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我叫赵国强，今年三十四岁，在一家建材公司做销售经理。
那天下午我从丽都花园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开始暗了。我低头看了看手机，五点四十。小晴还在床上睡着，我走的时候没吵醒她，把门轻轻带上，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见里面没什么动静，这才转身下楼。
小晴是我在外头的人，跟了我快两年了。这事说来话长，总之就是一次应酬喝多了酒，后来就断不干净了。她今年二十五，长得不算多漂亮，但年轻，皮肤白，说话软绵绵的，跟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好像也年轻了几岁。
今天是她生日，我陪了她一下午，给她买了个包，又在她那儿吃了顿饭。本来想多待一会儿，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另一件事——医院那边，我老婆刘桂芳生了。
说起来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桂芳跟我结婚七年，之前怀过两次都没保住，这次好不容易怀上了，还是三胞胎。医生说她身体底子弱，怀孕后期基本都在床上躺着，吃不下睡不好，整个人瘦得脱了相。预产期提前了半个月，剖腹产，三个闺女，虽然都有点轻，但医生说各项指标还行，就是得住保温箱观察几天。
今天是产后第三天。我上午去医院看了一眼，桂芳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头发油腻腻地贴在头皮上，看见我来了，眼睛亮了一下，问我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又问她想吃什么，她说什么都不想吃，就想喝口热的小米粥。我说行，晚上我给你送来。
可下午小晴一打电话，我就过去了。小晴说她一个人过生日没意思，我就想着反正粥晚上送也行，先去陪陪她，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从小晴那儿出来，我先回了趟家。我妈在家，正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茶几上摆着一盘花生米，她自己倒了一杯白酒，看样子已经喝了几口。
“妈，我回来拿个保温桶。”我说。
我妈抬眼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说不上来是什么意思，像是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给你媳妇送饭？”
“嗯，她说想喝小米粥。”
我妈哼了一声，没接话，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我知道她对桂芳有意见，觉得桂芳嫁过来这么多年没生出儿子，这回又是三个丫头片子，她心里不痛快。我也懒得跟她掰扯，去厨房翻了翻，找到一个保温桶，洗干净了，又从冰箱里拿出早上剩的米饭，想着煮点粥。
“你还会做饭？”我妈在后面说了一句，语气里带着讽刺。
我没吭声，把米倒进锅里，加了水，开了火。小米粥煮起来快，二十分钟就好了。我又翻了翻冰箱，找到两个鸡蛋，想着给她煮上，补补身子。鸡蛋煮好了，剥了壳放进粥里，又撒了点盐，尝了尝味道还行。
我把保温桶装好，拎着出了门。我妈在身后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也不想听。
到了医院已经快七点了。妇产科在三楼，电梯慢得很，我等不及，直接从楼梯上去了。走廊里灯光惨白，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偶尔能听见婴儿的哭声。我走到桂芳的病房门口，推开门，里头黑漆漆的，灯没开。
我以为她睡了，伸手摸到墙上的开关，“啪”一声按亮了灯。
床是空的。
被子掀开着，枕头歪在一边，床头柜上的水杯还在，半杯水，旁边放着一个咬了两口的苹果，已经氧化发黄了。地上有一双拖鞋，是桂芳的，粉红色的，她住院那天我给她买的。
我愣了一下，心想可能是去厕所了，或者去新生儿科看孩子了。我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掏出手机给她打电话。响了六声，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还是没人接。
这时候护士推门进来了，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说：“您是刘桂芳的家属？”
“对，我是她老公。”我说，“她人呢？”
护士的眼神有点躲闪，低下头翻了翻手里的病历夹，说：“您不知道吗？刘桂芳五天前就出院了。”
“五天前？”我脑子嗡了一下，“不可能啊，她才生完三天，怎么能出院？”
护士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带着一丝不解，还有一点别的什么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责备。“她是顺转剖，术后第二天就签字出院了，当时我们劝过她，但她坚持要走。按规定，产妇自己签字就可以办理出院手续。”
我感觉自己的耳朵在嗡嗡响，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她去哪了？”
“这个我们不清楚。”护士说完，犹豫了一下，又补充道，“她出院那天是一个人走的，没有人来接她。”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病房里，脑子里一片空白。保温桶还拎在手里，沉甸甸的，小米粥的热度透过桶壁传到我的手心，烫得我手指发麻，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掏出手机又给桂芳打，还是没人接。我翻出微信，给她发了一条消息：“你在哪？”
消息发出去，石沉大海。
我又翻到岳母的电话，拨了过去。响了很久，终于接通了，那头传来岳母的声音，沙哑的，像是哭过。
“妈，桂芳在你那儿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然后岳母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刀子扎进我的胸口。
“国强，桂芳和孩子都不在了。”
第二章
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
“什么叫不在了？”我的声音变了调，连我自己听着都觉得陌生，“她去哪儿了？孩子呢？孩子在哪儿？”
岳母在电话那头深吸了一口气，我能听见她的呼吸声在颤抖。“她出院以后给我打过电话，说她在火车站。我问她要干什么，她说她要走，走得远远的。我问她孩子怎么办，她说孩子她带走了。我再打过去，她就关机了。”
“火车站？哪个火车站？”
“我不知道，她没说。”
我挂了电话就往外跑。电梯还是慢得要命，我一脚踹开楼梯间的门，三步并两步往下冲，差点在拐角处摔倒。跑到停车场，我拉开车门坐进去，钥匙插了好几次才插进锁孔。发动机轰的一声响了，我挂上档，轮胎在地面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车子窜了出去。
我一边开车一边给桂芳打电话，一遍又一遍，永远是那个冰冷的女声：“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我又给她发微信，发短信，语音通话，视频通话，全都石沉大海。
车开到半路，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开。火车站？哪个火车站？大连有好几个火车站，还有高铁站，她到底去了哪一个？就算知道她去了哪个站，她现在还在不在那里？
我把车停在路边，双手死死抓着方向盘，额头抵在上面，大口大口地喘气。车厢里安静得很，只有我的呼吸声和心跳声，咚咚咚，像是要把胸腔撞破。
我开始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
桂芳是六月二十八号生的，剖腹产，三个闺女。那天我在手术室外面等着，等了将近三个小时，护士出来告诉我母子平安，三个女孩，老大四斤二两，老二三斤八两，老三三斤六两。我当时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高兴肯定是有的，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三个都是闺女，我妈那边肯定要不高兴了。
桂芳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麻醉还没过，整个人迷迷糊糊的，嘴唇干裂，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我跟着病床一起进了病房，护士把她安顿好，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就走了。我坐在床边看着她，她闭着眼睛，眉头皱着，像是在做梦，又像是在忍受什么疼痛。
过了一会儿她醒了，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孩子呢？”
“在保温箱里呢，”我说，“护士说都挺好的，就是体重轻了点，得观察几天。”
她点了点头，眼泪就顺着眼角流下来了。我拿了纸巾给她擦，她说：“国强，我对不起你，没能给你生个儿子。”
我当时心里酸了一下，嘴上说：“说什么呢，闺女也挺好，我都喜欢。”
她又哭了，哭得很厉害，伤口疼得她直抽气。我去叫了护士，护士给她打了止痛针，她才慢慢平静下来，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陪了一夜。她睡睡醒醒，中间吐了一次，胆汁都吐出来了，苦着脸跟我说胃里难受。我去找医生，医生说剖腹产术后反应正常，让她多喝水，少食多餐。我给她倒了温水，她喝了小半杯就又睡了。
第二天一早，小晴给我发消息，说她感冒了，发烧三十八度五，问我能去看看她吗。我看了看还在睡的桂芳，犹豫了一下，回她说等我忙完。桂芳醒了之后，我给她买了早饭，喂她喝了点粥，又去新生儿科看了一眼孩子。三个小家伙挤在一个保温箱里，小小的，红红的，像三只小老鼠。护士说她们情况稳定，再观察一周左右就能出院了。
我看完孩子回到病房，跟桂芳说我得去公司一趟，有个重要的客户要见。桂芳说你去吧，没事，我自己能行。我给她把午饭安排好，又嘱咐护士多照看一下，就走了。
其实我没有去公司，而是去了小晴那儿。小晴确实发烧了，脸烧得通红，窝在被子里可怜巴巴地看着我。我给她买了药，熬了粥，又陪她待了一下午。晚上她烧退了，拉着我不让我走，我就没走。
第三天，也就是昨天，我又去医院看桂芳。她看起来比前两天好了一些，能下地走动了，就是走路还得弯着腰，捂着肚子，一步一步挪。我跟她说公司最近项目紧，可能没法天天来医院，让她有事给我打电话。她说好，让我别担心，好好工作。
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她正低着头看手机，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看不清表情。
我没想到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我。
现在想来，她那天的平静太不正常了。她没有抱怨，没有生气，甚至没有问我为什么不多陪陪她。她只是安安静静地躺在那里，像一个已经做好了决定的人，不再对任何人抱有期待。
我重新发动了车，先去了大连站。停好车，我跑进候车大厅，满大厅都是人，我一个个看过去，希望能找到桂芳的身影。我知道希望渺茫，她已经走了五天，怎么可能还在车站？但我还是不死心，把整个候车大厅找了个遍，又去了售票窗口，问工作人员有没有见过一个抱着三个婴儿的女人。工作人员看我的眼神像在看神经病。
我又去了大连北站，同样的结果。
从车站出来，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站在广场上，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件短袖，外套落在车里了。我掏出手机，发现有好几个未接来电，都是我妹赵丽打来的。我回拨过去，赵丽接起电话就问：“哥，嫂子不见了？”
“你怎么知道的？”
“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说你嫂子跑了，把孩子也带走了。”赵丽的声音里带着着急，“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吵架了？”
“没有，”我说，“没吵架。”
“那她为什么要走？”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是啊，她为什么要走？我明明对她挺好的，给她住大房子，给她钱花，她要什么我都满足她。她生孩子我虽然没天天陪着，但该花的钱一分没少花，医院的费用全是我交的，我还给她订了月子中心的套餐，一万多块钱呢。
可是这些话我说不出口，因为我自己都知道这些理由站不住脚。
“哥，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了？”赵丽突然问。
我没说话。
“哥！”赵丽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去找她？嫂子刚生完孩子，你不在医院陪着，你去找那个女人？你还是个人吗？”
“行了行了，”我不耐烦地说，“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先把人找到再说。”
“那你赶紧报警啊！”
“报警？人家警察能管这事儿吗？她又不是被绑架了，是自己走的。”
“那也得报啊！万一出事了呢？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刚出生的孩子，能去哪儿？”
赵丽说得对，我心里也慌。桂芳这个人性格内向，不爱跟人打交道，朋友也不多，她能去哪儿？回娘家？可她妈说她没回去。投奔亲戚？她家在东北的亲戚就那么几家，我挨个打电话问了，都说没见过她。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桂芳有个表姐在深圳，听说混得不错，会不会去找她了？我翻出表姐的电话，打过去，响了半天才有人接。表姐听了我的话，沉默了一会儿，说桂芳没联系她，要是联系了一定告诉我。
挂了电话，我站在车站广场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觉得自己特别可笑。我在这儿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而桂芳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她带着三个孩子，一个刚做完剖腹产手术的女人，能去哪儿？
我回到车上，点了一根烟，狠狠吸了一口。烟雾在车厢里弥漫开来，呛得我眼睛发涩。我想起桂芳怀孕后期，肚子大得吓人，走路都得扶着墙，每天晚上腿抽筋，疼得嗷嗷叫。我有时候半夜被她吵醒，不耐烦地翻个身，嘟囔一句“又抽了”，然后就继续睡。她自己挣扎着爬起来，扶着墙去卫生间，用热水冲小腿。
我还想起她住院那天，宫缩疼得满头大汗，抓着我的手说“国强我害怕”。我说没事，剖腹产不疼，打了麻药就没感觉了。她被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全是恐惧和不舍。
我那时候在想什么呢？我在想小晴中午给我发的消息，说她新买了一条裙子，问我好不好看。
我把烟掐灭，发动了车，往家的方向开。
回到家，我妈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但她没在看。见我进门，她冷冷地问了一句：“找到了？”
“没有。”我换了鞋，走进客厅，在沙发上坐下。
“我就说她不是个好东西，”我妈说，“生了一窝丫头片子，还有脸跑？让她跑，看她能跑到哪儿去！”
“妈，你别说了。”我揉了揉太阳穴，头疼得厉害。
“怎么？我说错了？你看看你娶的这个媳妇，好吃懒做，啥活不干，生个孩子还矫情得要命。现在倒好，直接跑了，还把赔钱货都带走了，省得咱们养活了！”
“妈！”我猛地站起来，声音大得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你能不能别说了！”
我妈被我吼得一愣，随即脸一沉，站起来摔门进了卧室。
我一个人站在客厅里，四周安静极了，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我抬头看了一眼钟，十点十五分。桂芳离开已经整整五天了，而我直到今天才发现。
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接起来，对方说是派出所的民警，问我是不是赵国强。我说是。民警说有人报警说在火车站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婴儿，精神恍惚，怀疑有异常情况，让我过去确认一下。
我挂了电话就往门外冲。
第三章
我一路闯了两个红灯赶到派出所，一个年轻民警接待了我。他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打开电脑让我看一段监控录像。
画面是火车站的候车大厅，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号下午两点多。我看见一个女人拖着一个行李箱，背上背着一个婴儿，怀里还抱着两个，艰难地在人群中穿行。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宽松卫衣，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脸色苍白得吓人。
是桂芳。
我的心揪了起来，死死盯着屏幕。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是用了全身的力气。她怀里的两个孩子都在哭，她低下头，嘴唇动着，像是在哄她们，但隔着屏幕我听不见声音。她走到一个角落，把行李箱放下，靠着墙慢慢蹲下来，把怀里的两个孩子放在行李箱上，腾出手来擦了擦脸上的汗。
一个中年妇女走过去，弯腰跟她说了几句话，桂芳摇了摇头。中年妇女又说了几句，桂芳还是摇头。中年妇女站了一会儿，走了。
桂芳蹲在那里，一动不动，低着头，肩膀微微颤抖。过了大概五分钟，她站起来，重新抱起孩子，拖着箱子，一步一步往检票口走去。
“这是她最后出现在监控里的画面，”民警指着屏幕说，“她上了去往哈尔滨的列车。我们已经联系了哈尔滨那边的警方，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她的下落。”
“哈尔滨？”我愣住了，“她去哈尔滨干什么？我们在那儿没亲戚啊。”
“这个我们就不清楚了。她买的是硬座票，一个人带着三个婴儿坐硬座，十几个小时的车程……”民警顿了顿，看了我一眼，“你们夫妻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矛盾？”
我张了张嘴，想说没有，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难道要我告诉民警，我老婆刚生完孩子，我正在情人家过夜，所以她跑了？
“我们会继续跟进这个案子，”民警说，“你先回去等消息吧，有情况我们会通知你。”
从派出所出来，我坐在车里，脑子里反复回放着监控里的画面。桂芳弓着背，咬着牙，抱着三个孩子，拖着箱子，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样子，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
我掏出手机，翻到桂芳的微信。我们的聊天记录停留在五天前，她给我发了一条消息：“孩子今天喝奶量增加了，护士说她们长得很好。”我没回。
我又往上翻，看到之前的聊天记录。大部分时候都是她在说话，说她今天吃了什么，做了什么检查，孩子怎么样。我回得很少，有时候就回一个“嗯”，有时候干脆不回。她偶尔会问我什么时候去看她，我说忙，有空就去。
有一次她发了一张照片，是三个孩子的B超单，上面有三个小脑袋挤在一起。她说：“你看，她们长得好像你。”我点开看了一眼，觉得什么都看不出来，就关了。也没回。
现在再看这些聊天记录，我恨不得扇自己两巴掌。
我发动车，不知道该去哪里。回家？我不想面对我妈那张冷脸。去医院？桂芳已经不在了。去小晴那儿？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我就把它掐灭了。我现在最不想见的人就是小晴。
最后我开车到了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快餐店，要了一杯咖啡，坐在角落里发呆。店里没什么人，只有一个店员在柜台后面玩手机。空调开得很足，冷得我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我拿起手机，又给桂芳打了个电话，还是关机。我试着给她发了一条短信：“桂芳，我知道错了，你回来好不好？有什么事我们当面说。”
发完之后，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没有任何回应。
凌晨两点多，我终于撑不住了，趴在桌上睡着了。梦里乱七八糟的，一会儿梦见桂芳在医院里哭，一会儿梦见三个孩子在保温箱里哇哇大叫，一会儿又梦见小晴笑着朝我招手。我被这些梦搅得不得安宁，猛地惊醒过来，发现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揉了揉酸痛的眼睛，走出快餐店。街上有早起的清洁工在扫地，扫帚划过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空气里有股潮湿的味道，像是要下雨了。
我回到家，我妈已经起来了，正在厨房煮面条。她看见我进门，没说话，把一碗面条端到桌上，又放了一双筷子。
“吃吧。”她说。
我看着那碗面条，热气腾腾的，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我坐下来，拿起筷子，挑了一筷子面条塞进嘴里，烫得我舌头发麻。
“妈，”我低着头说，“你说桂芳她会不会出事？”
我妈没说话，在我对面坐下来，看着我吃面。
“她一个人带着三个那么小的孩子，剖腹产的伤口还没好利索，她能去哪儿？”我的声音越来越小，“她身上也没多少钱……”
“你早干嘛去了？”我妈突然开口，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砸在我心上，“你媳妇生孩子，你在外头鬼混。你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个姓晴的狐狸精，我早就知道了。”
我手里的筷子顿住了。
“你以为你妈是老糊涂？”我妈冷笑了一声，“你三天两头不着家，回来也是心不在焉的，手机不离手，接个电话都要躲到阳台上去。我活了六十多年，什么事没见过？”
“妈……”
“别叫我妈！”我妈一拍桌子，碗筷都震了一下，“我告诉你赵国强，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把你媳妇找回来。那三个孩子是你的亲骨肉，你不能让她们流落在外头！”
我从来没见我妈发这么大的火。她一向强势，但对我从来都是护着的，小时候我跟别人打架，她不管对错都是先骂别人。今天她居然为了桂芳骂我，这说明她心里也觉得我做得过分了。
“我知道了。”我放下筷子，站起来，“我去找她。”
“你去哪儿找？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我去哈尔滨。”
“哈尔滨那么大，你去哪儿找？”
“我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找，总能找到。”
我妈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转身回了房间。过了一会儿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递给我。
“这是我攒的一点钱，你拿着，路上用。”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沓百元钞票，用橡皮筋捆着，整整齐齐的。我知道这是我妈平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她退休金不高，每个月还要给我爸买药，能攒下这些钱不容易。
“妈……”
“行了，别废话了，赶紧走吧。”我妈转过身，背对着我，声音有点哽咽，“把人找回来，好好过日子。”
我把钱揣进口袋，转身出了门。
到了火车站，我买了一张去哈尔滨的票。上车之后，我给公司打了个电话请假，经理一听我要请假，不太高兴，说最近项目紧，能不能缓两天。我说不行，家里出了大事，必须去。经理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尽快回来。
挂了电话，我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火车轰隆隆地往前开，我的心也跟着颠簸不定。桂芳，你到底在哪里？
火车上我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想事情。我想起我和桂芳第一次见面，是在朋友的婚礼上。她是伴娘，穿着一条粉色的裙子，站在新娘旁边，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酒窝。我一眼就看中了她，托朋友去要了她的电话号码。追了她半年，她才答应跟我交往。
结婚的时候，她爸妈不同意，嫌我家条件不好，嫌我没有正式工作。桂芳跟她爸妈吵了一架，最后还是嫁给了我。结婚那天她穿着白色婚纱，笑得特别好看，挽着我的胳膊说：“国强，我们要一辈子在一起。”
一辈子。这才七年，她就要离开我了。
我又想起她怀孕的时候，孕吐特别严重，吃什么吐什么，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我那时候心疼过她，给她买各种营养品，变着法子给她做好吃的。可是后来她肚子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不方便，脾气也越来越差，动不动就哭，我渐渐就不耐烦了。
再后来小晴出现了，年轻漂亮，会撒娇，会哄人，不像桂芳那样整天愁眉苦脸的。我就陷进去了。
现在想想，我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火车到了哈尔滨，已经是下午了。我下了车，站在出站口，看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城市，一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哈尔滨这么大，人口上千万，我上哪儿去找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女人？
我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然后开始在周边寻找。我拿着桂芳的照片，一家一家旅馆问，一家一家饭店打听。有人摇头，有人摆手，有人不耐烦地说“没看见没看见”。
一天下来，我的腿都快走断了，嗓子也哑了，一无所获。
晚上我回到旅馆，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斑驳的水渍发呆。手机突然响了，是赵丽打来的。
“哥，你到哈尔滨了？”
“到了。”
“找到嫂子了吗？”
“没有。”
赵丽沉默了一会儿，说：“哥，你有没有想过，嫂子可能根本没去哈尔滨？”
“什么意思？”
“你想啊，她带着三个孩子，刚做完手术，身体虚弱得很，怎么可能坐十几个小时的硬座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她根本就不是要去哈尔滨，她只是在哈尔滨转车，真正的目的地是别的地方。”
我猛地坐起来。赵丽说得对，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桂芳买的是到哈尔滨的票，不代表她就在哈尔滨下车。她完全可以在这里转车去更远的地方。
“那她能去哪儿？”
“我不知道，但你可以查一下那天从大连到哈尔滨的列车时刻表，看看她下车之后能赶上哪些车次。”
我挂了电话，立刻上网查。六月二十九号下午两点多，桂芳上了大连到哈尔滨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的时间是凌晨三点左右。凌晨三点到天亮这段时间，从哈尔滨出发的列车有好几趟，分别开往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满洲里……
我一条条看下去，目光停在了其中一趟列车上。那趟车是从哈尔滨开往漠河的，凌晨四点二十发车。
漠河，中国最北边的一个小城，冬天冷得要命，夏天倒是凉快。桂芳从来没去过那里，她为什么要去那儿？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她就在那里。
第二天一早，我退了房，买了去漠河的票。
火车越往北开，窗外的景色就越荒凉。大片大片的田野，偶尔能看到几间低矮的房子，远处的山峦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里。车厢里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一节车厢只剩下四五个人。
我旁边坐着一个老大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脸上布满皱纹，眼神却很亮。他看我心事重重的样子，主动搭话：“小伙子，去漠河干啥？”
“找人。”我说。
“找谁？”
“找我媳妇。”
老大爷哦了一声，没再多问。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漠河那地方，夏天还好，冬天能把人冻死。你媳妇要是真在那儿，可得早点把她接回来。”
我点了点头，心里却更加不安。桂芳真的会在漠河吗？她为什么要去那么偏远的地方？
火车在傍晚时分到达了漠河站。说是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站台，周围是一片低矮的建筑，远处是无边无际的白桦林。空气冷得刺骨，我打了个寒颤，后悔没带件厚衣服。
我走出车站，站在空旷的广场上，环顾四周。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辆车驶过，扬起一阵尘土。远处传来狗叫声，在寂静的黄昏里显得格外响亮。
我掏出手机，打开地图，想找附近的旅馆。就在这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归属地显示的就是漠河。
我心头一跳，赶紧接起来。
“喂？”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很疲惫，但一听到那个声音，我的心脏就像被人狠狠攥住了。
“国强，是你吗？”
是桂芳。
第四章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桂芳，你在哪儿？”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只能听见她轻微的呼吸声。然后她说：“你别来找我了，我不会跟你回去的。”
“桂芳，你听我说——”我急了，声音都变了调，“我知道我做错了，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当面跟你说清楚好不好？”
“没什么好说的，”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心里发毛，“我已经决定了。孩子我自己养，不需要你操心。你回去吧。”
“桂芳！”我几乎是喊出来的，“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你别来——”
“不行！”我打断她，“你不告诉我，我就一个旅馆一个旅馆找，一个小区一个小区问，我就是把漠河翻个底朝天也要找到你！”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过了很久，她叹了口气，说了一个地址：“北极大街幸福家园小区，三号楼三单元二零二。”
“你等着，我马上到！”
我挂了电话，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中年男人，听我说了地址，看了我一眼，说：“那地方偏得很，你去找人？”
“对，找我媳妇。”
司机没再说什么，发动了车。一路上我坐立不安，不停地看手机，生怕桂芳又关机了。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往后掠去，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车子在一片老旧的小区门口停下。我付了钱，跳下车，借着路灯的光看清了门口的牌子——幸福家园。小区不大，只有三四栋楼，外墙的涂料已经斑驳脱落，院子里停着几辆破旧的自行车，花坛里杂草丛生。
我找到三号楼，三单元，楼道里的灯坏了，黑漆漆的。我用手机照着亮，爬上二楼，在一扇防盗门前停下来。门上贴着一张褪色的福字，边缘已经卷起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抬手敲了敲门。
门里面传来脚步声，很轻，很慢。然后是开锁的声音，咔哒一声，门开了。
桂芳站在门里面。
她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随便扎着，脸色蜡黄，眼窝深陷，整个人瘦了一大圈。她看见我，表情没什么变化，就像是早知道我会来一样。她侧了侧身，说：“进来吧。”
我迈步走进去，一股潮湿的霉味扑面而来。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客厅大概只有十几平米，摆着一张旧沙发、一张折叠桌、一台老式电视机。墙角堆着几个纸箱子，地上铺着一张爬行垫，三个孩子并排躺在上面，裹着薄薄的毯子，睡得正香。
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那三个小小的身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桂芳关上门，走到爬行垫旁边蹲下来，轻轻地给其中一个孩子掖了掖毯子角。
“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她头也不抬地问。
“我去了派出所，看了监控，知道你来了哈尔滨，然后又查了转车的车次，猜你可能来了漠河。”我说，“你为什么跑这么远？”
桂芳站起来，走到厨房里，倒了一杯水递给我。我接过来，发现杯子是塑料的，边缘已经磨损了，洗得倒是干净。
“我表姐以前在这儿打工，租过这套房子，后来她不干了，房东就一直空着。我跟她说了一声，她就帮我把钥匙寄过来了。”桂芳坐到沙发上，双手交握放在膝盖上，低着头说，“这里便宜，一个月才三百块钱。”
“桂芳……”我在她对面坐下来，把水杯放在桌上，“你跟我回去吧。”
她摇了摇头。
“为什么？”我的声音有些急了，“就因为我在你生孩子的时候没陪着你？我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
“不是因为那个。”她打断我，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没有愤怒，没有怨恨，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失望。“是因为我累了，赵国强。”
她叫了我的全名。她很少叫我全名，一般都是叫国强，只有在生气或者认真的时候才会连名带姓地叫。
“我嫁给你七年，给你洗衣服做饭，伺候你妈，你爸生病的时候我在医院照顾了三个月，你没说过一句谢谢。我怀了三胎，前两胎都没保住，你除了说‘没事下次再来’之外，还说过什么？你知不知道我每次流产之后有多难受？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去医院做清宫手术的时候有多害怕？”
她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割在我心上。
“这一胎我怀了三个，你知道我有多辛苦吗？前五个月我吃什么吐什么，吐到胃出血，住院保胎。你来看过我几次？你每次来待不到半个小时就走，说公司有事。我知道你不是公司有事，你是去找那个女人了。”
我张了张嘴，想辩解，但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你以为我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桂芳苦笑了一下，“你身上的香水味，你手机上的聊天记录，你银行卡的消费记录……我都知道。我只是不想说，因为我怕一说出来，这个家就散了。”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说了有用吗？”她看着我，“你会跟她断了吗？”
我沉默了。
桂芳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满是苦涩。“你看，你自己也知道答案。你不会跟她断的，至少那个时候不会。你觉得我离不开你，觉得我生了孩子就更离不开你了。所以你肆无忌惮，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桂芳，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跟她断了，我发誓——”
“你发誓？”桂芳打断我，“你拿什么发誓？拿那三个孩子的命发誓吗？”
我愣住了。
桂芳站起来，走到爬行垫旁边，抱起其中一个孩子，轻轻拍着她的背。孩子哼唧了两声，又睡着了。
“我生她们那天，你不在。我一个人在手术台上，麻醉打得我浑身发抖，医生跟我说话我都听不清。我拼命告诉自己，没事的，很快就结束了，孩子会好好的。可是我心里在想，如果我死在手术台上，你会不会难过？”
“桂芳……”
“手术做完之后，我被推到病房，护士问我家属呢，我说不知道。护士帮你打了电话，你没接。后来你来了，待了一个小时就走了。我那时候伤口疼得要命，想喝口水都没人给我倒。隔壁床的大姐看不下去了，帮我倒了水，还帮我叫了护士。”
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眼眶红了，但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病房里，看着天花板，想了很久。我想我这七年到底得到了什么？一个从来不关心我的老公，一个嫌弃我生不出儿子的婆婆，还有这三个可怜的孩子。她们一出生就没有爸爸的疼爱，以后长大了，会不会也像我一样，一辈子活在委屈里？”
“所以我决定走。”她抬起头看着我，“我不能让我的女儿们在那种环境里长大。我不能让她们看着她们的爸爸在外面有别的女人，让她们的奶奶重男轻女地嫌弃她们。我要给她们一个新的生活，哪怕穷一点，苦一点，至少她们是被爱的。”
屋子里安静极了，只有三个孩子均匀的呼吸声。
我坐在那里，双手捂着脸，肩膀剧烈地抖动。我哭了。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哭过了，但这一刻我控制不住自己。眼泪顺着指缝流下来，滴在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桂芳，对不起……”我的声音支离破碎，“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