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四渡》：绝处逢生 照见当下

四渡赤水所蕴含的精神，是绝境中不放弃的坚韧、困境中找方向的智慧、为信仰甘愿牺牲的担当，也正是这个时代需要传承和发扬的精神。

作者|阳光

编辑 | 丁宇

审签|黑玉红

四渡赤水的战争故事，很多人在课本里学过，在纪念馆里听过，那是一场容错率为零的生死博弈，也是一场被记入史册的、至今仍在被全世界军事专家反复推演的军事奇迹。

3万人对40万人、四次横渡同一条河流、几十场大大小小的战斗……这些数字背后，红军究竟是如何完成以少胜多的绝地突围，四渡赤水为什么是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又是如何在黑暗中艰难探索？在电影《四渡》中，这些问题都有它的答案。

2026年6月26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在全国上映，再现四渡赤水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经典战役。影片以极具沉浸感的叙事方式，全景还原了3万红军深陷40万国民党军“围剿”的绝境，清晰呈现了从被动挨打、步步危机，到灵活调度、反客为主的过程。电影不仅让观众看见毛泽东用兵如神的一面，也呈现了领导人在至暗时刻的内心激荡，以及青年红军战士们在寒冷、饥饿与牺牲面前的挣扎与抉择。

拍摄《四渡》的意义是什么？在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电影《四渡》出品人、总制片人于冬看来，意义早已超越电影本身。6月9日，于冬在贵州的全国首映礼上说：“《四渡》不仅是一部电影，更是一封从1935年寄往今天的信。信里写着：无论多难，都不要放弃。希望各位在观影时，都能收到这封跨越91年的信，也都能从中获取到勇气、智慧和力量。”

电影《四渡》告诉人们，四渡赤水所蕴含的精神，是绝境中不放弃的坚韧、困境中找方向的智慧、为信仰甘愿牺牲的担当，也正是这个时代需要传承和发扬的精神。

1983年，还是学生的于冬排着长队去看了老版电影《四渡赤水》，数十年后，他终于有机会将同一段历史用全新的影像方式搬上大银幕。

在他看来，很多年轻人对四渡赤水的了解还停留在课本上的文字描述或网络上的短视频解读。这样一场承载着民族智慧和精神力量的经典战役，在影视化呈现上还留有一些空白。他希望把这段历史用影像的方式接力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观众看到并记住这段历史。

对于这样一段真实的历史，找到合适的演员是项目筹备时的重要一环，《四渡》的选角以“神形兼备”为标准，每位演员都为角色做了充足准备。

当于冬第一次向演员刘烨发出拍摄《四渡》的邀约时，刘烨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在此之前，刘烨已经两次在大银幕上塑造过毛泽东的形象，一次是2011年的《建党伟业》，另一次是2017年的《建军大业》。15年间，这个角色他已经触碰过两次，每一次都竭尽全力，他对这段表演经历的总结不是越来越接近，而是越来越敬畏。

于冬读懂了刘烨拒绝背后的敬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这样说起这段经历：“他（刘烨）觉得不想再演这样的领袖人物，实际上是对表演有敬畏之心的。”于冬没有放弃，他给刘烨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用文字详细讲述了四渡赤水这段历史的独特性。那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真正的得意之笔，也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至暗时刻。他觉得饰演四渡赤水时期的毛泽东非刘烨莫属。

看完那篇“小作文”后，刘烨迫切地想和于冬聊聊。他对《四渡》的剧本非常好奇。于冬回忆，见面那天，刘烨的形象是消瘦的，打眼一看，他瞬间觉得“他就是《四渡》的毛泽东形象”。而对刘烨来说，四渡赤水这段历史本身的重量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能出演这个角色，是一个演员的荣幸。于是，他接下了《四渡》中毛泽东这个角色。

电影《四渡》里，有一个镜头是拄着拐杖的毛泽东，看着在困境中转移的红军战士，满目愤怒和悲怆。此时的背景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

从长征出发到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不同于《建党伟业》时身怀理想、寻找救国真理的有志青年，也不同于《建军大业》时期对中国革命前景有着清晰认知的毛泽东，《四渡》里的毛泽东正处在长征的至暗时刻，他的筹谋和忧虑，对刘烨来说，演绎的难度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

为了贴合长征中毛泽东的形象，刘烨做了大量功课。那段时期毛泽东正身患疟疾，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面容极度消瘦。于是刘烨减重近17斤，就是为了能在外形上更贴合毛泽东的形象。

但真正的表演是在形似之后发生的。那是影片开场，湘江血战之后红军主力人员损失惨重，毛泽东看到一面燃烧的红旗，他抓起红旗用手把火熄灭。刘烨在媒体采访时，回忆这个镜头的拍摄。当时拍摄现场很冷，下着雨，那场戏里道具师用打火机油，这种油着起火来极难熄灭，导致下个镜头给到他脸部特写时，手下的红旗还在烧。

低头是手上的疼痛，抬眼望去是红军战士的遗体，刘烨说那一刻他感受到了强烈的锥心之痛。那场戏拍完之后，刘烨第一次触摸到了湘江血战后红军的心情，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沉重和疼痛。“演员在演的时候如果没有这种感官上的刺激，是很难去体会失去那么多战友的那种痛心。”那一刻，红旗是红军的精神图腾，旗在希望就在、阵地就在。

梳理从《建党伟业》到《四渡》的15年，刘烨对三次演绎给出了自己的注解，前两次展现的是毛泽东追求理想信念中的那种力量，而这一次是在毛泽东极其困难的时期，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这里面有焦虑、有反思，甚至有过失望，但最终汇入的，是一条在绝境中仍然向前走的路。

监制刘伟强认为，刘烨在表演上把两个阶段的毛泽东分得很清楚，与《建党伟业》时不同，“他这一次是更收放自如的，他是用耐心去演戏的，他的眼神是完全能把状态传达出来的。”

与刘烨的归来不同，首次饰演周恩来的王雷是在完成一次全新的跨越。导演徐展雄看中的是他身上“儒雅与坚韧并存”的气质，恰好与长征时期周恩来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

通过妆造，王雷从外形上更像周恩来，而长征中周恩来留胡须的形象，为他的表演提供了鲜明的锚点。他希望，“通过塑造他（周恩来）的外部形象，走入他的精神世界，把他在长征期间对革命的信仰、对战友的友谊、对毛泽东的情谊，着重刻画到位。”为此，王雷设计了捋胡须的动作，成为角色在思考未来革命事业和我党未来走向的时候的表现手法。

王雷用相信、勇敢、赤诚这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四渡》中的周恩来，他相信能够胜利，勇于提出建议，对党、对人民有着甘于奉献的赤诚之心。

刘烨和王雷的年龄差跟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年龄差基本相当，这也让两位演员在片中的配合十分默契。“当很多人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时候，他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的人。就像戏里他提着马灯找我，这也是真实的历史。”王雷说，拍完《四渡》，他和师哥刘烨的友谊也更深厚了，“我们在戏里戏外都做到了。”

电影《四渡》中也有对青年红军战士的刻画，于适饰演的红军连长赵德发是一个原创角色，没有单一的历史原型，却凝聚了无数在长征路上浴血奋战的战士身影。于适用“承上启下”来定义这个人物，作为带兵打仗的连长，他在前线执行着领导的指挥战略，同时他也在长征途中不断感召新的革命力量。

于适在采访中说出对“承上启下”的理解，“承上，说的是赵德发是在前线冲锋的一名战士，一直在执行上级的战略；启下，说的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赵德发一直在发展新的革命力量，他在阿金这个小朋友的心中种下了一颗革命的火种，最后阿金也成为一名坚毅果敢的红军小战士。”

在于适看来，赵德发是有角色张力的，作为一个小团队的核心，他在士气低迷的时候，选择用动员词去鼓舞大家。在《四渡》的后半段，赵德发也有了一些思考，“他不再只是处在一个军人的状态里，这是这个角色的魅力。因为他很完整，不符号化。”

徐展雄觉得，选择于适这样的青年演员来出演《四渡》是重要的。翻看那段历史，很多红军的年龄都是二十出头，正是他们身上不畏牺牲、艰苦奋斗的红军精神，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于是就有了以赵德发为表达的普通红军的形象。

饰演赵德发时，于适满怀敬畏，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让观众看到当年千千万万平凡的革命战士，在缺衣少食、被重重围剿的困境里，依然怀揣不灭的信仰，用血肉之躯，扛起革命的希望。”

贵州是四渡赤水战役的主战场，也是电影《四渡》的拍摄地。

2025年，《四渡》剧组来到了贵州的螺蛳壳，导演徐展雄立刻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清晨，气温极低，整个喀斯特地貌的山上草木凝结成霜冻，大片的白色将山脊覆盖，冷冽中透出庄严，寒气萦绕在周围，一点儿一点儿地往人的身体里钻。

徐展雄在回忆时这样形容：“所有的林木和草都悬挂着非常美丽的、透明的、水晶一般的水滴。”他问随行的贵州朋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朋友告诉他是凝冻。

在这里，时间仿佛静止了一样，人的大脑会自动加入这场凝冻奇景的肃穆留白。他仿佛看到1935年，他站着的地方，红军也曾走过，螺蛳壳的凝冻那3万名红军战士也曾见过，也许有的人像他一样，也是第一次见到。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一句简单的话，只有实际亲临，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震撼。在贵州，徐展雄的身心和思绪与当年四渡赤水时的情景有了融合。

2025年1月，电影《四渡》在贵州开机，徐展雄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那就是全程都在贵州实景拍摄。“所有演员，包括主创在拍摄筹备期间重走了四渡赤水的路线，当年毛主席带领整个红军队伍是怎么走的，我们就是怎么走的。”

监制刘伟强在开拍前曾前往赤水河畔，走访四渡赤水博物馆、土城战役遗址。展馆中的作战地图、战士遗物，以及人员锐减后红军的奋勇抗争历史，都让他深受触动。他提出：“全体主创要带着敬畏之心进行创作，坚守历史底线。”

之所以会这样做，原因朴实但又真切，徐展雄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觉得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主创才能切身地感受到化不可能为可能，一个绝地逢生的传奇故事为什么会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发生，只有你去到当地才能知道，只有贵州这片土地才能孕育出这么一段传奇的故事。”

去年2月至4月，《四渡》在贵州实景拍摄时，精准匹配了当年战役的季节与气候，成功复刻出雾锁河谷、雨浸山路的真实战场环境。剧组经历了风暴、大雪、浓雾、凝冻。“有的演员因为在寒冷的天气中需要穿草鞋而被冻伤了脚趾，有的机器因为骤降的气温无法工作……但红军当年所经历的困难，是我们的百倍甚至千倍。”徐展雄在后来的回忆里这样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记录下这段传奇，而不仅仅是把它拍出来。

《四渡》共计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剧组足迹遍布茅台镇、土城镇、贵安新区、都匀、福泉等地。主创团队驱车1800公里，走访遵义会议纪念馆、娄山关战斗遗址等30余处革命旧址与纪念馆，从战马装备到战地工事，所有场景搭建和道具制作都严格依据史料，大到战役时间线、战术部署，小到部队徽章样式、战士服装质地，都逐一考证打磨，只为让观众在观影时能“穿越”回长征岁月，真切感受红军在群山间迂回穿插的艰难与壮烈。

土城古镇是一渡赤水的始发地。剧组在此实地取景，镜头将青石板蜿蜒千年的古镇老街收入画面。娄山关作为全片拍摄规模最大的战争重头戏，剧组专程前往战斗遗址实地勘景。拍娄山关战斗后毛泽东诵《忆秦娥·娄山关》那场戏时，剧组等了近一个月才等到一个大晴天。几百号人静静等待夕阳来临，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骑马出现在镜头中，“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从文字变成了影像。

在徐展雄看来，这场戏等得值，因为他早就想过，“一定要把这首词的意境通过镜头表现出来，它不是用AI什么的能做出来的。”

还有一场红军在茅台镇洗纱布的戏。毛泽东路过时看到洗过的纱布在空中飘扬，想到有那么多的战士为了胜利受伤、牺牲，他落下了眼泪。“在我的想象中，他看到那个纱布是成片蔓延而去，整个赤水河边都是用白酒洗过的纱布，他落泪了。那个场景我觉得应该也是非常写意的，所以一直期待有夕阳能够照耀到那一片片随风飘扬的纱布。”

拍摄期间，来自20多所学校的2000多名学生参与了多场戏的拍摄。“十几、二十岁的年纪，他们每天7点钟起床，换衣服、拿道具、听命令，其中有两个场景，路很泥泞，走路打滑，但学生们还是坚持每天去，没有人喊着要离开。”这让刘伟强很感动。

贵州天气复杂多变，在整个拍摄中，《四渡》剧组也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徐展雄记得有一天晚上，气温骤降，导致拍摄进度缓慢，好不容易在当晚十一二点完成拍摄，想要回驻地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的路都被霜给打住了，车子无法动弹，整个剧组就在桥上待了一晚上。

还有一场山头戏，刘烨和王雷、王志飞等演员在寒风中拍了整整4个小时。收工之后，刘烨已经“完全冻傻了”，而身边同组的演员曹炳琨随口说了一句话让他至今难忘，“我们才4个小时就已经完全受不了了，当年的红军战士是怎么过来的。”那些穿着单衣、踏着草鞋在贵州的寒夜里行军的红军战士，他们所承受的是真正无法想象的艰难。

《四渡》的最后一场戏，毛泽东的台词是：“我们渡过了湘江，也渡过了赤水，如今我们又要渡过金沙江。总有一天，我们还会渡过黄河，渡过长江，甚至越过高山大海。那个时候，整个中国一定会是新的景象。”

在徐展雄看来，四渡赤水这个故事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隐喻，“从这么一场战役，折射出了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乃至于我们整个国家，从那一刻开始到现在，一步一步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希望以这样的拍摄方法，让现在的观众也能感受到那种精神，“能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根儿是从哪儿来的，精神是从哪儿来的。”

如何让今天的年轻人看懂四渡赤水的复杂战术？徐展雄的答案是，不用俯视的视角去“教”他们，而是把他们“带进”战场里。

接到拍摄《四渡》项目的任务后，徐展雄一方面感到荣幸，另外一方面也产生了深深的焦虑。在各大社交平台上看了一圈，他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大量UP主用沙盘推演、地图动画、分步拆解的方式解读这场战役，讲得非常有激情、非常燃，视频动辄上千万播放量。这说明四渡赤水有天然的叙事魅力，年轻人不是不感兴趣，而是需要一个好的讲述方式。

但有一个问题始终让他困惑，那就是读再多的相关书籍，看再多的四渡赤水的视频解说和推演，都无法回答这一核心问题：奇迹确实发生了，但奇迹为何会发生？

真正让他找到方向的，是带着拍摄团队去贵州走了一遍。从遵义到土城，从茅台镇到娄山关，沿着当年红军行军路线实地踏访之后，那个困扰他很久的问题有了答案。在贵州多变的天气、复杂的地形和质朴的人民身上，徐展雄回到了那个艰难时刻，这也让他更深刻地触摸到了那段历史。

于是，在叙事结构上，《四渡》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徐展雄决定借鉴悬疑片的叙事手法，以四次渡河为天然章节，搭建出“一渡避实、二渡回师、三渡调敌、四渡突围”的清晰骨架。这个结构让复杂的战役变成了一条观众能跟得上的逻辑线。

和以往同类影片侧重高层视角的叙事不同，《四渡》采用了多维立体的叙事结构，跳出了非黑即白的脸谱化表达，给出了区别于传统战争片的视角选择。

《四渡》中，既有指挥层运筹帷幄的战略博弈，也有基层战士冲锋陷阵的热血细节，更有流浪儿阿金这样的普通人视角，让观众能从不同身份代入历史，而非站在旁观者角度听道理。敌方视角也客观呈现了国民党军的部署调度、派系矛盾与决策失误，让双方的博弈更有张力，历史也更显真实立体。

也就是说，《四渡》实际上刻画了两个视角：一个是刘烨饰演的毛泽东视角，呈现四渡赤水期间，他的谋略和战略部署；另一个视角，是于适饰演的普通红军士兵赵德发，他在前线如何执行毛泽东的战术。

对于这个处理方式，徐展雄的解释很直接，“观众和战士一样，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那种紧张感和代入感是传统叙事无法比拟的。”电影中，四渡赤水不再是一张已经得知结果的地图推演，而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生死博弈。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是“他们赢了”，而是“他们怎么一步步赢的”。

在人物塑造上，徐展雄接受采访时说：“对毛主席来说，那也是他人生中充满困惑、焦虑，甚至不知道往哪儿走的阶段。”影片要呈现的毛泽东，不是教科书里叱咤风云的军事家，而是一个在绝境中坚持摸索并最终走出来的人。

这种理念在苟坝会议这场戏中体现得最彻底。苟坝会议是四渡赤水战役中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面对敌军的围追堵截，还有党内同志的质疑，这时候的毛泽东有焦虑、有犹豫、有反思，也有失望。

这场戏的拍摄也让全组头疼。角色的台词量极大，一页纸的独白，刘烨需要在极度亢奋的状态下完成大段阐述。徐展雄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当时都觉得太难完成了，结果一开机他整个人就变了，那些台词就像他手里把玩的红豆一样噼里啪啦地爆出来。”为了拍好这场戏，主创团队专程到苟坝会议旧址走了一趟“毛泽东小道”，意外在周恩来住址附近发现了一条小河，于是有了电影里两人深夜在河边长谈的那一幕。

在拍摄技术上，影片也做了全新的视听尝试。通过微型沙盘搭配针孔摄像机的拍摄方式，让镜头跟随指挥者的手势“走进”山川河谷，直观呈现地形特点、兵力部署与战术意图。观众即便不具备军事知识，也能轻松看懂四渡赤水的精妙布局，理解“运动中歼敌”到底是怎么实现的，既满足了军事爱好者的细节需求，也降低了普通观众的观看门槛，真正做到了全年龄段都能看得懂、看得爽。

《四渡》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电影呈现的不只是战争史上的奇迹，更是红军战士们在极端艰难困苦中的心灵跋涉，看见青年红军战士们在寒冷、饥饿与牺牲面前的挣扎与抉择，看见革命先辈们在恐惧中学会坚韧、在困惑中校准方向、在悬殊的力量对比中突出重围。

而拍摄这场战役最珍贵的部分是让人们看到，在几乎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一群人是怎样咬着牙判断、试错、再判断、再往前走，最终把一条没人敢相信的路走通了。刘伟强认为，如果把“用兵如神”这个词解释给年轻人听，他会说：“神不是永远赢，是输了之后还能翻盘。”

91年后，真正值得被记住的是那份在不确定中仍然敢做决定的清醒和在重压之下依然能调整方向的韧劲。今天的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里遇到那个“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的时刻，而四渡赤水的胜利恰恰让人相信，黑暗中也能找到自己的渡口，只要敢划出那第一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