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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菌学界一代宗师:戴芳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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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 戴芳澜(1893—1973)

戴芳澜,字观亭,湖北江陵(今荆州)人,1893 年5 月3 日出生,1973 年1 月3 日在北京逝世。

戴芳澜对近代真菌学与植物病理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开创与奠基作用。他于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1914 年入威斯康星大学,1916 年转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植物病理学,1918 年毕业,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一年后辍学回国,1919 年归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金陵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48 年4 月当选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1953 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1956 年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所长,1958 年任微生物研究所所长。195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农业科学院授予通讯院士称号。1953 年当选为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长,1955 年担任《植物病理学报》主编,1962 年被推选为中国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从1954 年起,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1956 年4 月21 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贝时璋题词

一、严谨求实育英才

戴芳澜自 1919 年起的 50 多年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学校教书,1959 年离开北京农业大学后,培养人才依旧是他始终没有放松的工作。他不仅是一位造诣高深的科学家,也是一位为我国人才成长呕心沥血的教育家。从广州到南京,由南京到北平,再由北平到昆明,他的前半生培育出了几代优秀的真菌病理学骨干人才。例如,在我国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中,陈鸿逵、俞大绂、黄亮、魏景超、仇元、周家炽、林传光、裘维蕃、王清和、吴友三、方中达和相望年等人,都在他的课堂上系统地接受过培训,或是在他的领导下从事过较长期的研究工作。至于在不同时期听过他的讲课,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学生,就更加难以确切统计了。


1957 年 12 月,戴芳澜(前排左五)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门前与听讲者合影

戴芳澜领导的清华大学农研所植物病害组,根据他制订的研究计划,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即使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在昆明仍取得了多项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同时也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例如,他支持周家炽把小麦蜜穗病的侵染与传播和线虫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后来又把鸡菌和白蚁窝联系起来,终于发现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他又安排裘维蕃对西南地区的大型真菌进行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使我国有关鹅膏菌、牛肝菌和红菇等重要资源的资料得以开始汇集并出版专著。戴芳澜曾指导西南联大生物系的沈善炯做毕业论文,又接收他到农研所做研究助教,从事壶菌生活史和形态的研究,后来又与相望年一起对水生藻状菌进行了深入研究。当戴芳澜发现沈善炯对微生物遗传学感兴趣时,便支持他阅读道奇等人关于脉孢菌的论文,后来沈善炯到美国即从事有关微生物遗传的研究,这为他后来做出重要成绩奠定了基础。


戴芳澜在清华大学农研所

林亮东、魏景超、王清和、姜广正等许多学生,后来虽然没有同戴芳澜在一起工作,但始终与他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也经常向老师报告工作,寄送标本。这些学生后来都在不同地方进行着教学或研究工作,成为当地的骨干力量。

姜广正在 1993 年的一篇纪念戴芳澜的回忆文章《我的第一课》(写于 1993 年,未发表。有些字词与标点符号与现代用法不同,为尊重原文,几乎保留原样,个别错漏字以[]形式标出)中,曾生动地描述了当年初入师门的经历,现摘录如下:


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1945 年),我进入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病害组(时在昆明)任助教。当时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工作。

办完报到手续后。看见一位容貌清癯、鼻下留有一撮小胡子,两目炯炯有神,50 [岁]开外的学者。这即是誉满国际的新老师戴芳澜教授。

经过安排,指定了实验室,准备了必要的仪器和药品等。不久,老师到实验室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然后布置工作。老师说:“明天到附近去采集,标本按常规的方法制作,鉴定,写成报告,绘图,送给我看。”

次日在老学长相望年先生领导下,我找个破竹篮子当盛器出外采集。用了大半天的时间,采集到约 20 种标本。将标本带回实验室,经过常规制作成腊叶标本包好。再进行放大镜下检查,选取典型的真菌在植物上着生的部位。然后制片并在显微镜下测量,绘图等,最后写成鉴定报告。这样,我开始了长期真菌分类学的工作。

在这一切我认为工作圆满结束后。又用破竹篮子盛着用纸包好[的]标本,送给老师审阅……

过了两天,老师亲自提着破竹篮子到我的实验室里,放下竹篮子,拿出一包标本说:看看吧。我一看大吃一惊,鉴定报告已被用红墨水钢笔密密麻麻的修改过,凡写的不规范的字,不通顺的句子,甚至孢子的测量尺度都重新测量,都已修改。对于修改之处老师详加说明原因。最后说:好吧,下次仔细的做。然后转身离去。我恭恭敬敬的[将老师]送出房门。

事情已过了近半个世纪,然而第一课的情景却历历在目,有如昨日。对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难忘。老师的严格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学风和诲人不倦,自强不息是光辉的典范。

老师(1893—1973)离开我们近 20 年,他的优秀品质道德文章却教育了不止一代的学者。


二、前瞻谋划,长远布局,产学研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除鼓励沈善炯到美国进修微生物遗传学外,戴芳澜还认识到植物病毒学是一个重要的前沿领域,因而支持周家炽去英国进修植物病毒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为派出的留苏学生确定方向,以使某些学科后继有人,例如,安排阮继生在苏联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学习放线菌分类,安排魏江春专攻地衣等。


1953 年,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工作人员合影(中排右三为戴芳澜)

戴芳澜在教书育人的实践中,注重教学、科研和生产的结合,通过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使学生的基础知识更扎实,对实际更加了解,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实用。1953 年,他兼任中国科学院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主任后,将北京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系的教授与讲师以上的教员都聘为该研究室的兼职研究人员,开展了小麦锈病、小米红叶病、马铃薯晚疫病、白菜病毒病和软腐病、棉花黄枯萎病和立枯病等粮食、蔬菜、棉麻多种农作物重要病害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有些还获得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同时,这一安排也让刚走上研究岗位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指导者,能力得以迅速提高。这种形式的三结合,实现了培养年轻科研人才、提高学科和教学水平,以及减少农业生产中病害损失的多重功效。北京农业大学成立初期由于主要领导人的“左”倾思想,曾经一度号召学生转入农学、畜牧、林学等少数“生产系”,而把植物病理等系归入“非生产”类别。在这种狭隘的“生产观点”氛围下,戴芳澜所专长的基础性研究工作乃至于他本人,都曾被误认为是“脱离生产、脱离实际”。今天回顾,谁是谁非已经昭然若揭了。1956 年夏末,北京农业大学三名应届毕业研究生在完成了毕业答辩后,到位于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真菌研究所看望戴芳澜。他以自己早年选择研究白粉菌为例,向学生说明了为生产服务和提高学科水平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强调要从生产实际需求中选择研究课题,并在服务生产的过程中着力提高学科水平。

三、孜孜以求,循循善诱,实践性教学

在教学中,戴芳澜始终没有墨守或者满足于原有教科书上的论述,而是随着学科的进步不断更新和丰富自己的讲课内容。他不仅把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在讲授中培养学生的治学方法。戴芳澜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著作,从不故步自封,他认为那只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比较完备、比较确切,而绝不可能永远完美、永远正确。这并不只是出于他的谦逊,更主要的是出于他辩证唯物的认识论。他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对自己已有的认识进行重新检验,从中发现其中的不足乃至错误并使之进一步深入和完善。戴芳澜的主要研究领域和贡献是真菌学,特别是真菌分类学。他一生勤奋好学,从不懈怠,精通法语和英语,形成了广博而深厚的知识体系。他敏锐感知,能及时抓住和正确把握学科发展的新生长点。例如,戴芳澜始终认为分类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所有生物学性状的全面深入认识基础上。因此,他十分关注生命科学领域内各分支,乃至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学科的新进展。戴芳澜循循善诱地引导他的学生和助手们去努力共同实践这一主张。1952 年,他为北京农业大学本科生讲授真菌形态时,绘声绘色地叙述了显微镜下真菌游动孢子的形成过程:首先,发育成游动孢子囊的细胞内开始出现细胞质颗粒状物质和油滴,它们不断运动并改变大小;随后细胞质内产生分隔,每一个分隔各自形成带有鞭毛的游动孢子;最后游动孢子从孢子囊中释放。他在讲完上述能够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全过程以后,又联系能够影响整个发育过程中不同环节的环境条件,向学生们深刻地指出,随着相关学科知识和研究技术的发展,今后进一步从细胞、生理、生化的层次上去深入揭示这一发育过程内在变化机制的必要性。在短短几分钟内,他就把学生们的注意力从具体细致的现象观察引申到今后对内在机制的认真思索,这便是他这种努力的一个具体实例。即使离开大学教学工作岗位以后,他仍然十分注意鼓励和引导身边的研究生和工作人员及时掌握科学技术新动态,拓宽和加深对相关学科的认识。他时常提醒人们关注国内外相关学科的重要论著和发展情况,还定期组织相应的读书会和研讨活动。戴芳澜的这种不倦的努力,也反映了他本人终身追求不断完善的可贵精神所衍生出来的一种责任感。20 世纪 60 年代初,细菌数值分类的概念刚刚问世,他便鼓励所内年轻人认真研究。他有一枚闲章刻着“学到老”,更有一副对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正是他终生不渝的求知精神的写照。

戴芳澜把教书和育人看得同等重要。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和培养。戴芳澜的道德文章,有口皆碑。他的身教,加之学生们对他的衷心敬佩和爱戴,使学生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受到了有益的熏陶。戴芳澜对学生们的错误和缺点,会从爱护的态度出发,严肃地提出批评,有时甚至不讲情面。有一次在讲授真菌学时,他向学生提问,为何新种被命名后要在学名后边加上定名人的姓名。这些初涉学术的学生尚不能作出正确回答。他这才严肃而又语重心长地解答说:命名人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所定新种学名之后是为了对成立新种负责,绝不是以此为自己树立名声。经老师这一点拨,这一责任观便深刻地印在学生的脑海中。他们后来在工作中力求谨慎行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疏忽而造成的失误。


戴芳澜(右一)在真菌植物病理研究室指导学生郑儒永和余茂效

戴芳澜的教学方式别具一格,讲课以启迪为主而不是满堂灌。课外的必读参考资料很丰富。早期,戴芳澜更是不辞辛苦地收集当时国际上颇有用的论文(大部分都是外文的),亲自打印,编订成册发给学生们阅读。在讲到某一类菌时,他会向学生们介绍最权威的专著。在课堂上,他从不面面俱到地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突出重点。他将自己深入研究过的工作结合在讲课中,特别引人入胜,使学生终生难忘。他亲自带实验课,在点明实验要求后,便在室内巡视,发现问题及时指出。当他检查学生们绘图时,如果画得比较准确,他可能会指着绘图考问学生图上某一部分的名称;画得不对的,他就毫不客气地让学生重画。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戴芳澜的学生几乎都能绘出精准的显微镜描图。他曾形象地比喻说:“画静物,一个罐子你也要看完整了,它哪里大,哪里小,要画出来。不能只看了半个就画,那还叫罐子吗?”在早期教植物病理学时,他很注重实际操作,不以教授自居,亲自带领学生到园艺系果园中去喷波尔多液以防治苹果锈病。在讲授真菌学时,他带领学生到野外采集,有时全家同去,都是采集员。这样做既增加了学生对真菌生态环境的认识,提高了对真菌的热爱和兴趣,而且学到了许多采集与识别标本的窍门,师生关系极为融洽,为许多学生以后开展真菌调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指导学生论文时,戴芳澜手把手地教学生分离培养、切片染色、显微镜描图、照相、查文献和鉴定,引导学生进入研究之门。

戴芳澜平时沉默寡言,对青年要求严格,从不当面表扬。听工作汇报时,如他不出声,就表示还行;如有意见,就说一句“要不得”。但因为不说明哪个地方不合适,学生就得回去仔细检查,经过多轮修改,直到把那个不合适的地方改掉了,他说声“要得”,就算是通过了。戴芳澜审稿很少直接动笔修改,也不多提具体意见,而是启发性地点一点,要学生自己去想。这样就迫使学生们主动地开动脑筋,减少了依赖性,培养了独立工作的能力。戴芳澜还很重视读书会,在他学生较多时,会分给每个人一个题目,让大家分头查资料和文献,定期轮流做报告,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启发,受益匪浅。

戴芳澜实事求是的作风十分感人,凡不是他亲自参加部分工作的研究论文,他从不署名,即使是他切实指导的也只允许在论文下加一个脚注:“这一工作是在戴芳澜指导下进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的正直淳厚及其风格之高。他报道的炭角菌科一个新属拟炭角菌属(Xylariopsis)的标本系他的学生林传光所采,他便把林传光的姓(Lin)作为这个菌的新种的种加词发表,体现了他对学生劳动的尊重。


《中国真菌总汇》荣获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作为中国真菌学的创始人和植物病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戴芳澜在真菌分类学、形态学、遗传学和植物病理学等方面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50 多篇(部),主要研究真菌的系统分类,在形态学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真菌的发育过程、细胞学、遗传学等多方面,有些研究成果被国际公认为本学科经典。早年对植物病原真菌和病害的调查作出过重要贡献。自20 世纪20 年代起的数十年中为该学科培养了大量优秀科研人才。他花费几十年收集有关中国真菌的丰富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编著了《中国真菌总汇》,成为植物病理研究和教学的重要工具书。该书稿在他逝世后经他的学生整理,后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于1979 年出版。

他的经历和一生的坚持,是先辈为我们树立的为人做事的榜样。

本文摘编自《戴芳澜传》(程光胜编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6. 6)一书“第八章 中国真菌学界一代宗师”。

(科学与人生 : 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

ISBN 978-7-03-081982-6

责任编辑:常春娥 刘巧巧

戴芳澜院士是我国真菌学、植物病理学和植物保护事业的先驱与奠基人,本书记述了其一生经历。诞生在国难深重时期的他,立志救国,从 20 世纪初开始在战祸频仍、家道衰败的环境中刻苦求学,是第一批赴美学习现代农业的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在高校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的人才,并开始对我国真菌资源的调查,为晚年汇编出版《中国真菌总汇》进行了数十年持续不渝的工作。他是我国第一个微生物学专业研究机构的创建者。他实事求是,刚正不阿,严谨治学,对学生循循善诱,为我国真菌学的创立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书后附有传主的年谱与著作目录。

本书适合青少年、科技工作者以及对科学家的成长感兴趣的广大读者 阅读。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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