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一群伊朗人迁入中国，改姓后在甘肃定居，如今已达170万

2019年秋天，临夏老城区一片拆迁工地上，挖机铲斗碰到了一块硬物。师傅熄了火，跳下来扒开碎砖，是一块半埋在土里的石碑，碑面坑坑洼洼，用水冲了几遍，正面三个汉字勉强能辨认——“马公墓”。翻过来，背面刻的却是另一种文字，笔画繁复，工地上的技术员一个都不认识。后来文物所的人来了，说这是波斯文。

这块碑的主人大概不会想到，八百多年后，他的后代在临夏开着面馆，蒸花卷，炒拉条子，讲一口河州话。更不会想到，他一族后人已经从当年那一小支队伍，繁衍生息到了一百七十万人。这个数字，比现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人口的三分之一还要多。

第一个发现那些家谱秘密的人，叫王永福，临夏本地人，在城关小学教语文。那是1982年夏天的事。他外公姓马，老街坊，做了一辈子石匠，活到九十六岁，临走前从炕洞里摸出一个油纸包，里面裹着一本棉纸手抄本，纸页发黄发脆，边角被虫蛀得七七八八。外公把纸包塞给他，只说了三句话：不许给外人看，咱家虽然姓马，但马不是原本的姓，等你儿子长大了再告诉他。说完第二天就走了。王永福翻开那个本子，里面全是弯弯曲曲的波斯文，他一个字也不认识。

这本家谱在他家抽屉里锁了三年。后来一个在西北民族学院做研究的回族学者叫马通，从兰州来临夏做田野调查，听人说起这件事，专程找到王永福。借来一看，当天晚上就坐不住了。家谱上记录了从波斯东迁到临夏定居的完整世系脉络，一页一页翻过去，是一个家族八百年的生死迁徙。

后来文物普查发现，临夏这边藏着类似家谱的人家不止这一户。大河家镇有一户马姓人家藏着的东西更特别，除了家谱，还留着元代敕封先祖的文书残片和一枚铜印，铜印上刻的也是波斯文。这些藏了几百年的老本子，过去谁也不敢往外拿，压在炕洞底下、藏在房梁上头、裹在旧衣服里，一代传一代，传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把最大的秘密压在自己的姓氏下面，在最显眼的地方藏了起来。

大规模迁徙发生在蒙古西征之后。

公元1253年，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从蒙古高原出发，率领十几万蒙古骑兵一路往西打，翻过兴都库什山，穿过波斯高原，一直打到了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1258年攻陷巴格达，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被裹在毯子里踏死在马蹄下。旭烈兀在波斯建立了伊尔汗国，领土覆盖了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土耳其东部和高加索地区。

蒙古骑兵打仗有一条规矩：攻城之前先劝降，开城的不杀，抵抗的杀光。唯独对三种人留命——工匠、学者、神职人员。有手艺的被编入“匠军”，懂天文历法的被收进官署，会写字的被安排做文书。这些人，战后被整批整批往东边送。旭烈兀从中亚和波斯征调了数万工匠和学者，编入蒙古西征军的后勤体系，随军东归。伊尔汗国建立之后，多次派遣使团和人才队伍前往元朝大都朝贡，这些人从大不里士出发，一路往东，走呼罗珊，过撒马尔罕，翻帕米尔高原，进天山南路，走河西走廊，最后抵达元上都或者大都，全程超过一万公里，很多人在路上走了一年多。

就在这条漫长得几乎看不到尽头的路上，一部分人没能走到终点，倒在了帕米尔的雪峰下和塔里木盆地的沙漠里。走下来的人，走到河西走廊的时候，也差不多明白了，这一辈子，大概再也回不去了。

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定都大都。他把帝国境内的臣民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色目人包括中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政治地位仅次于蒙古人，高于汉人。朝廷给他们减免赋税，准许经商，可以在各地自由流动。这批从伊朗高原远道而来的波斯人被分到了好几个地方，有一支走到河州就停了下来。河州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南边挨着甘南草原，西边通着青海，北边连着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东段的重要节点。元朝在这里设了驿站，需要人驻守和管理。这批波斯人就此留了下来，娶妻生子，盖房开铺，落地生根。

刚来那几十年，这批人的日子过得不算差。按照元朝制度，色目人可以担任地方官职，河州的达鲁花赤——就是地方最高长官——有相当一段时间都是由色目人担任。临夏老城南关一带当时就是波斯人的主要聚居区，沿街开出来的店铺卖香料、玉石、皮毛和西域药材，清真寺一座接一座盖起来，经堂教育的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萌芽。集市上波斯语和汉语混着说，炖羊肉的香味飘在巷子里，和德黑兰大巴扎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但好日子只维持了不到一百年。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元顺帝从大都北逃，明朝建立。洪武元年朱元璋就下了第一道命令：禁胡服、禁胡语、禁胡姓。法令下得毫不含糊，所有留在中原的色目人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改用汉字单姓，不得再使用原来的非汉语姓氏。地方官府开始逐户清查，让所有非汉族家庭限期报备改姓。河州的波斯人一下子被推到了命运的岔路口。要么放弃一切躲进深山老林，缺粮少药，熬不过去就是灭门；要么改头换面，把自己变成“本地人”，用汉字当姓，说汉话，穿汉服，考科举，做买卖，只在关起门的时候悄悄守住一点祖宗留下的东西。

绝大多数人选了后者。

改姓这件事，他们用的是极其高明的方法。波斯名字大多是复合结构，有的开头是固定音节，有的结尾是固定音节。比如穆罕默德的第一个音是“穆”，在汉语里和“马”的发音非常接近。马这个姓在中原文化里是个好姓，将军骑马，状元跨马，骏马奔腾，忠厚耐劳，谁都挑不出毛病。临夏这边，姓马的人最多，排在第一位，占到临夏回族总人口的将近七成。这些马姓家族里，有多少是穆罕默德的后人，恐怕只有那些藏在炕洞里的波斯文家谱才知道。

其他波斯名字也各有各的改法。哈桑的开头音是“哈”，就改姓“海”。侯赛因开了个头，改成“虎”，有人说虎字太凶，就改成同音的“胡”。伊斯玛仪前头取了“伊”，后头取了“赛”，有些家族干脆取尾巴那个“丁”当姓。还有的人不取发音，取祖籍。撒马尔罕来的姓撒，布哈拉来的姓布，从设拉子来的，发音念久了演变成了“喜”。这种藏法，外人看着就是个普通汉姓，同族的人一听，就知道你的根在哪座城市。到明朝嘉靖年间，河州的改姓已经基本完成。翻开那时候的户籍册，完全看不出这群人跟波斯有什么关系。他们考科举的考科举，开商号的开商号，明清两代临夏出了不少举人秀才，姓马的占了绝大多数。

对外改得越彻底，对内就守得越紧。改了姓以后，河州这群人把波斯文的家谱写得更认真了，一本接一本往下传。清真寺的数量不降反增，从南关慢慢扩展到周边乡镇，经堂教育在这个时期开始系统化，六七岁的孩子被送进寺里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念经、识字、学教义，这套体系一直运作到清末民国，从来没有中断过。所以那些波斯词汇、发音习惯和思维表达方式，虽然在外面不说，但在最核心的生活圈子里一代代传了下来。

临夏方言里至今还嵌着不少波斯语的碎片。当地回族人管“美好”叫“侯西”，直接从波斯语过来的。常说的“乃玛子”，原本也是波斯词，不是阿拉伯词。老一辈人随口说的这些词，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来源，只说祖辈都这么讲，他们也就这么讲。跟吃的有关的东西就更多了。临夏人家家都会炸的馓子，名字直接来自波斯语，和今天伊朗人餐桌上摆的油炸面食做法几乎一致。去临夏的馆子点一碗炖羊肉，做法和伊朗传统的炖肉异曲同工，都是大块带骨羊肉，只放盐和几味简单的香料，小火焖上大半天，端上来肉烂汤白。八宝盖碗茶里加干果、枸杞、桂圆和冰糖一起泡的喝法，也是从波斯传过来的饮茶习惯。伊朗人喝茶加糖加干果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萨法维王朝以前，沿着丝绸之路走到河州，变成了临夏人茶盘上的标配。

妇女头上戴的盖头，绿、黑、白三种颜色对应未婚、已婚和老年，这套规矩在伊朗高原的某些传统社区里也有类似的区分方式，颜色的象征意义和年龄层级的对应关系基本一致。临夏砖雕在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工艺精湛闻名，画面构图讲究花繁不见骨，缠枝纹和几何纹组合缠绕，留白极少。这种审美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波斯萨珊王朝的建筑装饰风格，那种拒绝留白、用繁复几何纹填充每一个空隙的执念，隔着八千公里和八百年，被一刀一刀刻进了河州青砖里。

比砖雕更不起眼、也更有韧劲的，是保安腰刀。保安族是临夏特有的少数民族，人口不到两万，但做出来的腰刀在西北家喻户晓。刀身中间那一道波浪纹——懂行的人叫水纹——是反复折叠锻打几十次甚至上百次才打出来的。这种工艺不是中原传统的锻造技法，它和伊朗的乌兹钢工艺一脉相承。乌兹钢就是大马士革弯刀的核心材料，当年波斯工匠把这一套折叠锻打的技术带到了东方，落地生根，一路传到现在的积石山脚下，传到保安族铁匠铺里烧得通红的炉火前。打刀的师傅大多说不清这手艺的源头在哪里，只知道爹这么打，爷爷这么打，爷爷的爷爷也是这么打。

在声音上留存的痕迹，藏得更深。临夏有一样东西叫“花儿”，是当地回、汉、东乡、保安、撒拉几个民族一起传唱的民歌，旋律高亢苍凉，真假声切换的时候有一种很特别的滑音，听起来和中亚波斯传统音乐的唱法如出一辙。歌词里也常常蹦出波斯语过来的词。唱的人多半不知道那些词的来历，调子就那么一代一代传着，一嗓子喊出去，八百年前的余音就混着黄土高原的风散在了山沟沟里。

前些年临夏老城区整治的时候，施工队在一条老巷子下面挖出了那块元代的石碑残片，上面有几行模糊的波斯文。这块石头现在收在临夏博物馆里，配了一张小卡片，只写了出土时间和地点，没有更多介绍了。刻碑人的后代，也许现在就住在临夏的某一条巷子里，姓马，开一家清真面馆，每天清早起来和面蒸花卷，中午炒拉条子，下午切牛肉，忙得脚不沾地。对一千年前祖先翻过帕米尔高原、走过河西走廊、最后落脚河州的往事，也许听说过一点，也许一无所知。也许他家的炕洞里也藏着那么一本破旧的波斯文手抄本，纸页发脆，边角虫蛀，等着某一个夜晚，传给下一个愿意打开它的人。