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庚就是个修电脑的

国外历史学家一直认为商朝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因为更早的夏朝并没有考古学资料可以证明。

我觉得这种论断太死板。就像外国人学做中餐一样，将调料定量、时间精确到秒，完全get不到烹饪的乐趣。

有关夏朝的记载存在于很多史书资料中，虽然考古学还没有发现夏朝存在的实证，但历史的发展是有延续性的，商朝不可能脱离夏朝的铺垫突然冒出来。

夏朝的存在就如同宇宙中存在外星文明一样确定，只是我们还没发现而已。真心期待随着科技的进步、考古学的发展，我们能尽快挖掘出夏朝的文物古迹。

不管怎样，夏朝这篇揭过去了，本文说的是商朝的故事，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

壹

商王朝延续了五百年，几乎一直动荡不安，找不到适合自己的运行方式。

我分析出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表面原因。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民族一直受天灾困扰，不是洪水泛滥就是天下大旱，要么蝗虫蔽日遮天。作为农耕民族，当时生产力又不发达，只能任天灾蹂躏，而商朝时天灾特别多，黄河屡屡改道，百姓苦不堪言。

第二个是内在原因，政局极度不稳。这个怨不得别人，商朝的继承制度很奇怪，除了“父子相传”，“兄终弟及”也是重要的继承方式，而“兄终弟及”的危害我之前分析过，这算是自作自受。

第三个原因很无奈，制度原因。奴隶制在商朝达到鼎盛，而奴隶制的弊端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奴隶制与农耕民族格格不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先来探讨奴隶制问题。

商代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按说战俘在成为奴隶后，应该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因为扎根于农耕文明的商政权最需要的是稳定的农业劳作者，也就是说只有奴隶成为农业劳作者的主力，奴隶制中国才能稳定发展。

遗憾的是，这些战俘转化而来的奴隶早已被贵族们瓜分，成为他们的私产，你让贵族把私产吐出来为国家种地，这有点天方夜谭。奴隶制中国最大的社会矛盾就此出现，那就是国家与贵族（奴隶主）之间的矛盾。

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几乎所有的奴隶都成为了贵族的私人物品，他们存在的价值只是为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增砖添瓦，而不是为国家的粮仓出力。这也能解释，商朝的文物为什么如此之多，那些美轮美奂的青铜器，大部分出自奴隶之手。

执政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推出井田制，耕种的农民虽然主要是为国家种地，但好歹还有一块地是为自己耕种的，这就为自己保留了一定的自由和权利。

为什么在奴隶的使用问题上，国家吃了大亏，没能干过贵族，也就是奴隶主们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不能买卖奴隶。其实不仅是奴隶，古代的中国买卖行为基本上是被禁止的。很遗憾，商朝不让经商，这很可能就是奴隶制不适合中国的主要原因。

奴隶成为贵族的不动产，于是他们就只有两个用途：生为贵族服务，死为贵族殉葬。

贰

再来说说继承制度。商朝最大的特色是“兄终弟及”。

我统计了一下，商朝共有三十位商王，其中王位继承有12次是传给弟弟，有3次传给侄子，还有1次传给堂弟，这都是“兄终弟及”的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我不清楚，但一开始商朝就没开个好头。

商汤驾崩时，太子早死，而太子的儿子太甲还很小，这就有点“二年级病”的症状，不过当时有伊尹执政，政局没乱。王位传给了太子的弟弟，弟弟很自然又传给了自己的儿子，遗憾的是，弟弟的儿子却又传给了太甲，这有点类似击鼓传花，传着传着又传回来了，于是成了乱局。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很公平，本来王位就应该是太甲的啊。殊不知这种事越公平，过程越和平，从长远来看弊端越大。

举个例子。明朝朱元璋的太子朱标早死，皇位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于是“二年级病”发作，朱允炆的四叔朱棣造反，抢了皇位，从此宝座就在朱棣的后代里往下传。

这种方式对于朱允炆确实不公平，但谁让你没干过四叔的。假如朱棣后来变成圣人，找到朱允炆或他的后人，并传位给他，试问朱棣的后代怎会甘心，于是朱允炆这一枝和朱棣这一枝会争斗不休，那“二年级病”很难治好，明朝很可能就早夭了。

总结下来，对于王朝的传承来说，单一的标准最重要，公平与和平都是奢侈品。

商朝这个头没开好，接下来后果只能自负。

从商王中丁开始，王位是一会传给儿子，一会传给弟弟，更要命的是，弟弟这一枝和哥哥这一枝还交叉当王，乱到了极点。这样乱糟糟地传了九世之后，天下诸侯看不下去了，逐渐对商朝失去信心，商朝老大哥的地位摇摇欲坠。这段历史被称为“九世之乱”。

此时的商王是盘庚，面对内忧外患，他想起了祖宗们经常用的一招，决定将之发扬光大。

盘庚

要说还是老祖宗厉害，他们发明了一种休克疗法，类似于电脑重装系统或手机一键清零，一切推倒重来，将来问题严重了就再推倒呗。

写到这里，我第一次真实感受到中国人的智慧，真的，中国人实在是太聪明了，尤其在政治方面，这么绝的招都能想得出来，到底是什么大招，不卖关子了，迁都。

叁

频繁迁都是商朝的又一大特色，从建国到亡国就没消停过。汤自己就干过，商朝刚建立，汤建都南亳（今河南商丘），后来迁都西亳（今河南偃师），因为商的老祖宗契据说是帝喾的儿子，而帝喾当年就建都西亳，所以汤是 “从先王居”。

据史料记载，商朝迁都的频率是“前八后五”，在汤统一全国之前有八次，之后是五次。这种频率空前绝后，要是商朝有搬家公司肯定发大财。

具体来看，商汤迁都西亳后，中丁又迁于隞（今河南荥阳），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祖乙迁于耿（今山西河津）；盘庚又从奄（今山东曲阜）迁回亳。

“九世之乱”后，盘庚继位，成为商的第十九位君主。继位之初形势危急，上文已经说过，盘庚决定继续发扬家族优良传统，进行迁都，而且还是double迁都。

当时商朝的国都位于奄（今山东曲阜），上次迁都还是祖乙迁于耿，也不知道怎么又跑到奄的，两个地方相距600公里。看来至少还有一次迁都史料没有记载下来。

公元前十四世纪，盘庚决定渡黄河南下，迁都到商汤的故地亳（今河南商丘）。当时的黄河和现在的黄河走向不同，应该流经曲阜和商丘之间。

这次迁都效果不明显，政治混乱无法改观，阶级矛盾也日趋严重，国力继续衰弱。盘庚为挽救商朝的衰亡，决定再一次迁都，这次是殷（今河南安阳）。

迁都前后，都有臣民强烈反对，甚至有些贵族鼓动平民闹事。盘庚特地召集这些人训话，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搬出了老祖宗艰难创业时的艰辛，表明了一切都是为了老百姓能安定生活的苦心，同时狠狠地批评了那些有私心的贵族，最后还威胁谁不听话就有灭族的危险。

训诫效果显著，人民既来之则安之。殷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水源丰富，适宜农业生产，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迁殷之后两百年间，商朝再也没有发生过迁都的事情，因此商又被称为殷。

迁都这招绝就绝在，贵族（奴隶主）的势力会被连根拔起，一切推倒重来，从而加强了王权统治，缓解了阶级矛盾，同时还能避开一些叛乱诸侯、方国的侵扰，商朝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延续了五百年。

盘庚两次用系统重装这一招，修好了商朝这部老台式机。

尾声

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这决定了政治环境需要大一统，这种政治环境不具备奴隶制茁壮成长的土壤。奴隶制的基础是奴隶能够自由买卖，从而成为生产力的主体，这在中国很明显不可能。

在中国，战俘转化为奴隶，只能为少数人服务，无法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国家被迫发明出井田制，自耕农成为创造财富的主力。

千万别小看这一点，这就意味着国家被迫转移了一部分权利给自耕农，虽然他们仍然是受压迫的对象，但还是保留了一点人性之光。这种人性之光是中华文明的柱石，因为这点人性之光，中华文明成为世界文明中最高级的文明，是的，我们是最高级的，这点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