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信吗?双手沾着中国抗日志士鲜血的日本战犯,越狱后居然在上海街头摆了两个月地摊,差一点就蒙混过关逃出生天。这事发生在1947年底的上海,当时国民党忙着内战,战犯管理松得没边,谁也没想到这个罪大恶极的宪兵头子,能大摇大摆当起了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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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跑路的战犯叫中野久勇,早前他在崇明岛当日本宪兵特高课科长,专门对付抗日游击队和地下党。他手上的血债数不清,崇明当地不少支持抗日的人士被他抓走后,就再也没活着回来,崇明县长黄乾亨就是被他害死的。日本投降后,他被国民党认定为乙级战犯,关到了上海江湾高境庙的战犯拘留所等待审判。
那时候国共内战打得凶,国民党几乎把所有军政资源都抽去了前线,这个战犯拘留所说是国防部管理,实际上乱得一锅粥。原本是日军的旧设施改造的,战犯多看守少,看守本身也没受过专业训练,连物资都供应不上,管理松懈得离谱。早在中野越狱半年前,这里就出过越狱未遂的事,根本没人当回事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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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的一个深夜,上海冷得刺骨,看守们都躲在暖房里避风。中野借着上厕所的名义离开监室,摸到围墙边防守最弱的角落,趁着巡逻空挡,直接钻出了拘留所。他没动刀动枪,就是吃准了这里管理的漏洞,轻轻松松就逃了出去。
逃出之后他没敢立刻远逃,就躲在上海周边的灰色地带混日子。那时候上海街面上本来就杂,难民、失业军人、流动小贩挤得满满当当,身份查验根本不严。他换了普通人的旧棉袄破帽子,推个小木车卖旧货,往人堆里一扎,根本没人多看他一眼。
混了一段时间后,他干脆跑到嘉定去谋生,带了一包装阿司匹林药粉,打算卖给乡下人做生意。结果城门口守卫拦下检查,一闻纸包里的东西,误以为是白粉,直接把他押去了嘉定警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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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问他是哪里人,有没有证件,他硬着头皮说自己是崇明人,证件不小心弄丢了。那时候遍地都是流民,证件混乱根本查不清,警察翻遍他的随身东西,除了药粉和几个零钱也没发现别的问题。最后只把他当成违规卖药的小商贩,审了几十天居然无罪释放了。
放他走的时候警察还特意提醒,以后别乱卖东西,他连连点头应下,愣是没露出一点破绽。从嘉定出来后他又回了上海,就在苏州河边上的乍浦路桥附近接着摆摊,卖些不值钱的小物件。这一晃就是两个月,估计他自己都快觉得,他真就是个普通的中国小贩了。
谁能想到,最后栽在了一句再普通不过的买饼话上。当时暗探奉命搜捕在逃战犯,就在乍浦路桥一带盯着流动摊贩,对口音和反常举动特别敏感。那天中午饿了,走到大饼摊跟前说要买五张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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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的内容没毛病,问题出在发音上。上海崇明本地人说“大饼”咬字干脆,中野的发音带着日语习惯,音节拖得长,声调也不对,一下就引起了暗探的警觉。暗探凑去问摊主,摊主也说这人听着不像本地人。
暗探没打草惊蛇,慢悠悠凑过去跟中野闲聊,问他今天生意怎么样。中野心里发紧,只能硬着头皮搭话,暗探又问,你不是崇明人吗,口音怎么这么怪。中野一下脸就变了,支支吾吾说在外头待久了,这一下更是坐实了不对劲。
暗探回去之后立刻调了战犯档案,一对比照片,这不就是越狱跑了两个月的中野久勇吗?很快就带队上门抓了人,直接押去了提篮桥监狱。伪装了两个月,啥都瞒住了,最后栽在了语言习惯这个小细节上,真就是百密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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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的时候,中野和他的上司大庭早志并案处理,中野给自己辩解,说所有的事都是服从上级命令,他只是个军人没办法。法官当场问他,你有没有拒绝过一次杀害无辜的命令,中野直接沉默了,半个字都说不出来。
法庭最终认定,哪怕是上级命令,对无辜抗日人士的屠杀也不能免责,最后判处中野久勇和大庭早志死刑。1948年4月8号,判决在提篮桥监狱执行,这个双手沾血的战犯,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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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说起来有巧合,但本质上就是当时局势的一个缩影。国民党忙着内战,根本没心思好好管理战犯,拘留所漏洞百出,才让中野跑出去逍遥了两个月。那时候没有统一的身份识别系统,遍地流民,警察查案也只能盯着眼前的事,压根想不到眼前衣衫褴褛的小贩是个在逃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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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暗探没留心那个奇怪的口音,指不定中野真就混过去了。好在天网恢恢,血债终究还是要血偿,这个结局也算是给当年被他害死的抗日志士,交了一份迟来的答复。
参考资料:人民网 侵华日本战犯审判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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