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面试室冷气开得太足，我指尖都是凉的。
我坐在门口那张椅子上，裤脚磨得起了毛边，我使劲往下拽了拽，遮住那双开胶的皮鞋。
我不敢抬头，不敢看那些穿西装的年轻人，更不敢看玻璃门上倒映出来的自己——头发白了一半，背也驼了。
里面喊到我的号，我推门进去，一屁股坐在最角落那把椅子上。
门又开了，高跟鞋声由远及近，停在我面前。
一个女人说：“把头抬起来，看着我说话。”那声音让我的心脏像被人攥住了。
但我打死也不抬头——我怕我一抬头，就再也抬不起来了。
01
我是被老婆逼来的。
早上六点，刘芳把我从床上拽起来，把一套洗得发白但熨得笔挺的衬衫扔到我脸上，说：“孙永安，你今天必须去。”
我没吭声。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到头顶。
她一把扯开被子，站在床边看着我，眼圈红红的。
我知道她又要哭了。
这半年来她哭的次数比我们结婚二十年加起来还多。
我说：“去了也是白去。”
她说：“你不去怎么知道是白去？”
我没接话。
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那条缝从墙角一直延伸到灯座下面，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我盯了三年了，从搬进这个老破小那天起它就在那儿。
每年下雨天它会渗水，我拿旧毛巾垫在地上，一垫就是三年。
“人家招的是仓库管理员，要搬货的。”我说，“我这腰……”
“那你就去跟他们说清楚，你能干什么。”刘芳的声音低下去，软下去，“永安，家里真的撑不住了。”
我知道。
我当然知道。
儿子的补习费欠了两个月，房东上个月来催过房租，刘芳在超市做钟点工，一个月一千八，我们连肉都很少买了。
但我就是迈不出那道门。
我迈不出去。
四十多岁的人了，去跟一帮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抢一个库管的岗位。
简历上只有三行字：高中学历，十五年普工经验。
面试官问为什么离职，我说“身体吃不消”。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已经被拒了七次。七次啊。
第一次是去年秋天，一个电子厂的保安岗位。面试官看了我的简历，又看了看我的脸，说“我们想招年轻一点的”，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第二次是一个小区的保洁，人家嫌我年龄大。
第三次……
我不想去想了。
刘芳把衬衫塞到我手里，转身去了厨房。我听到她拧开水龙头的声音，停了一会儿，又拧上了。她没哭出声，但我听到了擤鼻子的声音。
我坐起来，把衬衫穿上。
那件衬衫是五年前买的，那时候我还在厂里，一个月能挣四千多。
厂里效益好的时候还发过年终奖，我带着刘芳和儿子去吃了一顿火锅，花了一百二，儿子高兴得跟过年似的。
那是我这辈子最体面的日子。
后来厂子不行了，订单越来越少，从两班倒变成一班倒，从一班倒变成隔天上班。再后来，我就被叫去办公室谈话了。
人事经理是个三十出头的女人，说话挺好听的。她说：“孙师傅，不是我们不想要你，是你这身体确实不适合干这个了。”
我说：“我能干。”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说：“你能干，但你能扛多少？上个月你请了七天病假，上上个月请了五天。咱们这是计件的，你一个人拖慢一条线。”
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她说的是事实。
我这腰确实不争气了。
年轻的时候在流水线上一站就是十二个小时，腰都没疼过。
四十岁一过，说不行就不行。
有时候早上起来，腰硬得像个铁板，要扶着墙才能直起来。
去医院检查，医生说腰椎间盘突出，慢性肾炎早期。
我问能不能治好，医生说“控制就行了”，说得轻描淡写。
但我没告诉刘芳肾炎的事。她要是知道了，肯定睡不着觉。
我穿着那件白衬衫出了门。五月份的天气已经很热了，我走了二十分钟到公交站，后背已经湿透了。衬衫贴着肉，黏糊糊的。
公交车来了，我投了硬币，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窗外的街景一帧一帧地往后挪。
卖早点的铺子，炸油条的香味飘进来。
我摸了摸口袋，里面有刘芳给我塞的十块钱，但我没舍得花。
面试地点在市中心，一座二十多层的大楼。我从公交车窗里仰头看了一眼，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刺得我眼睛疼。我低下头，跟着导航找到了侧门。
一楼大厅装修得跟酒店似的，地面亮得能照出人影。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看了看自己的鞋——那双皮鞋前面已经开胶了，我用502胶水粘过，但走路的时候还是会翘起来，像个张开的嘴。
我把脚往后缩了缩。
前台的小姑娘让我在候试区等着。
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旁边坐着一排年轻人，男的穿着西装，女的高跟鞋，个个精神抖擞。
他们互相聊天，说自己从哪个学校毕业的，以前在什么公司干过。
我低着头，把简历卷成筒状，攥在手里。
“17号，孙永安。”
我站起来，腿有点软。
会议室在七楼，我跟着一个小姑娘上了电梯。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小姑娘站得笔直，我缩在角落里，盯着电梯壁上自己的影子。
那个影子头发白了一半，背微微弓着，跟旁边那个年轻人一比，像是隔了一辈人。
“到了。”小姑娘说。
门开了，我深吸一口气，走进去。
02
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桌，三把椅子并排放着。
我一眼就看到了对面坐着的三个人——两男一女，都穿着正装，面前摆着电脑和文件。
那女人看起来三十出头，戴着金丝边眼镜，从头到脚透着职业人的味道。
我走到他们对面的椅子前，没急着坐，先鞠了一躬，说了声“各位好”。
然后我才坐下，屁股只挨了椅子的三分之一，两只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
我低着头，眼睛看着桌面，余光瞥见自己的手指在微微发抖。
“孙先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说话的是那个戴眼镜的女人，声音很职业，不带感情。
“我叫孙永安，高中学历。”我说，“之前在一家电子厂干了十五年，做过流水线，也做过仓库管理。后来厂里效益不好，我就出来了。”
我说得很慢，声音不大。不是因为紧张，是觉得丢人。十五年，就换来一句“效益不好”。
“为什么离开上一份工作？”她在电脑上敲着什么，头也不抬。
“身体原因。”我说，“腰不好，干不了重活。”
我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但是轻活我能干的，巡逻啊，登记啊，看监控啊，这些我都能干。”
我听到旁边那个男面试官轻轻“嗯”了一声，带着一点敷衍的味道。
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男人，腰有毛病，学历不高，凭什么要你？
“你的简历上写期望薪资是三千五，对吧？”
“对。”我说，“三千五到四千，都能接受。”
我的声音更低了。三千五，在十年前还行，现在这点钱连租房子都不够。但我没敢要太高。我知道自己的斤两。
“行，那这样，你先回去等通知，我们有结果会电话联系你。”
这句话我太熟了。前七次面试，全都是这句话。每次都是“等通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我站起来，又鞠了一躬，转身往门口走。
手碰到门把手的时候，门从外面被推开了。
一个人走进来，我没来得及抬头，先看到一双黑色的高跟鞋，然后是黑色的西装裤，再往上，是一件剪裁得体的白色西装外套。
那个人从我身边走过去，带起一阵很淡的香味，不是香水味，是什么洗衣液的味道，很干净。
我本来想侧身让她过去，但她停住了。
“等一下。”她说。
那声音不大，但很稳，像是什么东西敲在玻璃上，清清楚楚的。
我停住了，但没有回头。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说话。”她说。
这句话让我脑袋嗡地一声。不是因为命令的语气，而是——这个声音，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我慢慢转过身，慢慢抬起头。
三秒。
我用三秒钟看清楚了对面那张脸。
那是一张保养得很好的脸，皮肤白，眉毛修得细细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红色。
她看起来四十岁左右，但眼睛很有神，不是那种疲惫的中年人的眼睛。
我认出了她。
十八年前，她坐在我旁边，扎着马尾辫，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低着头小声说：“孙永安，我饿了。”
“陈艺昕。”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我。我看到她的眼睛动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碎了。
然后她笑了，嘴角往上弯了弯，但眼睛里没有笑意。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很慢，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
会议室里安静得像一潭水。
另外三个面试官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个戴眼镜的女人小声叫了一声：“董事长？”
陈艺昕没理她。她看着我，说：“你来面试？”
我说不出话。
“你来应聘什么岗位？”她问。
“仓库……仓库管理员。”我的声音哑了。
她轻轻“哦”了一声，然后转身对那三个面试官说：“你们先出去吧，我跟这位老同学说几句话。”
那三个人对视一眼，拿着东西站起来，鱼贯而出。最后出去的那个人顺手带上了门。
会议室里只剩下我和她。
安静了大概十秒钟。
我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该看哪里。
我低下头，看到自己那双开胶的鞋，然后看到她的高跟鞋，锃亮的，一尘不染。
我们之间只隔了两步，但这中间隔着十八年。
“你坐啊。”她说。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坐。我说：“陈……陈董，我……”
“叫我陈艺昕。”她打断我。
我张了张嘴，那个名字在嘴里转了一圈，没叫出来。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她问。
“去年。”我说，“工厂倒了，我就回来了。”
“为什么不联系我？”
我愣了一下。
联系她？
我怎么联系她？
高中毕业后我们就没联系过了。
她考上了大学，去了大城市，我南下打工，从一个城市漂到另一个城市。
我不知道她的电话，不知道她的地址，偶尔从老同学嘴里听说的，都是她过得很好的消息。
“我不知道怎么联系你。”我老实说。
她没说话，拿起桌上我的简历，看了看。那张纸皱巴巴的，上面就那点东西，两三眼就看完了。
她放下简历，说：“你知道这家公司是谁的吗？”
我摇头。
“是我的。”她说，“我创的，十四年了。”
我突然觉得喉咙很干。
十四年前，我在一个电子厂的流水线上拧螺丝，她已经在创业了。
我还记得高中时候她的样子——瘦瘦小小的，头发有点黄，总是低着头，说话的声音跟蚊子似的。
那时候谁也想不到，她会变成今天这样。
“你的简历我看过了，”她说，“为什么不写清楚你的学历经历？字写不下了吗？”
我一愣，没听懂她的意思。
“我记得你以前成绩很好。”她说，“每次月考都是班上前十。”
“那时候家里没钱供我上大学。”我老实回答，“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了。”
她没有回应这句话。
我越说越觉得自己站在这里是个错。
她坐在这张董事长椅子上，衣着光鲜，而我在另一张椅子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面试的岗位是仓库管理员。
我们还是同班同学，但中间的鸿沟，好像是另一个世界。
“算了，我只是过来看看。”我说，“不打扰您工作了，我先走了。”
我转身去拉门。
“孙永安。”她叫住我。
我停住了。
“你就这么走了？”她的声音有点变了。
我回头看她。她已经站起来了，靠着她那张桌子，两只手垂在身侧，握成拳。
“十八年了。”她说，“你帮了我三年，连让我请你吃顿饭的机会都不给？”
03
我没吃那顿饭。
我说我家里还有事，就跑了。
跑出公司大门，我蹲在路边抽了一根烟。手指一直在抖，烟差点掉地上。我把烟叼在嘴里，使劲吸了两口，眼眶有点发酸。
十八年了。我以为那些事早就忘了，但看到她的脸，那些画面全涌回来了。
高二那年，班主任把陈艺昕调到我旁边。
她扎着马尾辫，脸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穿着校服，袖子挽到肘部，露出一截细手腕，瘦得能看见青筋。
她坐在我旁边，一声不吭，把书摆好，然后低着头看了一上午。
第一节课下课，我看到她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饭盒，打开，里面是白米饭，上面浇了点酱油。她就着白米饭吃了两口，合上，又放回去了。
我没在意。那时候大家都穷，吃酱油拌饭的不止她一个。
但第二天，她还是酱油拌饭。第三天，也是。
第四天中午，我去食堂打饭，路过她座位，看到她趴在桌子上。我以为她睡着了，但她的肩膀在抖，幅度很小，像是拼命忍着什么。
“你怎么了？”我问。
她没抬头，肩膀抖得更厉害了。
“饿的。”她闷闷地说，声音很小。
我愣住了。我想了想，把打好的饭放在她桌上，说：“你吃吧，我不饿。”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鼻尖也红红的。她看着我，又看着那碗饭，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
“我明天还你。”她说。
我说不用。
后来我才知道，她爸去年走了，她妈也改嫁了，她跟着奶奶过。
奶奶有高血压，每个月买药都不够，哪有钱给她带饭。
她每天中午就躲在教室里，饿着肚子等下午的课。
我从那天起，每天多打一份饭，放在她桌上。我说是我吃不完。她信了。
后来不光是午饭，还有资料费、学杂费、班费，她交不上来，我就帮她垫着。那时候我一个月生活费也就八十块，省着点花，还能匀出三十块给她。
高二那个冬天，也是一个冷的冬天。我把这些东西都写在了纸条里，当时她拿得少。
我把烟掐灭，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手机响了，是刘芳打来的。
“面得怎么样？”她问。
“还行。”我说。
“什么叫还行？”
“就是说等通知。”
她沉默了一下，说：“那你回来吃饭吧，我做了面。”
我说好。
挂了电话，我又回头看了那栋楼一眼。
二十多层，玻璃幕墙反射着下午的阳光，明晃晃的。
我不知道陈艺昕在哪个窗口，但我知道，她一定在上面看到我了。
回到家，刘芳已经把面端上桌了。韭菜鸡蛋面，汤是清的，鸡蛋煎得焦黄。我坐下来，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好吃。”我说。
她没说话，坐在我对面，看着我吃。
“那个公司挺大的。”我说。
“嗯。”
“我碰到一个老同学。”我说，声音很低，“以前高中的同桌。”
刘芳看了我一眼：“哦？谁啊？”
“陈艺昕。”我说，“她现在是那家公司的董事长。”
刘芳手里的碗顿了一下，然后放下来。她看着我，眼神变了变：“就是以前你老接济的那个？”
刘芳没再说什么，端起碗来喝了一口汤。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一定在想——人家都当董事长了，你连个仓库管理员都面不上。
我没再说话了，埋头把一碗面吃了个精光。
晚上九点多，刘芳去超市上夜班了。
我坐在客厅里，把电视打开，调到新闻频道，但一个字都没看进去。
脑子里全是今天下午的画面——陈艺昕看着我，问“你就不给我一个感谢的机会”，我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门铃响了。
我愣了一下，看了看墙上的钟，快十点了。谁会在这时候来？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透过猫眼往外看——外面站着一个人，黑头发，穿一件深蓝色的风衣。
是陈艺昕。
我的手停在门把手上，犹豫了大概有三秒钟。然后我打开了门。
她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白色塑料袋，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路灯的光打在她身上，她没化妆，头发随便扎了一下，看起来比白天老了五岁，但更像十八年前那个同桌了。
“你家挺难找的。”她说，语气平淡，“问了三个快递小哥才找到这个小区。”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我问。
“公司入职登记表上有地址。”她说，“你不是也填了嘛。”
我没说话。
她把手里的塑料袋递过来：“给你带了点水果，路过水果摊顺手买的。”
“不用了。”我说，没接。
“拿着。”她说，语气不重，但不容拒绝，“又不值几个钱。”
我接过袋子，里面是一串葡萄和几个苹果。葡萄的蒂还是绿的，看起来很新鲜。
“进来坐坐？”我侧了侧身。
她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我住的地方不大，两室一厅，客厅里摆着一张布沙发，茶几上放着烟灰缸和遥控器，角落里堆着一袋还没收拾的旧报纸。
我赶紧把沙发上的衣服收了收，让她坐下。
她没坐，站在窗边，往外看了一眼。窗外是老小区的景色，对面是另一栋同样老旧的楼，楼间距很近，窗户里亮着几盏灯。
“这房子租的？”她问。
“买的。”我说，“十年前买的，那时候房价还没涨，首付是借的。”
“现在还在还？”
“还完了。”我说，“不还完也住不安稳。”
她没作声，转身看了看客厅——白色的墙已经发黄了，墙角有一条裂缝，地砖有几块裂了，我用透明胶带贴过。
沙发上铺着一块旧布，是我妈以前织的。
“你一个人住？”她问。
“跟我老婆，还有一个儿子。”我说，“儿子上初中了，住校。我老婆上夜班去了。”
她点点头，走到沙发上坐下来。我把水果放在茶几上，去厨房烧了一壶水。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她在客厅里大声问。
我拿着水壶走出来，把水倒进杯子里，放在她面前。水是烫的，蒸汽往上冒。
“还行吧。”我说，“就那样。”
“什么叫就那样？”
“上班下班，吃饭睡觉，养家糊口。”我说，“跟大多数人一样，没什么特别的。”
她端起杯子吹了吹，没喝，放下：“我找过你。”
我愣了一下：“什么？”
“毕业以后，我一直在找你。”她说，“回到老家找过你家的老房子，问过以前的班主任，发过同学群的消息。都没找到你。”
“我搬家了。”我说。
“我知道。但你换号码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沉默了。
“当年我考上大学，想请你吃顿饭，你跑了。”她说，“一个馒头都不让我买给你。
她说话的声音很平静，就像在念一篇稿子，但我知道那不是平静，那是压抑的。
“你为什么要找我？”我问。
她没回答这个问题。
反倒还问我：“这些年，你有想过我吗？”
我想过吗？
有时候发工资的日子，我会想起她。
有时候半夜腰疼得睡不着，站起来喝口水，也会想起她。
但那不是“想”，是想这个人现在在哪里，过得怎么样。
就是想一下，然后又睡下去了。
“想过。”我老实说。
她微微动了动嘴唇，不是笑。
“那为什么不去找我？”她问。
“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说，“也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手背上。过了好一会儿，突然说了一句让我整个人都僵住的话：“我奶奶去世之前，一直念叨你。”
我脑子里嗡地一下。
她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
但没有泪，说到底就是喉咙滚动了一下，声音颤着：“她走那天，一直说，说有个叫孙永安的小同学，给她送过药，守过夜，还把我的钱换成十块的给她买吃的。她让我一定要找到你，当面跟你说谢谢。”
我坐在她对面的那把椅子上，两条腿有点发软。
“她什么走的？”我声音很涩。
“考上大学那年秋天。”她说，“她是看着我的录取通知书走的，走得挺安详。”
我低下头，看着桌面上倒扣的杯子，水已经凉了，杯壁外侧凝出一圈水珠。
“你奶奶对我真好。”我说，“那年她看到我鞋破了，硬是塞给我二十块钱，让我去买鞋。”
“我知道。”她说，“她跟我讲过。”
我没再说话，那天晚上她走了之后，我在饭厅坐了很久，把窗开到最大，又闷又涨的心口透一点夜风。
凌晨一点多，刘芳下夜班回来。看到茶几上的葡萄和苹果，愣了一下：“谁来了？”
“下午那个老同学。”我说。
她没说话，换了鞋进的厕所。过一会儿出来，也没多问。
“她说她找了我好多年。”我对她说。
“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还没回答。”我说，“她问我，为什么不去找她。”
刘芳看着我，没说什么。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那些画面翻来覆去地出现。
十八年前，年轻的陈艺昕在走廊上递纸条给我，上面写着：“孙永安，我今天带饭了，你别再给钱了。”十七岁的我笑了笑，把饭钱塞进她口袋里，回了句：“拿着吧，别让奶奶知道。”
想起这些，我的眼眶更热了。
04
第二天早上，刘芳出门前把早饭放在桌上，一碗稀饭，一个咸鸭蛋，两个馒头。我躺在床上，听到门锁咔嗒一声合上，才慢慢爬起来。
我没胃口。
坐在床边撕了半块馒头，嚼了半天咽不下去。
我放下馒头，拿手机看了看时间。
屏幕上弹出一条短信，陌生号码，但我一眼就看到了开头的几个字：“我是陈艺昕。这块是你的新号码吗？”
我没回。
过了大概五分钟，又一条短信进来：“今天下午三点，我在公司楼下等你。想去一个地方。”
我盯着屏幕，喉结动了动。想了又想，还是没回。
中午，刘芳打电话回来：“你没吃早饭？”
“吃了。”我说。
“说谎，我看咸鸭蛋没动。”她顿了一下，又说：“那个女的又联系你了吧。”
我沉默了两秒：“嗯。”
“你去见她吧。”
“我……”
“去。”她打断我，“有些话，该说清楚的说清楚，拖得越久越难受。”
我想说她不是那种人，但话到嘴边又觉得，我说这个干嘛？显得自己心虚似的。
“我知道了。”我说。
下午两点四十，我从家里出发。
换了件干净的T恤，还把那件白衬衫又熨了熨，穿上了。
等公交的时候，太阳很大，晒得我脖子发烫。
我看着路对面的公交站牌，脑子里乱七八糟的。
三点零几分，我到了那栋楼下面。陈艺昕已经站在门口了，穿着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衫和黑色长裤，手插在口袋里，看着我走过来。
“来了。”她说。
“上车吧。”她指了指旁边一辆银白色的车。
上了车，她没说话，把导航打开，发动车子。我坐在副驾驶上，手扶着安全带，眼睛看着前面的路。
“我们去哪儿？”我问。
“你猜。”她说。
我猜不到。
车从市中心往外开，穿过一大片新建的商品房，又穿过一片老厂区，然后拐上一条窄窄的柏油路。
路两边是白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这条路我好像有点印象，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一直开到路的尽头，她停了车。
我往外一看，愣了一下。
那是一个铁门，锈迹斑斑，上面挂着一块牌子：五原县第三高级中学。
这地方变了样，比当年新了，操场铺了塑胶跑道，教学楼外墙也重刷过。但那扇铁门还是那个样子，像这么多年都没换过。
“下车吧。”她说。
我推开车门，站在那扇铁门前。记忆像潮水一样涌过来。
这扇门，我进出了三年。每天早自习前，我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带着陈艺昕。她说自行车太慢了，她怕迟到。我就早起二十分钟，等着她。
我曾经在门边那棵老槐树下等她，看到她匆匆跑出来，马尾辫扎得乱七八糟，手里拿着半个没吃完的馒头。
现在那棵老槐树还在，但比以前粗了一圈，叶子没以前密了。
“进去看看？”陈艺昕说。
我跟在她身后，走进校门。保安室的大爷探出头看了一眼，大概认出了她，摆摆手没拦。
教学楼没变，还是那栋三层的楼房，外墙漆成了淡黄色，但有些地方已经脱落了，露出灰白的底色。楼梯还是那道铁楼梯，踩上去咚咚响。
她带着我走到二楼，左手边第二间教室。门没锁，她推开门，走进去。
教室里摆着四十多套桌椅，讲台上放着一块擦得半新的黑板，后面墙上贴着几张学习海报。窗帘是淡蓝色的，被风吹得微微鼓起。
她走到靠窗第三排，摸了摸那张桌子的桌面，说：“我们就坐这儿。”
我走过去，看着那张桌子。桌面很旧，边角磨得发亮，上面有人用圆珠笔刻着“加油”两个字，歪歪扭扭的。
“你还记得吗？”她说，“你那时候就坐我左边，靠窗的位置。”
“记得。”我说。
“你每天中午把饭盒推给我，假装自己吃不完。”她转过头看着我，“但我知道你吃得完。你一份根本不够吃。”
我苦笑了一下：“你观察得挺仔细。”
“我不得不仔细。”她说，“那时候，你是我唯一一天里能接触的一点暖。”
她说完这句话，转身走到窗边，打开窗户。风吹进来，带着操场上青草的味道。
“这里什么都变了。”她说，“操场修了，教学楼重新刷了，连小卖部都换了老板。但这张桌子没换。我每年都来看看它。”
她说得很平静，但我知道这不平静。
“我奶奶走了之后，我给她在老家山上立了一座坟。”她说，“每一次有人问我为什么那么拼，我就想起她、想起你。想到不能白活这一辈子。”
她看向我，眼神很清：“从那天之后，我就下定决心。我要读书，要考上大学，要有出息。不为别的，就要把那笔债，用最好的方式还了。”
“你没欠我什么。”我说。
“欠了。”她说，“欠了一个少年，把一整个冬天的药钱，换成了我奶奶的最后一次补药。”
我喉咙堵了一下，说不出话。
“所以你今天，”她说，“跟我讲一句实话。你为什么要躲我？”
她的手搭在窗台上，嘴唇微微动了动。
我说了实话：“因为我觉得丢人。”
她愣了一下。
“你看你，多好啊。”我说，“董事长，开好车，穿好衣服，站在那就是一个体面人。”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开胶的皮鞋，“你再看我，连一双像样的鞋都买不起。”
“你就是因为这个才躲我？”
“这只是其中之一。”
她认真地看着我：“那其他的呢？”
“其他……”我顿了一下，“我怕你是一种施舍。”
她愣住了，像是没想明白，然后她的眼眶突然红了一下，但又飞快止住了。
“你过来。”她说。
我往前走了一步。
“你低一下头。”
我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还是照做了。
我弯下腰，低下头，她伸手把我额前那根垂下来的头发拨到了一边，动作很轻，像十八年前她偶尔帮我整理桌上书卷页角那样的动作。
“孙永安，”她说，声音很轻，“你不低的。”
“你帮过我三年，我找了你十八年。”她说，“这个故事还不到结束的时候，你走吧。”
我站在窗边，看着操场上几个学生在跑步。阳光很烈，他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风从外面吹进来，吹动了窗帘。
我想起高二那年，我们坐在这间教室里，窗外也是这样的大太阳。
我趴在桌上，她在我旁边背英语单词，声音很小，像是怕吵到我。
我假装睡着了，其实一直醒着。
那些年离现在很远，又像是昨天。
05
陈艺昕送我回小区门口，天色快黑了。她没进去，靠在车上，看着我说：“明天来公司上班。”
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
“后勤文员。”她说，“不用搬东西，主要是整理档案，录入数据。”
“陈艺昕，”我嗓子有点干，“这个事情，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她打断我，“我缺人，你找工作，这不正好嘛。”
“你是在照顾我。”
“不是。”她说得很干脆，“你要是干不好，我照样辞了你。但你要是不试，那就是看不起你自己。”
我张了张嘴，找不到理由反驳。
“明天早上八点半，行政部报到。”她转身上车，“不要迟到。”
车发动，尾灯闪了一下，驶出了巷子。我站在小区门口，看着那辆银白色的车拐过街角，消失在暮色里。
晚上刘芳下班回来，我把这事跟她说了。她正脱袜子，听到一半停了手：“她让你去她公司上班？”
“你答应了？”
“没答应，也没拒绝。”
她坐下来，看着我，眼神挺复杂的。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永安，你是不是怕。”
“我怕什么？”
“怕别人说你是靠老同学的关系进去的。”她说，“怕自己干不好，怕欠她的。”
“但你有没有想过，”她说，“你要是真不去，那才叫欠她的。”
我不太懂她在说什么。
“她找你这么多年，”刘芳说，“不是想看你低着头躲来躲去的。她要的是你堂堂正正站着，跟她站在一个水平线上说话。你要是一直躲着，她这辈子心里都过不去那个坎。”她顿了顿，“人不能白帮一场。”
躺在床上，我想了很多。
想到高二那年冬天，我拿着自己攒的钱去给陈艺昕奶奶垫医药费，她奶奶拉着我的手，用干枯的手掌摩挲着我的手背，说：“好孩子，你会有好报的。”
那时候我才十七岁，不懂什么叫好报。现在想想，也许好报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你重新活一次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我穿上那件白衬衫，把皮鞋擦了擦，虽然开胶的地方还是开胶，但至少干净了。刘芳站在门口，帮我整了整领子。
“去吧。”她说。
我点点头，出了门。
八点二十五分，我到了公司门口。
前台的小姑娘认出了我，把我带到了行政部。
行政主管是个四十出头的女同志，姓周，说话很温和。
她给了我一张工牌，上面写着“后勤部-孙永安”。
“工位在走廊尽头右转，那个格子间就是你。先熟悉一下环境吧。”周主管说，“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
我点点头，找到自己的工位。
一个格子间，一张桌子，一把转椅，一台电脑，文件柜里摞着几排文件夹。
窗外的光透过窗玻璃照进来，落在一摞蓝色文件夹上。
我坐下来，调整了一下椅子的高度，打开电脑，输入系统密码。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办公系统，上面的表格跟我在工厂用的不太一样，但点两下也就明白了。
一个上午，我整理了三个柜子的档案，录了二十几份电子台账。中间周主管过来看了看，说：“不错，挺快的。”我心里热了一下，但没表现出来。
中午十二点，食堂开饭。我拿着工牌去打饭，打了两个素菜，一个馒头，端到角落里坐下。我刨了几口饭，抬头的时候，看到陈艺昕走进食堂。
她换了一身藏蓝色的套裙，端着餐盘，径直朝我这边走过来。
“这儿有人吗？”她问。
“没有。”
她坐下来，把餐盘放下，看了一眼我的盘子，说：“就吃这个？”
“够了。”我说。
她把盘子里的红烧排骨拨到我碗里，说：“吃吧。”
我愣了一下：“不用。”
“吃吧。”她说，“又不是给你单独加的，食堂的，不吃白不吃。”
我没再推。
吃饭的时候，我们没怎么说话。
旁边的员工偶尔会看我们一眼，但很快又把目光移开了。
我低头看着那几块排骨，心里有个东西，沉甸甸的，但不是让人难受的那种沉，是一种踏实。
吃完饭，她去洗碗，我站在门口等她。她说：“下午是不是要去库房盘点？”
“对。”
“我跟你一块儿去。”
我一个愣神：“你一个董事长，去库房？”
“怎么，董事长就不能去库房了？”她嘴角微微向上弯了弯，“走吧。”
那一下午，我跟她一起站在库房里，一瓶一瓶地对照着货品核对货架清单。
她穿着那双高跟鞋，蹲下来得扶着货架，站起来的时候拍了拍膝盖上的灰，说：“这鞋不是用来走仓库的。”
“孙永安，”她突然叫我，“你觉得我变了没有？”
我看着她，想了想说：“变了很多。”
“是好还是坏？”
“不是好不好。”我说，“是变得我不太认识了。”
她没有马上回答。她站在仓库中间的过道里，窗外的光照在她半侧的脸上，有一半亮一半暗。
“我还是那个陈艺昕。”她说，“只不过学会了怎么保护自己。”
我当时没完全听懂这句话。但后来我想，也许每个人都得变成自己不认识的人，才能活下去。
06
上了两周班，日子慢慢稳定下来。
每天早上八点出门，坐四十分钟公交到公司，中午在食堂吃个饭，下午五点半下班。
工作不复杂，就是整理档案、录入数据、偶尔去各部门跑腿送文件。
腰还是疼，但坐着写字楼里，比站流水线强多了。刘芳说我气色好了一些，我说那是因为食堂的饭菜有油水。
这期间陈艺昕没怎么找我。
她在公司的时候多，有时候出差，一走就是两三天。
偶尔在走廊里碰到，她也只是点个头，说句“吃饭了没”，然后就走了。
好像我们之间那场对话，只是一次寻常的同学重逢。
这样就好。我心里想着。
但我不知道的是，陈艺昕在背后做的事情，她一件都没跟我提过。
第三周的星期二，周主管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单子，表情不太好：“孙师傅，这个你看看吧，咱们公司安排你去做个体检。”
我愣了一下：“什么体检？”
“年度体检。”周主管说，“公司每年都会给员工安排一次体检，你刚入职，正好赶上这一批。”
我没多想，接过单子看了一眼——县中心医院，全套体检项目。我点了点头，说好。
星期五早上，我请了半天假，去了医院。
以前在工厂厂也安排过体检，都是走个过场的事。
但这次不一样，医生问得很细，还给我加了几个额外检查项目，说是“40岁以上员工必查”。
我没多想，该查就查。
结果出来那天，是下个星期三。
下午三点多，我正在库房整理货架，手机响了。是陈艺昕打来的，声音很平：“你在公司没？”
“在库房。”我说。
“来我办公室一趟。”然后电话就挂了。
她的语气不对劲。不像平常那么平淡，里面好像藏着一股子说不上来的味道。
我放下手里的活，洗了手，坐电梯上了15楼。董事长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听到她说“进来”，才推门进去。
她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份文件。
阳光从她身后的落地窗照进来，我不太看得清她的表情，但我看到她的手放在桌面，攥着一个纸角，攥得很紧。
“把门关上。”她说。
我关上门，走到她面前。她没有马上说话，我看着她，心里突然有点没底。
“你坐。”她说。
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她低头看着那摞纸，就那么看了大概十秒钟。
“你上次体检，是什么时候的事？”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有点哑。
“去年。”我说，“厂里组织的，就查了个基本项目。”
她又低头看了看那几张纸，然后把其中一张从桌子上推过来，转了个方向，让我能看全。那上面写着——慢性肾炎，早期。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你知道？”她问我，语气很平静，但不是那种真的平静。
我沉默了很久，然后说：“知道。”
“什么时候知道的？”
“去年。”
“为什么不说？”
我低下头，看着桌面，手指不自觉地抠着桌角翘起的一块漆皮。
“说了干什么？”我说，“说了又治不好，还让家里人担心。”
她没说话。我抬起头，看到她正盯着我，眼神很复杂。不是生气，不是可怜，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东西。
“你知道肾炎早期，如果好好治，完全可以控制吗？”她问我。
我知道。但我也知道，控制的话很简单，按时吃药、规律作息、不能累。可我那会儿在工厂，三班倒，一天站十二个小时，哪有条件规律作息。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她问。
“我跟你说了又能怎样？”我说，声音不自觉地大了一点，“你让我不干了？我儿子还要上学，我老婆一个人撑不起这个家。我能不干吗？”
她没说话。办公室安静了很久，只听到角落里空调出风口的呼呼声。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
过了好久，她才说话，声音低低的：“高二那年冬天，我奶奶住院，你把钱给我，还写了一封信，让我先凑合着用，你反正在食堂能蹭到饭，用不着太多。”
我愣了一下。那封信？我都忘了。
“那封信，我到现在还留着。”她说。
“你留着它干什么？”
“因为它告诉我，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只为自己活。”
她转身看着我，眼圈有点红，声音仍是强行按住的：“你帮我的时候，你没想过回报，对吧？”
“对。”我说。
“那你现在也别怕欠我的。”她说，“明天开始，你去医院好好治这个病。钱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不行。”我说得很果断，“我自己能想办法。”
她看着我，没坚持。但她眼里的东西告诉我，她不会就这么算了。
下班的时候，我刚出公司大门，手机响了。
是陈艺昕给我转了一笔钱，金额大得让我愣在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