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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7月4日,詹姆斯·门罗在纽约市女儿家中因心力衰竭和肺结核去世。这位美国第五任总统曾试图撰写自传,但未能完成,因为他的妻子在前一年去世后,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
数千名送葬者挤满了纽约市狭窄的街道,目睹这位73岁老人的灵车缓缓驶向大理石公墓的家族墓穴。
他的死带来了一种许多人无法忽视的离奇巧合:门罗成为第三位在7月4日去世的总统和开国元勋。
五年前,在《独立宣言》签署50周年之际,长期好友兼偶尔对手的托马斯·杰斐逊和约翰·亚当斯也相继去世。
“托马斯·杰斐逊还活着。”据传这是亚当斯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市临终前说的最后几句话之一。他并不知道,他的朋友已于当天——1826年7月4日——在500多英里外弗吉尼亚州他心爱的蒙蒂塞洛庄园去世。
对19世纪初的许多美国人而言,这三位帮助创建并引导这个年轻美国的人去世的时间点,远非纯粹的巧合。
“我们的国庆日再次被这样的事件所标记,我们几乎不应将其归咎于偶然。”1831年7月8日的《波士顿旅行者报》写道。
“四位已经离开他们有用且光荣舞台的总统中,有三位在国庆日逝世,这一天,如果允许他们选择,他们很可能也会选它作为自己生涯的终点。”门罗去世次日的美媒写道。
脾气暴躁的亚当斯还描述了他为何坚持让杰斐逊起草初稿:
“杰斐逊提议让我起草。我说我不干;你来干。哦不!为什么你不干?你应该干。我不干。为什么?理由很充分。你的理由是什么?理由一:你是弗吉尼亚人,弗吉尼亚应该在这件事上领头。理由二:我惹人厌、遭怀疑、不受欢迎;而你则完全相反。理由三:你写得比我好十倍。’好吧,’杰斐逊说,‘既然你决定了,我会尽力而为。’”
亚当斯认为美国人会把7月2日铭记为从英国“解放的日子”。他在给妻子阿比盖尔的信中写道:“从今往后,在这片大陆的每一端,都应以盛况和游行、表演、游戏、运动、鸣枪、鸣钟、篝火和焰火来庄严庆祝。”
当亚当斯和杰斐逊在大陆会议中代表各自的州时,十几岁的门罗于1776年从大学辍学,参加革命战争,加入弗吉尼亚第三团,并晋升为中校。许多历史学家认为门罗是开国元勋中的最后一位总统。
亚当斯和杰斐逊活着看到了这个国家远远扩张到最初的13个州之外。亚当斯因心脏病去世时90岁。杰斐逊在去世前健康状况已持续多年恶化,享年83岁。
“人们以宗教的方式解读他们的死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国历史教授迈克尔·梅兰兹说,“这显然被象征性地视为早期共和国的诞生和成长。”
例如,1826年,马萨诸塞州众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波士顿发表了两小时的悼词,暗示他们的去世是上帝保护这个国家的标志。
“既然他们的生命本身就是天意的恩赐,谁不愿意在他们幸福的终结以及他们漫长的延续中,承认这是我们的国家及其恩人受到祂眷顾的证据呢?”韦伯斯特说。
宗教在19世纪初许多美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是一个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的时代,大约在1820年代末和1830年代初兴起。那个时代的许多美国人自然而然地从亚当斯、杰斐逊和门罗去世的时间点中看到了宗教意义。
尽管学者们通常对分析无法解释的现象持谨慎态度,但历史学家玛格丽特·P·巴廷在2005年探讨了亚当斯和杰斐逊同一天去世背后的意义,提出了六种可能性:
她说,这些理论都缺乏历史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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