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1873年）、马克思《"国家制度和无政府"一书摘要》（1874—1875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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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的秋天，瑞士洛迦诺湖畔的一栋旧房子里，米哈伊尔·巴枯宁坐在窗边，把最后一页手稿压进了书稿堆里。
他已经59岁了。头发花白，身体大不如前，腿脚也不利索。但他盯着那叠手稿的眼神，依然带着年轻时候的锐气。
这本书叫《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他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别人，是冲着一个人去的。那个人叫卡尔·马克思，比他小四岁，此刻正在伦敦。
两个人从1843年在巴黎初识，到1872年在第一国际彻底决裂，前前后后纠缠了将近三十年。
这三十年里，他们合作过，争论过，在同一张桌子上辩论，在各自的文章里互相反驳，最后闹到把对方从组织里开除出去。
现在，巴枯宁把他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最深的质疑，写进了这本书里，直接对准马克思理论体系最核心的部位送出去——无产阶级一旦成为统治阶级，就必然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处境，它究竟在统治谁，如果被统治的还是工人，那这个所谓的解放，不过是换了一张面孔的压迫。
这本书很快流传到了伦敦。马克思读到了它，拿起一支铅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开始落笔。
那些铅笔字，马克思生前从未拿出来示人，直到他1883年去世后，人们在整理遗稿时才发现了这份手稿。
然而，当研究者们逐字读完那些铅笔字，才意识到马克思在那些私密的页面上，选择了一种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来面对这场论战，而那份手稿里真正写下的内容，彻底打破了每一个读到它的人事先建立起来的全部预期。
【1】1843年，巴黎：两个年轻人的第一次见面
1843年，巴黎左岸的一间咖啡馆里，卡尔·马克思和阿尔诺德·卢格正在为新创办的《德法年鉴》张罗稿件。
马克思那年25岁，刚和妻子燕妮迁居巴黎不久。
这份刊物是他与卢格共同创办的，想法是把德国和法国的激进思想家联合起来，在欧洲知识界找到更大的共鸣与合力。
彼时马克思正处于思想建构最关键的阶段，他着手撰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试图为自己此后一生的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地基。
就在这段时间，一个俄国人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这个人叫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5月30日生于俄国特维尔省普列姆希诺，出身拥有庄园的贵族家庭。
他早年在彼得堡炮兵学校接受军事训练，1834年因成绩欠佳被开除，随后被派往波兰边境哨所服役。
1835年，他彻底放弃军事生涯，前往莫斯科研习哲学，深受黑格尔思想影响。
1840年，他借了一笔钱，去了柏林，混进了左派黑格尔主义者的圈子，在那里，他对一切形式的权威机构产生了系统性的怀疑，而这种怀疑，将成为他此后整个政治生涯的底色。
到巴黎来的时候，巴枯宁已经29岁，在流亡圈子里有了些名气。
马克思见到他，两人坐下来谈，话题很快就转到了革命的方式上。
马克思说："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不夺权，说什么都是空话。资产阶级不会因为工人的请愿就把生产资料交出来，那是做梦。"
巴枯宁听完，摇了摇头："夺了权又怎样？坐上去的那些人，迟早变成新的统治者。权力这东西，谁碰谁变，这不是猜测，这是规律。"
马克思放下杯子，看着他："你这是把可能发生的事情当成必然发生的事情，这是逻辑上的跳跃。"
巴枯宁也看着他，语气平静："你这是把应该发生的事情当成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是对人性的过度乐观。"
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谁也没有说服谁，谁也没有继续往下争。
这场对话，在1843年的巴黎，只是两个年轻人之间一次普通的思想碰撞，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也没有人料到，这个分歧的种子，会在此后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路生长，最终长成一棵谁都绕不过去的大树。
巴枯宁后来成为《德法年鉴》唯一的非德籍作者。但这份刊物只出了一期，就走到了终点。
1845年1月16日，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施压下，向马克思等德国流亡者下达了驱逐令。
马克思被迫离开巴黎，转赴布鲁塞尔，与恩格斯展开更为紧密的协作，着手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在那段时间里逐步成形并清晰化。
离开巴黎之前，马克思和巴枯宁道别。
巴枯宁说："你去哪儿？"
马克思说："布鲁塞尔。你呢？"
巴枯宁抬起头，往窗外看了一眼，说："还不知道。哪里有事做，就去哪里。"
这一别，就是将近二十年。
巴枯宁在这二十年里，走过了一段别人想也想不到的路。
他继续在欧洲各地活动，鼓吹构建斯拉夫联邦，抵制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斯拉夫民族的压制，在流亡圈里越走越活跃，越走越深入欧洲革命运动的各个角落。
他参与过多次起义，在好几个国家被逮捕，被判过死刑，又改判，在监狱里度过了整整八年，然后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出逃，绕行半个地球，重新回到欧洲。
这段经历，让他对国家权力的体验，远不是停留在理论层面的抽象判断，而是浸透在肉身经历里的直接感知。
他亲身体会过三个国家的国家机器如何运转，如何逮捕人、判决人、关押人，如何用制度化的方式对人实施长达多年的剥夺。
这种体验，使他对"用国家来消灭国家"这件事，从骨子里就不信任。
马克思在这二十年里，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在布鲁塞尔完成了大量的理论写作，在1848年革命期间回到德国创办《新莱茵报》，随后被驱逐，辗转到达伦敦，走进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每天在那里工作十余小时，为《资本论》积累材料，将政治经济学研究推向系统化与精密化。
他的理论体系，在这二十年里，一层一层地建立起来，变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严密，越来越难以从外部找到突破口。
两条轨迹，朝着不同的方向延伸了将近二十年，然后在1864年的伦敦，再度交汇。
这一次的交汇，与1843年巴黎的初识相比，两人各自携带的分量，已经截然不同了。
【2】1848年至1861年：街头的炮火与监狱里的岁月
1848年2月，法国爆发了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随即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整个欧洲。
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匈牙利，几乎整个欧洲大陆都在这一年的春天燃起了革命的火焰。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场革命到来之前，已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1848年2月下旬在伦敦正式出版。
这份文献以清晰的语言写下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斗争纲领，在欧洲革命者圈子里迅速传播。
同年3月初，比利时政府驱逐了马克思，他经巴黎辗转回到德国，在科隆创办《新莱茵报》，以报纸为阵地投身德国的革命运动。
《新莱茵报》在1848年至1849年间成为德国革命运动中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马克思通过这份报纸持续发表政论，对各地的革命进展展开分析与评论。
在1849年2月到5月间，他多次在报纸上为巴枯宁的斗争公开发声。
巴枯宁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
1848年5月，他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首次泛斯拉夫大会，发表了关于构建斯拉夫联邦的文章，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会还没有结束，布拉格街头就爆发了起义。
巴枯宁没有犹豫，直接投身进去。
起义失败了，他撤到德国，继续寻找下一个出口。
1849年5月，德累斯顿起义爆发，巴枯宁再度加入，与当地革命者一同在街头搭建路障，和政府军对峙。
他在街头指挥防守，神情镇定，后来有人回忆说，他当时的状态，像是一个把生死置于度外的人。
这场起义同样失败了。
萨克森政府逮捕了巴枯宁，先判死刑，随后改判无期徒刑。
接着他被引渡至奥地利当局，经历了完全相同的程序——死刑，再改判无期徒刑。1851年，他被移交给俄国政府。
从1849年到1857年，巴枯宁在彼得保罗要塞和什利谢利堡要塞里，度过了整整八年。
狱中，他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了一份《忏悔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希望得到宽宥。1854年，他被转到什利谢利堡要塞继续服刑。
1857年，母亲的苦苦恳请换来了一纸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对于一个在监狱里服刑长达八年的政治犯来说，这已经是相当程度的宽宥。
但巴枯宁没有就此接受在西伯利亚终老的命运。
在流放地，他给家人写信，语气平静，从不提牢骚，只是陈述日常。偶尔提到身体，说还撑得住。
但他在等一个机会。
1861年6月，机会来了。他从西伯利亚出逃，沿阿穆尔河乘船顺流而下，抵达日本横滨，随后搭乘美国商船前往旧金山，横越北美大陆到达纽约，最终乘船抵达伦敦。
这段绕行半个地球的逃亡之旅，在欧洲流亡圈里引发了巨大的轰动。
1861年12月，当巴枯宁重新出现在伦敦的时候，所有人都震动了。
他在伦敦与赫尔岑重逢。赫尔岑拉着他的手，看了他很久，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巴枯宁笑着回答："死不了。关了八年，西伯利亚又待了几年，还是没死。现在回来了，还有事要做。"
他重新开始活动。
在伦敦与赫尔岑合作，为《钟声》杂志撰稿，持续开展针对沙俄专制制度的宣传。
他积极参与支援波兰起义的行动，为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筹集资金与武器，在流亡圈里迅速重建起自己的影响力网络。
1862年，伦敦举行了国际博览会，法国工人代表团的到访推动了英法工人之间的交流与联络。
欧洲工人运动在这一时期进入了新的复苏阶段，对于国际团结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在这个背景下，1864年9月28日，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圣马丁堂正式宣告成立。
马克思迅速成为总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承担起起草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的职责。
他在宣言里写下那句话：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情。
而就在同年11月，巴枯宁出现在了伦敦。
【3】1864年至1872年：第一国际内部的路线之争
1864年11月，巴枯宁与马克思在伦敦重逢，距离两人在巴黎初识，已经整整十六年。
马克思见到他，打量了一下，说："你比我想象中老得慢。"
巴枯宁哈哈大笑："监狱把人腌了，腌过的东西不容易坏。"
马克思后来在给恩格斯的信里提到这次重逢，说巴枯宁是他认识的人里，少数几个在这些年里非但没有退步、反倒有所进步的革命人士之一。
那一次见面，旧日的默契似乎还留着几分余温。
但这温度，没能维持太久。
巴枯宁当时没有立刻加入第一国际，他专注于意大利的革命活动，着手构建自己的组织网络。
1865年至1866年间，他在意大利建立了国际兄弟联盟，这是一个以无政府主义理念为方向的半秘密组织。
1866年，他写出《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在这份文件里清楚地提出了废除国家、构建不存在政府的社会的主张，并将这一主张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放在了根本对立的位置上。
消息传到伦敦，马克思对恩格斯说："他终于把话说明了。"
恩格斯说："迟早的事。"
马克思说："现在麻烦的，是他在意大利、西班牙那边的影响。那些地方的工人，更愿意听他的那套。"
1868年7月，巴枯宁加入了第一国际日内瓦支部。
同年10月，他创建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在第一国际内部开展活动，试图将无政府主义路线在协会内部推广开来。
两条路线之间的正面冲突，从这时起正式开始。
马克思的路线，核心是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参与政治斗争，夺取国家政权，通过政治权力改造生产关系，最终实现阶级的消亡。
这是一条强调组织纪律、政治权力和历史阶段性的路线，整个体系有着严密的逻辑链条。
巴枯宁的路线，核心是国家权力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工人运动不应当去夺取它，而应当直接将它废除。
任何形式的政治权力，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必然蜕变为对民众自由的压迫。
工人运动应当从基层的自治联合体出发，跳过国家这个中间环节，直接建立自由联合的新社会。
1869年9月，第一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瑞士巴塞尔举行。
巴枯宁在大会上提出将废除财产继承权列入议程。
他站在会场中央，对着与会代表说："只要继承权还在，财富的代际传递就会永远维持阶级的再生产。废掉它，才是真正动到了根子上。"
马克思一方的代表当即站起来反驳："废除继承权是表面文章。真正的根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生产关系本身。不通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改造生产关系，废继承权不过是隔靴搔痒，抓了表面，丢了根本。"
巴枯宁冷冷地回了一句："夺取政权？夺了再说。夺了之后，那些坐在权位上的人，还记不记得自己是工人出身，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会场里沉默了片刻。
这场争论没有决出胜负，但裂痕已经彻底公开化了。
1871年3月至5月，巴黎公社建立与覆灭。这件事，把两派之间的分歧推向了更深的层次。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高度评价巴黎公社，将其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伟大尝试，认为公社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权形式，为此后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巴枯宁看到这篇文章，写信给一个朋友说："马克思说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尝试，我偏说公社恰恰证明了我的判断。那些公社委员一坐上去，就开始搭建新的政府机构，和旧政府的区别，不过是名字换了，骨子里的东西并没有变。"
1872年9月2日至7日，荷兰海牙，第一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
这是马克思唯一一次亲自出席第一国际代表大会。巴枯宁因无法取得荷兰签证，没有到场。
大会经过激烈辩论，以建立秘密组织和分裂协会等罪名，将巴枯宁及其主要追随者詹姆斯·吉约姆等人开除出协会。
消息传到巴枯宁那里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口说："开除就开除吧。"
1872年9月15日，他在瑞士圣伊尔耶召开了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16日另立新的国际组织，与第一国际分庭抗礼。
两人之间长达将近三十年的来往，就此走到了彻底决裂的终点。
一年后，1873年，巴枯宁完成了《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他把这些年积攒下来的所有质疑，全部写进了这本书里，直接对准马克思理论体系最核心的命题，送出去了。
书流传到了伦敦。马克思读到了它，拿起铅笔，开始在书页的空白处落笔。
那些铅笔字写下的内容，远不是所有人预期中的那种针锋相对的辩护。
而是让每一个后来读到它的人，都久久陷入沉默——因为马克思在那些私密的页面上，选择了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当人们后来把那份手稿从文件堆里翻出来。
逐字读完之后，整个思想界陷入了一种始料未及的静默，因为没有任何人，事先想到马克思会把那些话，写在那些页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