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程述尧》词条 / 《带雨云埋一半山——记我的父亲程述尧》/ 《上官云珠之女惨死车轮下》/ 《上官云珠专题》/《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我父亲程述尧的命运悲情坎坷》/ 《上官云珠和她的五个男人》/ 《程述尧——三段婚姻，三个名女人，三次被辜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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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8月下旬，上海的暑气刚刚开始消退，大街小巷还带着那种闷热的黏稠感。
一个老人迷了路。
他从五原路的住所出门，只是想去附近买点东西，平常走过千百回的路，这一次走着走着就再也辨不清方向了。
他在南京西路一带转悠，脚步越来越乱，越走越往陌生的地方去，最后摔倒在一片建筑工地旁边，股骨头骨折，趴在地上爬不起来。
路旁的行人看了一眼，没有人停下来。
就这样，他孤零零地伏在地上，从白天呻吟到深夜，才被警察发现，送了回去。
家里的妻子开了门。
她没有问他倒在哪里，没有问他疼不疼，只是当着警察的面，扬声把他骂了一通，从头骂到尾，骂完转身进屋，门在身后合上了。
老人认不出眼前这个女人了。
这不只是老年痴呆造成的混乱。
这三十多年的婚姻，这个帮她奔走平反、帮她追回财产、在她入狱时独自扛下所有的男人——他已经忘了。
忘了，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
这个老人叫程述尧，1916年生于山东济南，1993年9月24日在上海病逝，享年76岁。
他这一生，娶过三任妻子。
头婚是黄宗英，二婚是上官云珠，三婚是吴嫣。三个女人，哪一个拿出来单说，都是那个年代上海滩的传奇人物。
黄宗英有"甜姐儿"之称，是话剧、电影两栖的当红女星；上官云珠1962年被推举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代表作从《一江春水向东流》到《早春二月》，无一不是经典；吴嫣出身复杂，却在上海的地下工作网络里混迹多年，交际能量不容小觑。
三个绝非寻常的女人，先后走进了程述尧的生活，又先后以各自的方式离开了他。
【一】山东济南出来的富家公子，在北京燕京大学爱上了话剧
程述尧的起点，在当时来说是很不错的。
1916年，他出生在山东济南一个家底殷实的商人家庭。
母亲在他出生后不久因产褥热去世，父亲随后续弦，继母性格温和，对程述尧并无亏待。
因为是家中长子，上下几代都对他格外偏爱，从小锦衣玉食，在那个年月里，已经是许多同龄人羡慕不来的条件。
他七八岁的时候，随父亲工作变动，全家从济南迁居北京，程家就此在北京扎了根。
程述尧在北京的教会学校念中学，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后来考进燕京大学，读教育专业。
燕京大学在当时与清华、北大并称北平顶尖学府，能考进来的都是有真本事的人。
程述尧在学校里的口碑很好，性格开朗，爱交朋友，外号叫"活宝"，走到哪里都热热闹闹。
他不是那种只会埋头苦读的书生，更大的精力花在了校内的戏剧活动上。
他加入了燕京剧社，开始接触话剧，一发不可收拾，从此把这件事当成了比专业课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了燕京大学。
就在那个冬天，程述尧与校内的进步教授、学生共二十余人，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关进沙滩北大红楼的地下室——那里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关押场所，被关押者经历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拷问审讯，每天活在威胁与折磨里。
后来靠着亲友多方斡旋，程述尧才得以被释放。
出来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回归平静的校园生活。
从那段被关押的经历里，他看见了时局的凶险，也看清了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1944年，他在辅仁大学完成剩余学业，正式拿到毕业文凭。
按照父亲的安排，他先去济南在教育部门做了督学，干了一年不到，实在憋得慌，放弃了这份体面职务，回到北京，凭着一口流利的英文，进入中央银行担任行长的英文秘书。
这份差事收入丰厚，是当时标准的铁饭碗，却也成了他从事话剧活动的经济后盾。
1945年，程述尧辞去了山东省教育厅的工作，彻底加入了话剧圈，把自己在中央银行的薪酬拿出来，组建"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
剧社的成员阵容相当亮眼：孙道临、于是之、卫禹平、丁力、黄宗江，还有黄宗江的妹妹黄宗英。
这些人里面，有几个后来在中国演艺史上留了名字，但那时候都还是年轻气盛的话剧爱好者，聚在程述尧在中央银行宿舍的家里排戏，吃着他出钱置办的饭，排他出资支持的剧目。
南北剧社的日子其实并不宽松。
运营经费全靠程述尧一个人垫，收入时有时无，演出场地也得靠关系借，出去"拜客"——也就是给当地警察局和主管部门送礼求关照——是常有的事。
但程述尧不在意这些，他就是喜欢戏，哪怕搭上自己全部的薪水也乐在其中。
就在这段时间里，他认识了黄宗英，然后做了他这一生里头一个、也是日后反复重演的选择——为一个别人不敢要的女人伸出手。
【二】头婚黄宗英：他娶了别人不敢娶的女人，却换来婚内出轨和一张好人卡
黄宗英进入南北剧社的时候，还背着一段沉重的过去。
1925年生于北京的黄宗英，家世不错，父亲是机电工程师，自幼受过良好教育。
1943年底，年仅18岁的黄宗英，嫁给了哥哥黄宗江的同学郭元同。
郭元同是个知识分子，但身体本就有问题，婚礼当天还需要人扶着才能完成仪式。
两人结婚仅仅18天，郭元同突发心脏病，离世了。
欢声锣鼓还没有散尽，黑纱已经戴上了。
18岁的黄宗英一夜之间成了寡妇，被婆家送回去，随信奉基督教的婆婆住在北平，整日郁郁寡欢，精神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那个年头，新婚没多久丈夫就去世，周围的人难免私下议论，说这个女人"命硬"、"克夫"，没人敢靠近。
程述尧通过黄宗江了解到妹妹的处境，主动写信与她联系，给她写安慰的话，帮她疏解心里的郁结。
日子久了，黄宗英从阴霾中慢慢走出来，1944年重返话剧舞台，在上海续演《甜姐儿》一百多场，名声逐渐回来了。
1945年，她加入了南北剧社，与程述尧朝夕相处，两人的关系从朋友走向更近一步。
1946年，程述尧不顾周围人说黄宗英是"寡妇""克夫"的声音，也不理会父亲的劝阻，正式向黄宗英求婚。
黄宗英后来在回忆里说，她当时答应他，是因为感激，因为他在她最难的时候对她最好，让她觉得嫁给这个人一定会很幸福。
但她也坦白，那不完全是爱情，更多是一种感激之情驱使下的一时冲动。
婚后，两人住在中央银行分配的宿舍里，程述尧把房间隔成三间，把黄宗英的母亲、哥哥黄宗江和嫂子全部接来同住，后来甚至连黄家的亲戚朋友来了也一起住。
他每天下班回来，还会给黄宗英买酱牛肉之类的好东西，在当时算得上难得的体贴。
黄宗英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他全力支持，从不干涉。
他给她的，是那个年代一个男人能给的最周全的照顾。
可黄宗英的心，始终没有完全落在这里。
1947年，黄宗英接到邀请，去上海拍摄电影《幸福狂想曲》，与她对戏的男演员是赵丹。
赵丹当时刚从新疆出狱归来，是上海滩最有影响力的男星之一，风头正劲。
两人在片场日久相处，感情迅速升温，黄宗英婚内与赵丹陷入了热恋。
这件事程述尧一开始并不知情，后来还是通过一些细节察觉到了不对。
《幸福狂想曲》拍完，黄宗英回到北京，把事情向家里坦白了。
她母亲和哥哥黄宗江都极力反对她离婚，但她心意已决。
程述尧一开始不同意，两人僵了一段时间，最后在黄宗江的从中斡旋下，坐下来把离婚手续办了。
1948年，两人正式分开，黄宗英随即与赵丹结合。
程述尧没有闹，也没有找赵丹算账，圈子里的人都等着看一场好戏，结果他不声不响地把离婚手续办完，还交代赵丹好好照顾黄宗英——这个让人抢走妻子的男人，他后来和他成了朋友。
更让人瞠目的是，离婚之后，黄母在没有别的住处的情况下，依然住在程家，程述尧照样养着，一声怨言没有。
黄家亲戚朋友遇到什么事，也还是习惯找他帮忙，他也还是帮。
就连程述尧的母亲，在办完离婚手续之后，还把黄宗英当初嫁进来时的陪嫁一一归还给了黄家，一分不差。
多年之后，黄宗英在回忆录里写到这段往事，说程述尧是个大好人，说他本可以恨她，说他给她的太多，自己给他的太少。
这话说得很诚恳，但对程述尧来说，却是一张他这辈子收到的第一张"好人卡"。
他是好人，可好人并没有得到好人该得的东西。
【三】南下上海，从金融界精英变成了兰心大戏院的副经理
与黄宗英离婚后，程述尧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心灰意冷，终究还是决定挪个地方。
1948年，他接受演员金山的邀请，南下上海，加入昆仑影业公司，担任金山的秘书，后来还在电影《大团圆》中出演了一个大少爷的角色——他那时候还不老，相貌周正，举手投足间带着一股北京人特有的儒雅劲，上了镜，观众反应还不错。
但他真正的人生转折，发生在1949年。
上海解放，原来由英国人管理的兰心大戏院需要接管，上海市文化局接管委员会文艺处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程述尧，让他去主持接收，并担任剧院副经理，负责日常运营。
兰心大戏院在上海的地位，不是一般的戏院可以相比的。
它创建于1866年，是当时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西式剧院之一，坐落在茅名南路，接待过无数大人物，也上演过无数经典演出。
能在这里担任副经理，程述尧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文艺圈里算是站稳了。
这个位置，也把他推到了遇见上官云珠的地方。
1950年初，全国妇联上海分会在兰心大戏院演出四幕话剧《红旗歌》，上官云珠在剧中饰演女工马芬姐。
这出戏连演了159场，程述尧因为主持剧院日常工作，与上官云珠有了长达几个月的频繁接触。
上官云珠早年见过大世面，历经多段婚姻，人情世故谙熟，但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她也正处于一种需要稳定的状态——她的第二段婚姻已经结束，独自带着女儿姚姚，一个人撑着。
程述尧了解她的过往，主动靠近，态度诚恳。
《红旗歌》演出结束后，他向上官云珠表明了心意，两人迅速确定了关系，1950年8月，正式成婚。
两段感情，两次婚姻，程述尧拿出了一个男人能有的全部耐性与包容，一次被出轨甩开，一次以宽容收场。
他的名字在那个文艺圈里，几乎和"厚道"这两个字绑死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没坏心，大家也都知道他对女人太好。
然而，第二段婚姻刚刚开始，日子还没来得及走稳，命运就已经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风暴。
1952年，一封举报信送到了主管部门，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指向程述尧——兰心大戏院副经理、上官云珠的丈夫、有两个孩子的父亲。
举报的内容，牵扯到他在义演中的账目。
这件事本身并不复杂，但放在当时那个政治气候里，它的后果却远超出一笔账目争议本身。
上官云珠当时正处于事业最高峰，片约不断，名声如日中天。
而当"贪污分子"这四个字落到程述尧头上的时候，她作为妻子的处境，就变得无比危险……
就在那一天，发生了一件让程述尧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忘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