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为什么一直抗拒中央的北上发展方针？只因他另有“雄图大志”

项英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是一个绕不开的人，他从一名工人成长为党的高级领导人，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撑起了残局，后来又一手参与组建了新四军，但也是这个人，在抗战最关键的时期，反复抗拒中央要他率部北上的命令。

他明明知道皖南是险地，却始终不肯移师江北，表面上看，他是在担心部队过江之后的生存问题；往深里看，他心里装着一盘与中央完全不同的棋。

项英1898年出生在湖北武昌，他早年家境贫寒，小学毕业之后就去工厂当学徒，在码头扛过包，在布厂做过工，192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那一年他领导了汉口扬子江机器厂工人罢工，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

此后他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先后担任平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等职，在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他是重要领导人之一。

1930年，项英被派往中央苏区，在苏区他先后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项英被留下来担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负责领导南方各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这是一份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力红军走了，留下的部队兵力单薄、装备简陋，国民党大军压境反复“清剿”，苏区范围日益缩小。

项英和陈毅等人率领部队转入深山密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三年，没有吃的就挖野菜、啃树皮，没有药品就用草药敷伤口，敌人搜山就钻进岩洞里躲藏，三年时间里，他们多次险遭不测。

但项英硬是撑了下来，把南方各省的游击队保存了一部分下来，这段经历让他对江南的地形、民情、敌情了如指掌，他知道哪条山沟可以藏人，哪个村子可以落脚，哪条路可以突围，这些经验是他拿命换来的，也成了他后来最放不下的东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担任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

1938年9月到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新四军要“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但项英没有参加。

项英抗拒北上的第一个原因，是对江南这片土地有着太深的感情和太强的自信，江南是他领导了三年游击战争的地方，人熟地熟，有群众基础，对周边环境了如指掌，还伏下了很多布置，让他就此舍弃，他舍不得。

在项英看来，江南水网密布、地形复杂，适合游击作战，他在这种环境里摸爬滚打了三年，知道怎么打、怎么藏、怎么跑，而江北是另一番天地，那里顽军、日军、伪军各方势力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得从零开始。

风险太大，收益未必对等，项英曾给周子昆交底说再等等，国民党守不住江南，日军迟早南下，到那时江浙一带就是我们的舞台，他笃信同样的“肥田沃地”将在江南出现。

项英身边还有一个核心团队，袁国平、周子昆等人与他私交甚笃，他们一起研究了一份“江南持久作战设想”，计划依托浙皖交界山区，借助地方抗日武装，逐步蚕食日伪据点，一旦设想成功，新四军不光能端坐江南，还能伸手华中、华南，在项英看来，这是一盘大棋，他确实另有“雄图大志”。

除了战略判断上的分歧，还有一个不大能摆到台面上说的原因，项英在新四军中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新四军的干部和战士大多是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中幸存下来的红军骨干，和项英渊源甚深，部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离不开他，所以他很难先行前往延安，而这恰恰让他错失了被毛主席说服，进而被拯救的机会...

还有一个绕不开的人，叶挺，叶挺是北伐名将，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边都有分量，但他1927年广州起义后退了党，项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掌握着新四军的实际领导权，两人在部队发展方向上经常发生分歧。

叶挺主张坚决执行中央的北上命令，项英坚持要在江南发展，叶挺在前线急得直跺脚，一再向中央请示若再拖，机动余地全无，1939年初，叶挺因再次与项英发生战略分歧，一气之下去了重庆。

中央对项英的耐心是有限度的，1938年5月4日，毛主席致电项英，明确指示新四军应该东进北上，此后类似的电报越来越密集，1940年1月到4月，中央连续致电项英要求尽快北移，批评其“右倾错误”。

毛主席在5月4日的《第二个五四指示》中明确指出必须放手发展、坚决斗争，警告若再拖延将“再犯1927年错误”。

1940年3月29日，毛主席致电刘少奇、项英等人，要求陈毅部队立即向苏北发展，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10月，国民党发布“皓电”，形势越来越紧张，毛主席反复警示皖南今冬必生变。

但项英还是拖着，他以缺船只、缺粮秣为由拖延，他在思想上还在撤和不撤之间打圈圈，1940年11月，中央指示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但须认真准备北移，到12月，皖南形势日趋严峻，项英急电中央说近顾忽令我军改道，桂、李在江北之军事布置、皖南顽军之暗中调动、对我包围、阻我交通。

1940年12月26日，毛主席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一封措辞严厉的复电：“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突遭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浴血奋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分散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军长叶挺被扣押，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隐蔽在附近的山里，等待时机，1941年3月24日凌晨，副官刘厚总突然用手枪将项英、周子昆打死，劫走了他们携带的黄金、银元、手表等物，项英时年43岁。

项英至死没有率部北移，他有他的“雄图大志”，想在江南打出一片天地，他对自己在江南打游击的经验过于自信，他对江北的风险评估过高，对中央的战略意图领会不深。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他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做出了错误的选择，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下了那两句流传至今的话：“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