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知道，可是刘建国不知道。他拿着你的简历到处给人看，说你曾经是个‘研究声音的专家’。”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
刘建国不是在查我，他是在给我泼脏水。他想要转移视线，把自己的问题盖过去。
他怕真相大白，怕小徐扛不住，怕那场手术的事被翻出来。
为了这个，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想到这里，我反而冷静下来了。
“李经理，”我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回去的。”
“你不回来？”他急了，“程姐，警察在找你！”
“让他们找。”
我挂了电话，站起身走到阳台。
海风迎面吹来，带着咸腥的味道。远处的海面上，有船在航行，白色的浪花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深吸一口气。
刘建国开始慌了，这就说明我的猜测没错。他的“通讯系统”断了，小徐那边也联系不上了。他觉得是我搞的鬼，所以急疯了。
但其实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搬走了。只是不投诉了。只是让他爸的唢呐失去了“干扰源”。我只是安安静静地在这里住了三个月。
可他以为我出手了。
他把我想得太厉害了。
04
我在镇子上又待了两天。
这两天里，我想了很多事。关于刘建国，关于小徐，关于那场手术，也关于我丈夫。
我翻出三年前的病历复印件，一页一页地看。
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我看了无数遍，每一行都能背出来。
但我还是想从里面找出一线希望，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线索。
忽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病历上写着“术中出血量约300ml”，但另一份我后面调取的手术记录显示的是“术中出血量约800ml”。
两份记录相差了500毫升，这个差距不可能用“记录误差”来解释。
我的手抖了一下。
这说明，小徐改的不仅是病因，还有出血量。
她故意写小出血量，让死亡看起来像是“意外”。
而真实的出血量显示：术中的操作很可能出现了失误。
我把这个发现记录下来，保存好，然后给肖惜文打了个电话。
她问我：“准备什么时候走？”
我说：“明天。”
“要我送你吗？”
“不用，我自己打车。”
“那行，”她说，“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别客气。”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肖姐，你认识律师吗？”
“律师？”她想了想，“有一个，做医疗官司的，很厉害，就是贵。”
“没事，贵没关系，”我说，“帮我约个时间。”
“你要打官司？”
“对，给我老公的官司。”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然后她说：“好，我帮你约。”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边看了看海。海里浪很大，一浪接一浪，拍打着岩石，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
这场官司，我等了三年。
现在，我终于等到机会了。
第二天一早，我退了房，搭最早的高铁回城。一路上，我闭着眼靠在座位上，心里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做。
到站的时候，我还没出站，手机就响了。是李洪亮。
“程姐，”他的语气很急，“你回来没有？”
“刚下车，”我说，“怎么了？”
“警察又来找你了，说想跟你‘聊聊’。”
“聊什么？”
“还是那个事，刘万年的病。他们说有‘新证据’。”
我心里一紧：“什么证据？”
“他们说，刘万年的唢呐上有——”
电话里传来一个声音，好像在跟李洪亮说话。那个声音很低，听不清说了什么，但李洪亮的声音突然变了。
“程姐，”他说，“你到小区来一趟吧，我们当面说。”
“……好。”
挂了电话，我站在车站出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流。这些人有的拎着行李，有的牵着孩子，有的拿着手机打电话，都是忙着生活的人。
我也是忙着生活的人。只不过我的生活，藏着三年前没能翻过去的案。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报了小区地址。
车窗外，城市飞快地倒退着。我想起三年前那个夏天，想起我老公的笑脸，想起他那天早上出门前跟我说：“晚上想吃红烧肉。”
我没有买到肉。我没接他回家。我把他送到了手术室，然后他就再也没出来。
我的眼眶一热，赶紧把脸转向窗外。
不能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还有事要做，还有账要算。那些欠了我的，该还了。
05
出租车停在小区的门口。
我没急着下车，先看了看四周。门口的保安还是那个胖保安，看见我点了点头。小区的花坛里，几个老头在下棋，旁边站着几个看热闹的。
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我下了车，拖着行李箱往门里走。刚走几步，一个人影从旁边闪了出来。
他今天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眼睛红肿着，像是熬了好几个夜。
“程姐，”他叫住我，“你跟我来。”
他带我去了物业办公室。
办公室不大，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墙上贴着各种通知和广告。
李洪亮让我坐下，自己坐在对面，从抽屉里掏出一沓纸，放在桌上。
“这是警察给我的，”他说，“你看看。”
我拿起那沓纸，上面是刘万年的病历复印件。我翻了几页，没看出什么问题。李洪亮见我一脸困惑，指了指最后一页的检查报告。
“你看这里，”他说，“医生说刘万年的耳膜出现‘非正常磨损’，怀疑是长期接触‘高频定向声波’造成的。”
“刘建国说，就是你搞的鬼，”李洪亮看着我，“他说的没错吧？”
“我是人不是神，”我说，“我从哪搞来高频声波？”
“我不知道，”李洪亮说，“但警察查到你三个月前从超市买过一台‘多功能噪音检测仪’。”
我愣了一下。
那台检测仪，确实是我三个月前买的。但我是用来监测自己的睡眠环境的，从来没想过用它来做什么。
“我是买了，”我说，“但我从没用过。”
“他们不信。”
“他们爱信不信。”
“程姐，认真点，”李洪亮压低声音，“你要是没做，就老老实实配合调查。要是做了——”
“我什么都没做，”我看着他，“李经理，你信我吗？”
李洪亮沉默了。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我信你。但你得跟警察说清楚。”
我点点头。
我站起来，正准备走，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男人走了进来。
他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穿一件黑色的警服，腰间别着对讲机。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一个笑容：“程秀萍女士？”
“……是。”
“我是城东派出所的赵广安，”他亮出证件，“关于刘万年先生的案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
“什么问题？”
“你能告诉我，三个月前，你为什么要搬去海边吗？”
我看着他，心里飞快地转着。这个警察，说话客气，但眼神锐利，像是一把刀。他不急不缓，但每一个问题都踩在点上。
“因为睡不着，”我说，“他每天早上五点吹唢呐，吵得我睡不了觉。”
“所以你就搬走了？”
“对。”
“为什么不去报警？”
“报了，”我说，“没用。”
“没用？”他看着我，“什么没用？”
“派出所调解没用，居委会调解没用，物业调解也没用。他们家关系硬得很，我惹不起，就躲。”
赵广安点了点头，像是在思考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手机，翻了几页，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来。手机屏幕上是一段视频，画面上是刘万年坐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空洞地看着前方。
“你吹——你吹——”他像疯了一样对着空气大喊，“我耳朵里有人在吹——”
他的声音哑透了。
我抬起头，看着赵广安。
“他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一个月，”赵广安说，“一个多月前，他天天晚上跑到阳台上，对着你们那栋楼喊‘别吹了’、‘别吹了’。他妻子没办法，把他送去了医院。”
我心里一紧。
那是他吹唢呐的时间。他天天晚上跑去阳台喊“别吹了”，说明他产生了幻听，而且幻听的内容就是唢呐声。
“医生怎么说？”
“医生说，他可能存在‘听觉神经紊乱’，”赵广安说，“但这种病不太可能自己得。所以我们怀疑有外界因素干涉。”
他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程女士，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看了一眼那张纸。上面画着一张示意图，标注着一些箭头和数字。我看不懂。
“不知道。”
“这是你的‘噪音检测仪’的说明书，”赵广安说，“上面有一项功能：可以播放特定频率的声音。”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没有——”
“我们并没有说你用了这个功能，”赵广安打断我，“但你买了这台机器，然后搬到海边，然后刘万年就出了这种事。这个时间线，是不是太巧了？”
我没有说话。
我的脑子现在乱成一团。我确实买了那台机器，也确实搬到了海边，但刘万年的病跟我没有关系。可我又解释不了为什么他的病会这么“巧”。
“程女士，”赵广安站起身，“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调查。你不需要承认什么，只需要把你这边的情况说清楚。”
“好，我配合。”
我坐下来，开始说。
从一开始的投诉，到搬去海边，到这三个月的经历，再到今天一回来就被叫到物业。
我一字不落地说完，没有撒谎，也没有隐瞒。
赵广安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他说了一句让我意外的话。
“程女士，你有没有想过，刘万年的病，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每天吹唢呐，长年累月，还是同一个曲子。这种声音反复刺激他自己的耳膜，又反过来影响他的大脑。不一定是你造成的，也不一定是谁‘操作’的。”
我看着赵广安，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赵所长，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这件事，可能根本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06
赵广安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我愣在原地，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
他说的有道理，刘万年天天吹唢呐，日积月累，确实有可能导致听力损伤。
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刘建国要到处说是我“下药”？
赵广安像是看出了我的疑问，微微皱了皱眉：“不过，刘建国对你有些特别的意见。他一直在说，你跟三年前的事有关系。”
我的心又是一沉。
三年前的事，当然有关系。他杀了我的丈夫，毁了我的家。但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李洪亮。
“三年前什么事？”我问。
赵广安看了我一眼，似乎在权衡该不该说。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开口：“他说你是他病人的家属，他对你有意见。”
我没有接话。
“不过，这件事我暂时不急着查，”赵广安合上笔记本，“你先回去休息，有进展了再通知你。”
“好。”
我站起身，走出去。李洪亮跟在我后面，出了物业办公室，他拉住我的胳膊：“程姐，你还不能走。”
“为什么？”
“刘建国的律师来了，说要跟你‘对质’。”
“对质？”
“对，”李洪亮压低声音，“他说你有‘精神问题’，想申请法院给你做精神鉴定。”
我站在小区门口，手发凉。
刘建国这是要把我逼进死路。
他先泼脏水说我下药，现在又说我精神有问题。
他打的算盘很清楚：只要我被定为“精神病人”，我说的话就没人信了。
那三年前的事，就永远也翻不了案。
“放心，”我跟李洪亮说，“我不会让他得逞的。”
我拖着行李箱往小区外走。刚出小区大门，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路边。
车门开了，一个人影走下来。
是刘建国。
他今天穿了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他看着我，没有任何表情。
“程姐，”他说，“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
“我爸病了，”他说，“你知道吧。”
“知道。”
“听说你刚从海边回来，”他笑了笑，“住得挺舒服吧？”
“还行。”
“可我住得不舒服，”他的脸终于变了，“我爸耳朵里全是唢呐声，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
“我不知道，”我冷冷地说，“但你爸吹了三年嗱呐，他应该知道。”
刘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起来：“你挺会说的，程姐。”
“我不会说，”我说，“我只是实话实说。”
“实话？”他盯着我，“你说实话？你能说实话？”
“当然能。你觉得我不能？”
刘建国没有回答。他看了我一眼，转身上了车。
车子很快消失在路口。
我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车消失的方向。风吹在我脸上，冷飕飕的。
我想起了什么，拿出手机，翻到肖惜文的号码，拨了过去。
“肖姐，帮我约那个律师，要快。”
“怎么，你准备打仗了？”
“对，”我说，“准备打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